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元年（1436年），10歲的皇帝朱祁鎮還沒進入青春期，還用兒童的眼光來看世界，一度主事的閣臣們卻垂垂老矣，權力的窗口相當脆弱，一擊就破。太皇太后張氏不僅看到了權力窗口的脆弱，也看到了王振那顆騷動的心。
這一年，發生在王振和楊士奇身上的一件事情，令太皇太后張氏決定必須採取斷然措施，以絕後患。
事情起因很簡單，性質卻很嚴重，那就是王振避開內閣的票擬，擅自代英宗作出決策。楊士奇為抗議王振的膽大妄為與對閣權的不尊重，居家三日不出—他罷工了。
正統二年正月末，太皇太后張氏因為此事決意誅殺王振。地點選在便殿，行刑人是她手下的女官。女官奉命將刀架在王振脖子上，準備結束他的生命。這是一個能影響歷史進程的舉動，如果王振在這一年正月死去，那麼13年後的“土木之變”很可能不會發生，更遑論隨後的北京保衛戰及“奪門之變”了。
但是奇蹟沒有發生，歷史沒有提供足夠的邏輯力與推動力來演繹這場可能展開的殺戮戲。不是太皇太后心軟了，而是小皇帝心軟了。10歲的他到底是用孩童的眼光來看世界，一看到陪伴自己多年的大夥伴王振命懸一線，他立刻跪下為之請罪。太皇太后當然是不會為此心動的，作為一個已歷三朝、見慣風雨的政治女人，她很清楚權力的遊戲規則與節點之所在。王振不除，閣權難保，一個王朝的氣質將會從此閹化或者說矮化，而她現在能做的就是趁著自己的影響力還在，為正統一朝的發展矯正方向。
只可惜，歷史經常是弔詭的，它的弔詭之處就在於總是給人意外。見到皇帝下跪請罪了，在場的英國公張輔，閣臣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瀅等五人也跪了下來，希望能免王振死罪。
王振就這樣死裡逃生了，女官的刀到底沒有砍下去，已經垂垂老矣的太皇太后彷彿看到了宿命的猙獰與鋒利，當然還有它的無奈。她在決定不殺王振之後略帶滄桑地說了這樣一句話：皇帝年幼，怎知這種人自古禍人家國？皇上和諸臣為你求情，姑且免你一死。你從今以後，不得再幹預國家大事。這樣的話既是自我安慰，其實也是自欺欺人。對王振來說，不干預國家大事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壓著他的人還活著。
正統七年十月，那個一直壓著王振的人—太皇太后張氏去世了。張氏去世之前到底放心不下朝局，立遺詔勉勵諸位大臣輔佐英宗篤行仁政，語氣誠懇，似有隱憂。不過對王振來說，太皇太后張氏去世只意味著一件事：他的七年之癢結束了。現在，他無需再忍了。
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張氏不在的這個冬天，太監王振做了一件驚世駭俗的事情—他把朱元璋當年立在宮門內告誡“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三尺鐵碑給搗毀了，從而為宦官干政的程序合法性掃清障礙。
其實在早前一年，英宗皇帝就為王振勢力的走強暗渡陳倉了。正統六年十一月初一，為慶祝北京新宮的建成，英宗在奉天殿宴請文武百官，王振沒有被邀請赴宴。倒不是英宗冷落他，實在是洪武、永樂以來的成例—宦官不參與外臣的宴會。這是朱元璋在世時的定製，為的就是在人格或者說官秩上體現出內外臣的區別。王振發怒了，他對英宗派來撫慰他的使臣說了這樣一句話：“周公輔成王，我惟獨不可一坐！”毫無疑問這樣的話是頗具打擊力的，它竟然讓英宗做出了破除成例的舉動：大開東華中門恭迎宦官王振，並令百官候拜於門外。這一年英宗15歲，正是一個處於青春期的孩子，叛逆，凡事愛走極端。他開中門迎宦官並讓文武百官跪拜之舉，在禮制層面上絕對是石破天驚的。天下萬事，禮制為大，小皇帝不知道，他已經比父親當年讓太監們讀書走得更遠了—對王振的言聽計從或者另眼相看，註定讓他的命運被綁架在這個已被去勢的男人身上，變得毫無雄壯可言。八年後，皇帝在“土木之變”的悽慘遭遇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宦權一路張揚
