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驥(1377—1460)，字尚德，明代束鹿縣西呂村人。永樂四年進士，始為兵科給事中，後任山西按察司副使，宣德年間任兵部右侍郎，正統年間奉旨整理甘肅邊務，洪熙元年為順天府尹，後任兵部尚書，因軍功封靖遠伯。
明朝文臣因軍功封爵僅有三人，王驥是明朝文臣封爵第一人。天順年當朝首輔李賢說：“本朝之制文臣不許封爵邑，自洪武以來蓋百年於茲矣。文臣有武功而封爵邑者，始一人焉，靖遠伯王公是已。”繼王驥之後是成化年間的王越，兵部尚書，總制大同及延綏甘寧軍務，三次出塞收取河套地區，因功封威寧伯。最後一位因軍功封爵的文臣是王守仁，亦稱王陽明，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亂軍功而被封為新建伯。三人中王守仁名氣最大，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其學術思想傳至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立德、立言於一身，成就冠絕有明一代。明代文學家、史學家王世貞說：“以戰功得者僅三人……皆王姓，威名皆盛於諸伯，大奇大奇。”只是王世貞沒有料到，五百年後為王驥寫傳的人也姓王，這是一個小寫的王。
傈僳族“下火海，上刀山”，只為紀念王驥
王驥就任兵部尚書期間，因麓川之亂，親率15萬大軍三次徵麓川，令明朝天下震動，對雲南邊地的影響也極其深遠。滇西傈僳族、景頗族聚居區以及中緬邊境地區各民族將王驥與諸葛亮並列神界。民國滇緬界務委員會調查專員尹明德在《雲南北界勘查記》中記載：“江心坡、茶山並枯門嶺野人山(今緬北克欽一邦)一帶，土人最信服諸葛武侯及明靖遠伯王尚書驥二人，尊之為神，每祭祀必先之，然後及於他神。因土人(傈僳族、景頗族等)極崇拜王尚書，奉之為社，視其營，非先祭不可。”
祭祀活動的主要內容就是下火海、上刀山。20世紀20年代，英國傳教士與國民政府勘查員對下火海、上刀山進行追蹤調查，記錄下來的儀式與當下無二。騰衝傈僳族刀杆節起源於明朝中期，也就是王驥三徵麓川之後，其實就是對王驥徵麓川戰役的模擬。傳說是因外敵入境殺人放火，鬧得百姓不得安寧，兵部尚書王驥將軍領兵來到邊疆設了“上八卡”“中八卡”“下八卡”，連上盈江、隴川，有七十二卡，還修了不少城堡，騰衝就修建了“木城”“石城”“水城”三個城堡。王驥將軍率領士兵們同當地的傈僳群眾一起把守，邊疆才得以安寧，老百姓才過得成日子。
然而，朝廷裡的奸臣妒忌王驥，誣陷王驥在邊境練兵是意圖謀反，皇帝聽信讒言把王驥召回，在二月初八為王驥接風的酒席上奸臣在酒裡下毒鬧死了王驥。王驥的陰魂上了天成為“白馬將軍”，他牽掛著傈僳人是否平安，傳信給傈僳人說，二月初八你們下火海、上刀杆，就可以保平安了。傈僳人於是就用72鋼把刀紮成刀杆，象徵72個關卡。刀杆上綁出3個剪刀口，意為人有生、病、死三個緊要關卡，“阿塔登尼扒”跨過三個剪刀口是替黎民百姓跨過人生三大關。騰衝猴橋、滇灘、明光等地傈僳人在三崇祠進行下火海、上刀山儀式，表達的就是對王驥的紀念和崇拜。
怒江州傈僳族上刀杆的起源卻有不一樣的傳說：有一年，怒江邊的傈僳村落瘟疫肆虐，神託夢給村裡的頭人，說是後山懸崖上的惡魔作怪，只派人踩著刀子連接成的梯子爬上懸崖，殺死惡魔，村民們才能得救。於是，人們將自家用的刀子拿出來拼湊成了刀梯，一年輕人自告奮勇爬上刀梯與惡魔搏鬥，年輕人也因此犧牲。為紀念這位勇敢的年輕人，人們就在每年的這一天相聚在一起，舉行上刀杆活動。不只是傈僳人，六庫魯掌的彝人也有完全相同的下火海、山刀山活動，是傈僳與彝共創、共享的區域文化。2006年魯掌“傈僳族刀杆節”申遺成功，“傈僳族刀杆節”的區域屬性與民族屬性法定化，完成了從區域共享節日到“傈僳族刀杆節”的轉變。
