記得以前歷史課上到關於明清時期時，第一次接觸到“閉關鎖國”這個術語，不管是教材上還是歷史老師都告訴我們“明清之所以弱小於西方世界就是因為採取了閉關鎖國”政策，當時感到非常的惋惜和憤恨，既惋惜於明清時期我們國家錯過了發展的機會，也憤恨於明清統治者的“坐井觀天”和“夜郎自大”。
不過，隨著自己對歷史有了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突然發現所謂的“閉關鎖國”其實只是一個偽命題看，這個國家採取的就是標準意義上的“閉關鎖國”，“和之國”完全斷絕了人民以及國家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只有少部分擁有特權和特殊手段的人才能進入“和之國”。
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政策
明朝的“閉關鎖國”政策
“閉關鎖國”是一個歷史術語，它並不是現實存在的政策
實施海禁和修建明長城。
，幾乎可以說明朝從建立到滅亡都沒有停止修建長城的工程，其歷史背景是：
第一階段是明朝建立後為了加強邊境防務，以及防範殘餘的北元勢力侵邊。第二階段是配合朱元璋北伐而修建，以便屯軍之作用，在永樂年間也有所擴建，這一階段的長城主要是為了配合北伐蒙古的需要而建設，轉為保守的防禦，土木堡之變以後轉為完全的保守政策，
長城的修建是防範北方遊牧民族
可見，明朝統治者修建長城並不是為了“鎖國”，它是作為一種軍事手段而存在，在北方遊牧民族幾千年來不斷侵擾邊關的歷史背景下，明朝統治者加強對邊境的控制和防範，嚴格控制邊民的貿易和往來。這其實是歷朝歷代的一貫做法，也是中原和北方遊牧民族幾千年來衝突不斷的歷史遺留問題。
當時明朝沿海最大的隱患就是倭寇，這些在日本國內鬥爭失敗的勢力不斷到明朝沿海地區進行走私活動以及搶掠行為，既是為了防範倭寇侵擾，也是為了防範元朝的海軍餘黨同外界勾結。
“海禁”並不是明朝的創造，早在元朝時期就已經開始斷斷續續的實施，《元史·卷九十四》記載：
二十三年，禁海外博易者，毋用銅錢。二十五年，又禁廣州官民，毋得運米至占城諸蕃出糶……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蕃……延祐元年，復立市舶提舉司，仍禁人下蕃，官自發船貿易……七年，以下蕃之人將絲銀細物易於外國，又並提舉司罷之。
“海禁”時期“片板不許下海”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中總是因為政治原因，但禁止的其實只是民間貿易，官方貿易還是在進行。這一點在明朝時期的“海禁”也是一樣的，即“禁民不禁官”，而這種“海禁”政策可以追溯到宋朝宋太宗時期。
明朝到了隆慶年間才廢除了“片板不許下海”的禁令，但所謂的“隆慶開關”實際上更像是一種試點工程，明朝僅僅開放了福建月港一處小港口，不過明朝統治者儘管僅僅開放了這一處港口，卻讓海外貿易變得極為繁榮起來，使得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白銀流入中國，應該說明朝沒有繼續擴大海外貿易和認識到這其中的巨大好處是十分可惜的。
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
清代由於本身是滿人起家，所以在北方基本維持了穩定的局勢，清代的“海禁”在早期較之於明代要更為嚴厲。清朝統治者為了防止沿海居民和以鄭成功為代表的反清勢力聯繫，順治年間下達了“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的“海禁”命令。
另外還出臺了“遷海令”，命令沿海各省居民內遷30~50裡，這一舉措不可否認的給沿海各省帶來巨大的損失和痛苦，使得沿海各省在幾十年裡經濟凋零，漁業廢弛。
清朝版圖
不過，隨著康熙繼位，以及鄭成功勢力被消滅，清代便解除了“海禁”政策，開放閩、粵、江、浙四處港口，民間海外貿易被允許，通往南洋、日本的貿易也被允許，應該說康熙皇帝在明清兩朝中是對海外貿易認識最為清醒的一個皇帝。
這一狀態一度持續三十年，儘管晚年的康熙又下達了南洋禁海令，但其它通商口岸依然如初，到了雍正時期，南洋禁海又被廢除。康熙年間，在廣州設立專門和西方人進行貿易來往的十三行，廈門也開設有洋行，並且開闢澳門、舟山作為海外商人的中轉和居留地。
應該說康熙年間的海外貿易極為的繁榮，達到了歷朝歷代的高峰，到了雍正年間由於出海貿易的人往往都在南洋定居，少有回來者，清廷擔心這些人聚海作亂，一度又下達南洋禁海令，後又廢除。但港口依然開放，及至乾隆年間，由於“洪仁輝事件”
清廷由此進入“一口通商”時期，並且禁止官方和洋人進行直接貿易，轉而委託十三行作為代理人，但進入“一口通商”以後，清廷的海外貿易反而更加繁榮，四口通商時期到華經商的船隻尚只有312艘，乾隆關閉其他三處後，從1758年到鴉片戰爭前卻有5107艘之巨。
“一口通商”期間繁榮的廣州
不過，儘管貿易呈現繁榮，但也是在“一口通商”期間，清朝逐漸收縮政策，不再接著和洋人進行貿易接觸，在政治上對西方各國懷著警惕和牴觸的心理，業也因此，清廷逐漸喪失貿易的主動權，最終引發鴉片戰爭，只能被動的打開貿易大門。
對於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政策不可否認的是它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自身的弱小，但“閉關鎖國”政策本身就是為了穩定邊境以及政治穩定的一種手段，就像一個果農把自己的園子圍起來防範強盜和小偷，果農本身可以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但強盜和小偷垂涎園子裡的水果，就用各種手段迫使果農打開園子大門，果農不願意，強盜和小偷就造了各種武器迫使果農打開大門，並進來哄搶。
那麼我們難道能夠說果農不開門是他的錯嗎？可見，“閉關鎖國”政策本身沒有錯，問題是出在當時的統治者處於一個封閉的環境裡，沒有認識到外界發生的巨大變化，而這種“固步自封”的思想觀念本身就是幾千年來中原文化對所謂“夷戎蠻狄”等外族文化的抗拒和蔑視導致的結果。
而“閉關鎖國”則是這種文化心理所體現的手段，然而隨著世界文化的交流越來越頻繁和密切，“閉關鎖國”顯然已經不適用於當時的環境，最後難免只有被動承受被打開大門的命運，而中國人從此對文化的自信和優越感也隨著近代屈辱史轉變為一種對文化的不自信和唾棄。
可見，一部分中國人“崇洋媚外”的心理正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下導致的，然而在數百年前，所有的洋人都屬於“夷戎蠻狄”的行列，又怎麼會出現現今“三女伴夷”的教育之奇恥大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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