王振的勢力就這樣走強了—在太皇太后張氏去世後，在英宗的另眼相看下。他首先幹掉了一個人—劉球。劉球是翰林院侍講，這位永樂十九年（1421年）進士的人生最大樂趣就是與王振對著幹。正統六年，英宗皇帝聽取王振的建言，準備大舉征戰麓川。劉球上疏制止，當然最後的結果是反對無效，“帝不用球言”，不過王振卻對這個人極其感冒了。
兩年之後，劉球的所作所為再次觸惱了王振，併為其帶來殺身之禍。正統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紫禁城奉天殿的鴟吻突然被雷擊中，英宗惶恐不已，以為是不祥之兆，他連忙下詔輟朝三日，祭告天地求神靈護佑，並令廷臣上疏直言，以正身修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劉球上了一篇名為《修省十事疏》的奏疏。這個《修省十事疏》的前四事都是為朝臣爭權、正名的，特別是第二條“親政務以攬乾綱”，劉球強調皇帝要“政由己出”，如此“則使權不下移”。他還舉例說“太祖、太宗，日視三朝，親自裁決日常事務，使天下大權由一人總統”，這個頗有暗諷王振專權之意，劉球甚至直接稱“願皇上恪守二聖成規，使權歸於一人”。如此，劉球性命之不保已呈板上釘釘之勢。六月初三，王振將劉球關入監獄，九天之後王振便指使親信錦衣衛指揮馬順殺死了劉球。這是王振開始我行我素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劉球之後，先後受到王振迫害的政府官員有大理寺少卿薛瑄、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以及錦衣衛獄卒王永等。雖然受迫害的這些人原因各異，但歸納起來只有一條，那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不聽王振指揮甚至與其作對者，下場一定很慘。
關於這一點，錦衣衛獄卒王永深有體會。因為他上書歷數王振罪惡，結果被處斬。值得關注的倒不是王振對這些人的態度，而是英宗對他們的態度。英宗的態度究竟如何呢？以王永案為例可以說明。當刑部懾於王振威勢以妖言惑眾之罪對王永作出論斬的判決後，英宗下令立即處以磔刑，且“不必覆奏”。一個錦衣衛獄卒，僅僅因為上書說了宦官王振幾句不是，英宗就要立即將他凌遲處死，且“不必覆奏”。如此，歷史的寒意或者說殺氣便在典籍背後惡狠狠地滲透出來，觸之可寒。而一個王朝的戾氣在宦官王振的攪動下已經將皇帝裹挾其中，令其不能自拔了。
正統年間，王振還有個最愛乾的活—方丈的活。他喜度僧道，且每年必度一次。正統五年甚至度了兩次，共有兩萬餘人經過他的手成為僧道之徒。北京城裡的和尚與道士比比皆是，所謂“黃冠緇衣，佈滿街市”。正是因為王振媚佛，英宗才投其所好，重修紫禁城西的慶壽寺，並賜名“大興隆寺”。但皇帝不光是修一個寺了事，他要給足王振面子。大興隆寺開光之日，王振請了崇國寺的僧人做佛事。英宗親自來到寺中接受傳法，並且自稱弟子，隨他而來的朝廷公侯們則“趨走如行童”。一個王朝的妖風孽氣至此已是不忍目睹。
正統十四年，宦權的張揚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五月十四日，太監金英會同三法司高官共同審案，當時金英打黃蓋傘居中而坐，尚書以下官員分左右列坐，直將朝廷九卿的地位置於內官之下。從此以後，如此的內外官階排序成為明帝國定製。宦官干政到了如此赤裸裸的地步，王振振興宦權的努力算是功德圓滿了。