事實上，王驥“三徵麓川”整個戰役過程與後來屯兵守關，都有邊地少數民族包括傈僳人的參與。據水城麻氏家譜記載： “先祖諱谷寶……清康熙四年(1664)遂率其子遷徙騰越，深受地方紳賢關照，委於邊關鎮守。公定居滇灘橫山，以狩獵刀種維生，克勤克儉，忠於職守，深受地方政府褒揚。其長子文生，次子文廣，三子文春均圓滿立家，遂定居瑞滇、明光、緬甸等地，傳至二世之時，除留居滇灘、明光外，各分支均先後遷居保山、龍陵、德宏、臨滄等地。”水城傈僳族麻氏，原本是住在瀘水一帶，後被招到騰越來鎮守邊關，就地生根繁衍發展壯大起來，也將刀杆節這種民俗一併帶到新的遷徙地。
因傈僳人參加了三徵麓川戰役，後又參與鎮守邊關，王驥是徵麓川明軍的最高統帥，也是參戰傈僳人的最高統帥，是他們心目中的神。三徵麓川后，明軍中有將士或屯田或留鎮滇西，他們懷念自己的最高統帥，當邊地各少數民族特別是傈僳人祭拜心目中的神，將傳統的刀杆節演繹成紀念三徵麓川的兵部尚書王驥，與明軍留鎮將士是一拍即合。於是在三崇神祠舉行下火海，上刀山儀式給王驥祝壽，是留鎮當地的明軍將士和傈僳族群眾對王驥的共同懷念。
就水城三崇神祠來說，因留鎮滇西的明軍將漢族神祗帶到當地，中堂供奉有主神王驥(白馬將軍)，左神金花小姐，銀花小姐，是王驥的兩個女兒;右神火龍太子，是王驥兒子，左偏神是楊宗保，也稱鐵神將軍，右偏神是王驥姑爺，稱木神將軍，除楊宗保這個鐵神將軍外都是王驥的家人。而左偏殿供奉的是土地神、山神、武財神;右偏殿供奉的是感應尊神，左神武判官，右神文判官，這些都是漢族文化中的神祗，三崇神祠因而是由漢文化與傈僳文化共同構成的信仰空間。其中白馬將軍王驥及火龍太子、鐵神將軍、木神將軍被上刀山的傈僳“阿塔登尼扒”當作“保護神”，二月初八上刀山是給王驥慶生。
不可否認的是，刀杆節明顯具有傈僳“族性”，傈僳族是“刀杆敢上、火海敢下的民族”也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下火海，上刀山”已然是傈僳最為重要的文化符號，王驥三徵麓川這段歷史也因傈僳族刀杆節在滇西各族人民心中留下深刻的歷史記憶，永遠不會淡忘。
雲龍白族奉王驥為本境土主，稱其是經濟復興之神
除了騰越地傈僳人將王驥奉為神，大理白族地區也將王驥奉為“本境土主”。本主是以各村寨為單位，由村民推崇的神祇，它是以白族傳統的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為基礎，雜糅了儒、佛、道的文化內容而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信仰。為搞清楚緣由，我們曾前往雲龍縣諾鄧村進行調查。
雲龍縣諾鄧村現在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歷史上以產鹽出名，歷經唐、宋、元、明、清、民國，經濟繁極一時，曾是滇西地區的經濟重鎮。三崇廟就在諾鄧村西北面的山坡上，我們去時正遇著一戶人家在三崇廟給滿週歲的孩子過生日。所有的儀式都在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指導下進行，這個男人是管理三崇廟的，凡有人到三崇廟進行祭祀，都由他幫助完成。他與村裡人沒什麼兩樣，沒穿僧衣也沒有道袍，這也許就是三崇廟的特點，非常的世俗化了。
管廟的說，王驥在這裡被封為“三崇神”，封號是“三崇建國雞足佑民皇帝”，整個雲龍縣境內都崇拜三崇神。諾鄧《三崇誥》裡記載：“崇山聖景，雞足靈峰。唐代出生，能以孤忠扶國運;明時顯聖，恆將至德裕民生。與物為春，澤沛彌變恢眾志;代天宣化，扶良除暴察輿情。功標北闕，位鎮西南;崇山護國，位列真君。敕封三崇建國雞足佑民皇帝。”管廟的解釋說：“三崇老爺王驥是唐朝人，來雲南平蠻，平到漕澗那個地方，被當地人在羊肉裡下藥給鬧死了。有天朱元璋在花園裡閒，看見有一個穿金甲的武將金光閃閃地從天而降，朱元璋知道他已經成神了，就問他犧牲在哪裡，那武將說犧牲在雲南。朱元璋說一定要敬奉你，說完這個金人就不見了。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就問雲南哪一座山最大，哪個廟子最大，最熱鬧?人們就說雞足山最大最熱鬧，所以就封那個武將為三崇雞足建國佑民皇帝了。”
