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語
太子關係著一個王朝的根本和未來，對於太子的教育，西漢時期的政治家賈誼認為，應該從早教和選人兩個方面著手。明初的幾位儲君的教育比較成功，如太子朱標、仁宗朱高熾、宣宗朱瞻基等，但是到了第六位皇帝英宗朱祁鎮時，開始發生了偏差，在英宗的教育中存在著重知識傳授、輕視歷練和選錯人的缺陷，結果把一個好苗子毀掉了，這與宣宗過早去世有一定的關係。
朱瞻基只在位十年。
二、重視說教，輕視歷練。
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間是一位比較英明的君主，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與父親仁宗的統治，被稱為仁宣之治。他本身的成功與朱棣父子的言傳身教有關，與他較早的獨自處理政務和在戰場上的拼殺不無關係。
1.宣宗在臨終前沒有安排好太子的培養問題。
朱瞻基對太子的教育還是比較重視的，太子6歲的時候，就著手培養他的軍事才能。
宣德八年(1433)二月，明宣宗按照朱棣為他選派幼軍的做法，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子太保成國公朱勇等人選擇京營子弟6000餘人，加以訓練，準備當太子隨從，旨在培養朱祁鎮的軍事才能。
宣德十年(1435)十月，宣宗朱瞻基準備在第二年開始太子的啟蒙教育。不幸的是在這一年，宣宗病逝。
宣宗在臨終前並沒有安排好太子的教育問題，在遺詔裡，命太皇太后和皇后聽政。遺憾的是，宣宗沒有給太子留下隻言片語，更沒有涉及具體的培養問題。
宣宗遺詔，太皇太后輔政。
在宣宗遺詔的旨意下，政務要經過張太后首肯後才能實行。張太后囑咐英宗要充分依靠先朝老臣，不要擅自做主。
當時英宗年紀尚小，這樣的安排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她對幼主英宗政事的歷練缺乏清醒的認識。
2.對太子的培養上重空洞知識的傳授，忽略了處理政務的培養。
楊士奇、楊榮、楊溥，史稱“三楊”，開始也比較重視幼主英宗的培養。
正統元年(1436)初，楊士奇等大臣開始為小皇帝講解經史，英宗本人也屬於好學生，楊士奇曾稱讚他好學。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周敘，稱讚英宗有成大事的潛質。這些說法也許有拍馬屁的嫌疑，但也反映出英宗讀書是上心的。
楊士奇等人在培養太子時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重視空洞理論的死板說教，忽視了對英宗實際處理政事的鍛鍊。
在培養幼主時，楊士奇等人重視空洞的說教。
他們以英宗年幼為名，早朝的時候只彙報8件事，而且這幾件事前一天內閣都提出了處理意見，只是在皇帝面前走走過場。三楊的出發點是好的，然而沒有實質內容的早朝，導致英宗沒有提出自己見解的機會，也就得不到實際的鍛鍊。
這種做法和諸葛亮相似，諸葛亮輔助劉禪的時候，大小事務都由自己包辦，劉禪成了聾子的耳朵，最終淪為了歷史的笑柄。如果他們不是事事包辦，而是採用循循善誘的方法，讓君主自己做出選擇，他們在旁邊指導，久而久之，君主的執政能力必會出現提高。由此可見，一個特別出色的大臣對君主來說未必是好事。
此時，楊士奇等人已經老了，在政事的處理上趨於保守，英宗有時會對朝政發表改革的意見，被他們拒絕了，如此也挫傷了英宗的積極性。
如，英宗曾想在用人制度上有所變更，主張廢除由數名官員聯合舉薦地方官員的做法，恢復由吏部選派。英宗看到了保舉之法的弊端——就是出於公心舉薦的人越來越少，很多有保舉資格的官員，收受賄賂，誰給的好處多舉薦誰。
英宗的建議能起到事前預防的作用，著眼於源頭，實為必要，楊士奇認為，發現舉薦作弊的懲治就行了。楊士奇再三告誡英宗，要守宣宗皇帝的規矩。最後英宗無奈接受。楊士奇的做法嚴重挫傷了英宗政事歷練的積極性。
年幼的英宗好學上進。
同為輔國重臣之一的張輔，也存在著楊士奇的毛病。正統元年(1436)十二月，9歲的英宗主動要求向久經沙場的張輔學習打仗的本領，張輔不予理會。反映出張輔對英宗治國才能培養的漠視。可以說張輔此時的不作為，埋下了英宗不信任他的種子，成為土木堡之變時的禍根之一。試想，如果張輔認真教導英宗軍事，一可以增長英宗的見識，不會犯後來土木堡之戰中的錯誤，二可以贏得英宗的信任，在土木堡之戰時，就不會淪為隨從，能參與到軍事指揮上，有可能避免英宗被俘的發生。從這一點看，張輔也要為土木堡之變擔上一份責任。
輔臣如此，其他大臣也有樣學樣，正統元年(1436)十二月，英宗命代理兵部尚書王驥彙報西北軍情，結果王驥置之不理。年幼的英宗十分惱火，當面召見王驥，責問他：
"邊情緊急如此，爾等何故遲延不議？欺聯年幼邪？"
——《明英宗實錄》
意思是說，軍情這麼緊急，你們為什麼拖延不商議彙報，欺負我年幼嗎？通過這件事可以看出，英宗雖小，卻也心繫國家，然而沒有人把他當回事。
三楊雖然是歷史上的能臣，但在幼主培養上，確實不如明成祖朱棣，其關鍵處在於，他們沒有認識到政事歷練對一代賢君成長的重要性。
太后並沒有意識到歷練的重要。
知識的傳授，對君王的成長固然必要，但是一代英才的成長更是離不開親身的歷練，"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英宗的治國願望沒有得到以三楊為代表的大臣的有力支持，這就為太監王振介入朝政創造了機會。