那麼“三楊”們呢？在宦權一路張揚的時候，那些曾經建立過“仁宣之治”的閣臣們究竟有何反擊行動？
“三楊”團隊崩潰
在與王振角力的路徑上，“三楊”的節節敗退很大原因不僅在於權力格局的失衡，而在於年齡上的頹勢。正統元年，“三楊”中的楊士奇72歲，楊榮66歲，楊溥65歲，正當年的王振毫無疑問擁有年齡優勢，所以他才會對“三楊”們說那樣一句話：“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話鋒如刀，背後的潛臺詞是逼他們辭官。那麼，“三楊”們是如何接招的呢？
“老臣當盡瘁報國。”這是楊士奇的回答。“不然，當薦幾個後生報主耳。”這是楊榮的回答。“三楊”當中的楊溥因為為人儒雅淳厚，謹慎小心，所以未置可否。最後“三楊”推舉了曹鼐、陳循、馬愉等人入閣，算是採納了楊榮的建議。只是這樣的應招顯得無力：由於“三楊”們老成持重或者說德高望重，曹鼐、陳循、馬愉等人入閣後，並未參與多少機務。這些壓抑的年輕人在“三楊”的陰影下默不作聲地存在著，最終未能成長為與王振獨立抗衡的力量。特別是在“三楊”故去後，雙方力量的失衡已是必然趨勢，王振終於一枝獨大了。
但當其時，王振的眼光就已經掠過曹鼐們直視“三楊”。他要對他們各個擊破。首先受到王振攻擊的是楊榮。楊榮有才而不廉，經常接受一些賄賂，靖江王佐敬乘楊榮不在家時，向其賄賂金銀財寶一事成為王振發起進攻的突破口。雖然事發之後，楊士奇向皇帝求情而躲過一劫，但是正統五年，楊榮還是在杭州去世了。
隨後，楊士奇也受到攻擊，原因是他的兒子楊稷犯了殺人罪。這個軟肋被王振抓住後，成為其不能進一步有所作為的阻礙。三年後，在太皇太后已經去世的背景下，楊士奇也寂寞辭世。
“三楊”由此只剩下最年輕也最謹慎小心的楊溥了。事實上到這時，楊溥的存在與否，對王振已經構不成威脅了，宦權的勝利終於成為活生生的現實。
作為現實境況之一種，司禮監太監王振從百官對他的稱呼上明白世易時移的消息已經到來：有文武大臣對他自稱“孝孫”的，也有公侯勳戚尊呼他為“翁父”的，甚至英宗也尊他為“先生”。稱呼裡頭見細節，應該說這樣的細節與若干年後百官們稱魏忠賢為九千九百歲同出一轍—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總之正統一朝，特別是在正統九年之後，隨著“三楊”團隊的支離破碎，宦權終於全面壓倒閣權。正統十一年，吏部尚書王直、右侍郎趙新、光祿寺卿奈亨等被下獄。這是王振誣陷他們的結果。雖然英宗皇帝也感覺這裡頭有冤情存在，但“惑於王振，終不能改”—“黨紀國法”在人情面子前土崩瓦解了，這說明一個王朝氣質的詭異：閹風盛行，終於正不壓邪。
感受到閹風盛行的人還有英國公張輔。張輔是老資格的官員了，太皇太后在時，他與“三楊”一起被視為治國棟樑，王振得勢後，卻連太監喜寧也想著法子欺負他。喜寧想侵佔張輔的田宅，張輔不從。隨後喜寧的弟弟喜勝率一群小太監毆打張輔家已有身孕的女眷，致使女眷流產而亡。正統十二年，喜寧唆使青縣知縣誣告張輔侵佔民田20頃，試圖一舉搞臭他。堂堂的一品大員，就這樣被一個太監玩弄於股掌，閹風盛行已然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