其實，“三崇神”最初指的是雲龍舊州以西三崇山的山神，與王驥並沒有直接關聯，這與怒江州刀杆節的起源最初與王驥並沒有直接聯繫相類似。只是後來與唐朝徵南先鋒費德暗產生了關聯，再後來又與王驥聯繫在一起，是王驥取代了費德暗，是山神向費德暗再向王驥過渡，體現出三崇神與雞足山神的淵源與聯繫，最終使王驥在雲龍白族地區得到了一個疊加了諸多文化信息的封號——“三崇建國雞足佑民皇帝”。王驥的形象也完成了從凡人走上神壇、歷史人物向宗教形象轉化的過程。
這也符合中國祭祀固有的標準：“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很顯然，王驥平定邊疆的功績無疑是符合這一祭祀標準的。雍正《雲龍州志·風俗》中記載：“凡病者，酬神必宰豬羊，備燒酒紙錠，延巫曰香童者數人，歌舞以樂神……牲醴必先嚐，然後敢祭。相傳三崇為漢將，於漕澗中夷毒，故祭如此。然靈應甚著，禱者無虛日。”說明清初就已有三崇信仰，主要是為病者祈禱，因非常靈驗受到當地人的崇祭。
關於王驥的死，雲龍民間說王驥死在漕澗，原因是三徵麓川時王驥屯兵在漕澗嘎窩，要在那裡紮營築城，當地人擔心築城會佔去他們的田地，就在獻給王驥的羊肉中放了毒藥，毒死了王驥，這與正史完全不同，卻與騰衝傈僳族地區流傳的王驥是被朝廷毒死的大同小異。
王驥為何倍受雲龍白族地區的崇拜呢?原因就在於明朝時期，雲龍經濟以鹽業為主，主要銷售地是怒江以西的廣大地區，包括麓川宣慰司所在地直至緬北。嘉靖年間的《大理府志·市四》就有“白井之鹽，專行大理;五井之鹽，專行永昌”之說，光緒《雲龍州志》則更詳細地記錄了雲龍鹽井的行鹽區域以及銷量：“保山縣大建月行銷40000斤，小建月行銷38667斤;騰越州大建月行銷30000斤，小建月行銷29000斤;永平縣大建月行銷7000斤，小建月行銷6767斤。”麓川叛亂使雲龍鹽銷路受阻，雲龍經濟因此受到極大損害。王驥平定麓川，邊疆穩定，一度滯銷的雲龍五井之鹽重新獲得了市場。雲龍人於是推崇王驥為本境土主，封王驥為經濟復興之神，封號是三崇建國雞足佑民皇帝，職能是發展鹽業並消除疾病，是雲龍全境的本主，也是最大的本主。雲龍有五井鹽，每井鹽都建有三崇廟，馱鹽馬幫出行前要先到三崇廟磕頭，求得三崇老爺保佑;遠行歸來也要到三崇廟獻祭，感謝三崇老爺的保佑而一路平安。
雲龍三崇本主王驥的聖誕廟會一般都在農曆七月初十舉行，雍正年間的《雲龍州志》說這一天三崇廟“祭賽甚豐”，當地白族都要到三崇廟為王驥祝壽。其中天耳井村的祝壽廟會為期三天，期間要唱三天兩夜的大戲。除了一般性的祭祀活動外，最後一天要在本主廟照壁下燒油鍋、焚燒紙錢、紙衣和草鞋，意在敬獻給跟隨王驥征戰陣亡的將士。“繼諸葛盡瘁南征，生為英、歿為靈，建國千秋綿帶礪;佐一統長安西治，雲從龍、風從虎，旨高萬里固金湯。”從寶豐井三崇廟這副對聯中，也可以看出人們對王驥是由衷的懷念和歌頌。
從傈僳族的上刀山下火海，到大理白族地區的“三崇信仰”，其實是對王驥“三徵麓川”功績的肯定。雖然明王朝從決定發動麓川之役就存在戰和之爭，到後來歷代史學家對麓川之役的功過是非評說莫衷一是，但邊疆各族人民卻用信仰作出了最好的評判，那就是“憶昔尚書下麓川，大軍十萬戍江邊，劃江永作華夷界，南人不反三百年。”
最後要說的是，王驥首徵麓川得勝班師回朝，給英宗帶回一副永昌產的圍棋。英宗非常喜歡這副質感細膩如玉、觸子心舒、冬暖夏涼的圍棋，認定是天下最好的圍棋，下詔曰：“永昌之棋甲天下”。時至今日，“永子文化在保山得到空前弘揚和發展，“永子”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蜚聲海內外，王驥功不可沒。
□ 王琨樓 王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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