三、王振在朱祁鎮的成長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引導角色
在《明史》中，王振為非作歹，這麼壞的一個太監，難道英宗沒有分辨力嗎？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少年的英宗好學上進，心有社稷，他難道會分辨不出好與壞？清修《明史》為了杜絕宦官的危害，故意隱去了王振做過的一些善事，誇大了壞事。在《明實錄》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不太一樣的王振。
1.王振的做過的一些好事。
在《明實錄》中王振的正面記載：
舉薦賢才。正統十年(1445)正月，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耿九疇，因為丁憂離職，鹽商請求重新任用他，王振對英宗說，這個人廉潔，所以他們才有這個請求。
這個王振年齡有點小啊。
十三年(1448)五月，王振舉薦有才幹的石璞為工部尚書。
對混飯吃的的官員，他也建議皇帝嚴懲。正統六年(1441)閏十一月，戶部尚書劉中敷等人翫忽職守，經王振舉報後，被下獄。
王振前期處事還算公道。正統四年(1439)十月，福建金事廖謨打死了驛丞。驛丞與楊溥是老鄉，廖謨與楊士奇是老鄉。楊溥要為老鄉報仇，要處死廖謨。楊士奇則袒護老鄉廖謨，認為他是因公殺人，沒罪。二人爭議不決，請太后裁決。王振向太后說，二人提出的建議都是基於老鄉的緣故，殺了太重，不追究太輕，應該降職處理。太后接受了這個建議。
"福建金事廖謨杖死驛丞。丞故楊溥鄉里，金事又士奇鄉里也。溥怨謨，論死。士奇欲坐謨因公殺人。爭議不決，請裁太后。振曰:'二人皆挾鄉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宜對品降調。'太后從之，降謨同知。"——《明史紀事本末》
王振秉公處置，贏得了張太后的信任，允許他參與政事。
初期，王振對三楊還是很尊敬的。
王振處理政事時，也能虛心接受楊士奇等輔政大臣的意見。
"振每承命至文淵閣，三公與之言，振必立受。"
——《寓圃雜記》
2.在英宗的成長中，王振的作用不讓忽視。
早在宣德時期，王振因"有才識"被朱瞻基賞識。宣宗安排他負責教授太子讀書識字，可以說是英宗的啟蒙老師。作為東宮師傅，王振威嚴持重，英宗頗有些怕他。
王振教導英宗盡心盡力。年幼的英宗一度沉迷於擊球，王振勸導說，先皇帝差點因為玩毽子丟了天下，陛下這麼貪玩，社稷該怎麼辦？英宗羞愧的無地自容。三楊見到後讚歎有加，宦官中還有這樣的人！
王振還教導英宗不要輕易封官許願，要珍惜國家的名譽。一次一個宦官長期伺候英宗梳洗，英宗要封為奉御，王振勸諫說，官職應該賞給有功的人，這種伺候人的技能，賞點財物就好了。
……
王振以具體的事例對英宗進行有針對的教導，與空洞乏味的說教相比，效果更好，與楊士奇、張輔等人對英宗的漫不經心或者置之不理相比，英宗選擇信任誰一目瞭然。
王振在英宗心中的位置不一般。
在宣宗、張太后為首的當政者，缺席了英宗的政事歷練後，王振抓住這個機會，填補了英宗朱祁鎮這方面的空白。也就很好理解為什麼王振在死後還能得到英宗的尊寵了。
3.王振的生理缺陷，決定了他擔不起治國大任
王振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作為宦官，生理上的缺陷導致的人格缺陷，決定了他負不起治國的重任。歷史開了一個玩笑，不足以擔任治國大任的太監卻掌握了朝廷的大權。
九歲的英宗一即位，就任命王振掌司禮監。司禮監可以代替皇帝批紅，可以說他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政事的最終決定權。
王振能夠擅權與掌管內閣的三楊等人脫不了干係。
英宗剛即位的時候，王振每次去內閣傳旨的時候，恭恭敬敬在門外等候，楊士奇等人將他召喚進來，讓他坐著說話，於是王振的權勢越來越重。楊士奇為救罪孽深重的兒子楊稷，竟將內閣之權讓給了王振，說明楊士奇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王振的專權。
英宗在土木堡被也先俘虜。
正統七年(1442)，隨著太皇太后去世，三楊中，楊榮死於正統五年，士奇因為兒子楊稷犯罪閉門在家，楊敷年老多病，王振的權力幾乎沒有了足夠的制約。沒有人約束的王振，人格的扭曲的王振，大權在握的王振，極易爆發出極強的破壞力，而這種破壞力的終極表現就是土木堡之變。
四、結語
明宣宗朱瞻基去世的早，沒有來得及培養太子朱祁鎮。臨終前，他的心思是保持政權的平穩，沒有對小皇帝的培養做出詳細的安排。
明英宗即位後，最高決策者太皇太后和輔臣忽視了英宗的政事歷練。王振趁機而入，獲得了英宗的寵信，最終釀成"土木堡之變"的慘禍。
朱標、朱允炆、朱高熾、朱瞻基在儲君時期，既注重文化的傳授，道德的培養，更注重政事的歷練，他們在歷史上留下了較好的名聲。而英宗的培養則是一個失敗的例子。重視說教，輕視政事的歷練，終於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經"土木堡之變"後，大明王朝開始由強盛走向衰落。【本文由閔不克原創，歡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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