也的確是無法無天。因為當時的“法”和“天”—英宗—並沒有站在公正、客觀的立場上來處理此事。當張輔家的女眷被打得流產而亡後，英宗給出的處置僅僅是“戍閹奴於邊”，將肇事的小太監流放了事；而張輔被誣告侵佔民田20頃後，英宗竟然煞有介事地令其還田於民。這些應該都是對宦權赤裸裸的保護吧。另外，正統十一年發生的一件事更能說明皇帝心跡。這一年正月十三日，英宗心情很好地賞賜了司禮監太監王振等人，並授予王振之侄王林錦衣衛指揮僉事，授太監錢僧保之侄錢亮、高讓之侄高玉、曹吉祥弟曹整、蔡忠之侄蔡革副千戶。英宗特別宣佈，這些職位都是可以世襲的。由此，英宗打開了宦官世襲官職的方便之門，很多偶然或必然的宿命從此開始生生不息地繁衍了。
從正統九年三月楊士奇病故開始，正統一朝的崩潰之旅就已悄然啟動。
皇帝命運節點
正統十四年，王振突然憤怒了，他憤怒於瓦剌貢使的欺人太甚。
在此之前，瓦剌每年都派2000餘人入貢，以圖明廷的賞齎。從朱棣開始，明廷像個愛面子的大家族一樣，喜歡給前來進貢的番國一些恩賞，且賞齎之物遠勝於進貢之物。當然萬事萬物都有個度，為防止某些貪婪的番國靠賞齎過日子，明廷規定每次入貢人數不得超過50人。但瓦剌每年都派2000餘人入貢，明廷所費賞齎達30餘萬，這的確是個不小的負擔。所以在正統七年春，英宗對入貢人數做了修改，規定今後貢使只限300人入關。但在正統十四年，瓦剌依舊派出2000餘人入貢，號稱3000，以求領得更多的賞齎。王振的愛國熱情就在此時突然高漲，他憤怒於瓦剌貢使的欺人太甚，令禮部去核實真實人數，在這個基礎上只認同其中1/5的貢使身份，約400人。由此，一場巨大的衝突橫空出世：也先以此為藉口，開始發兵進攻明大同、貓兒莊、遼東、宣府、赤城以及甘州等地。正統一朝的宿命也進入倒計時。
接下來可以看到，在英宗的命運節點中，隨後幾步是極為關鍵的，它們構成了一個人命運最為驚心動魄的轉變過程—機會稍縱即逝，厄運卻如影隨形，王振在此時成為皇帝的災星，步步緊跟，揮之不去，並最終讓皇帝走下龍椅，去國離鄉，成為也先的階下囚。
第一個節點：要不要親征。皇帝親征是大事，危機與轉機都在一線間。它可能是激勵將士的利器，也有可能成為被敵所乘的工具或目標。當然最關鍵的是判斷需不需要御駕親征。彼時，明軍在瓦剌的進攻下紛紛敗退，王振勸英宗親征，以鼓舞士氣。這個23歲的年輕人很顯然被建功立業的帝王理想鼓譟得熱血沸騰，以為成為千古一帝就在眼前時刻。七月十四日，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泣血力諫，並對“要不要親征”一事做出理性分析。王直說：“邊鄙之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備嚴固。陛下得天之臂助，宜固封疆，申號令，堅壁清野，蓄銳以待之，可圖必勝，不宜親率六師遠臨塞下。”意思說的是守比攻好，特別是從天子身份加以分析，告訴天子親征弊大於利的道理。王直接下來說：“目前秋署尚盛，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澀，人畜之用，實有未充。”這是從自然條件說明英宗親征的不可行。最後，王直從全局的角度總結陳辭：“且車駕既出，四方急奏豈能即達。其他利害難保必無。天子至尊而親赴險地，臣等以為不可。”但要命的是，英宗已經熱血沸騰，百毒不侵了。他在第二天就悍然宣佈御駕親征，終究踏上了履險之地。
第二個節點：殺不殺王振。英宗御駕親征後，隨行的翰林院學士曹鼐跟諸御史商量說：“不殺王振，則駕不可回也。”他認為今日之事，天子是惑於王振而一時不能自拔，如果派一武士殺了王振，“天意猶可挽回”。但是很遺憾—“諸御史惴惴無敢應者，又謀於英國公張輔而不得機會，遂行”。這應該是文官們敏於言、訥於行的一個案例吧。道理大家都懂，誰去落到實處呢？四顧茫然，只好“遂行”—繼續出發，踏上命運安排的那個無法突圍的困局。
第三個節點：回頭的機會。當時的背景是明軍50萬部隊還沒到大同，糧草就跟不上了，很多士兵開始餓肚子。也先為了誘敵深入，趁機做出戰略撤退的部署。就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兵部尚書鄺埜再次勸英宗停止親征，即刻迴鑾。鄺埜甚至說出“陛下為宗廟社稷之主，奈何不自重”這樣的重話，希望英宗回心轉意。但英宗沒有回心轉意，相反，鄺埜和戶部尚書王佐卻因為多次勸英宗不要御駕親征而受到王振的懲罰。這兩個一品大員被罰跪在草地中整整一天，直到太陽下山還不得起身。英宗最後回頭的機會終究沒有把握住。
第四個節點：入不入關。現在來看那場戰爭的細節之所在，我們或許有這樣一個發現，那就是王振是災星，而兵部尚書鄺埜則是福星，不折不扣的福星。他多次諫阻英宗親征未遂後，又在命運最後的收口處大聲疾呼，以圖挽狂瀾於既倒，可惜英宗還是未能聽進去，最終釀成大錯。正統十四年八月十四日，英宗率領親征大軍匆匆地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此處離懷來只有20裡地。懷來城易守難攻，生活比較方便，雖然天快黑了，但英宗御駕疾驅入關，後有大軍殿後的話，應不會有什麼意外發生。可英宗不理會尚書鄺埜的一再進言，率大軍在沒有水源供應的土木堡駐紮下來。他給出的理由是王振千餘輛輜重車輛未到，他不忍心棄之不顧。是夜，瓦剌大軍從四面包抄過來，對明軍形成合圍之勢，“土木之變”至此再無人可解。
這場戰鬥是以少勝多的典型。明朝官軍死傷數十萬，王振被護衛將軍樊忠一錘打死，英宗無奈被俘，正統朝一時間群龍無首，顏面掃地。也先俘虜英宗後，以為奇貨可居，嚮明廷進行要挾。歷史的變局演繹至此，不由分說地形成一個巨大懸念：明帝國還有未來嗎？英宗之後，誰會是這個帝國的新任領導人？
八月十六日，英宗被俘後的第二天，他在敵營中令一同被俘的錦衣衛校尉袁彬寫信，告知自己已被俘，同時希望朝廷送金帛前來贖取。這樣的一封信傳到京師之後，百官全都伏於闕下痛哭。這個曾經宦氣瀰漫的王朝終於嚐到了因果輪迴的苦澀滋味。
贖金是送出去了，皇帝回不回來卻沒個準信。
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召集群臣開會，主題就兩個字：戰、守。是戰？是守？關係國之安危。翰林院侍講徐有貞主張南遷。他說：“驗之星象，稽之天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這是從星相學的角度來論證南遷的可行性與必然性。當然尚書胡瀅是持反對意見的。他反對的理由很簡單，只有一條，那就是明成祖朱棣安葬在這裡，所謂定陵寢於此，後世子孫怎麼能棄之不顧？兵部侍郎于謙也是態度堅決，他嚴厲地說：“言南遷者可斬！京師為天下根本之地，一動則大事去。獨不見宋南渡事？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
歷史在這裡陷入了僵局。雖然于謙言之鑿鑿，全身充滿正氣，但當時50萬明軍主力已被消滅，留在北京的明軍剩餘部隊不足10萬，且都是“疲卒羸馬”，沒什麼戰鬥力。很多官員站在了徐有貞一邊，仰頭看天象，個個緘默不語。
最後皇太后拿了主意，決定不予南遷。她是贊成尚書胡瀅的理由的—京師真要南遷，陵寢誰來守護？皇太后不敢想象也先進京後對陵寢的踐踏情狀。由此，歷史不由自主地走向了北京保衛戰。
接下來的橋段是郕王朱祁鈺即位。郕王是英宗的弟弟，正統十四年時他21歲。這個曾經被命運安排只能做親王的年輕人在那場眾所周知的，不夠慎重的戰爭之後被推上龍椅，成為明帝國的第七任領導人。這是陰差陽錯，也是利弊相間之舉。就當時的情況而言，郕王即位巧妙地化解了也先手中人質的價值，使英宗皇帝成為可有可無的棄子，從而在接下來的北京保衛戰中，也先少了一個可以叫板的籌碼。但郕王是以英宗弟弟的身份上位的，多少與帝王嗣位禮制不合。多年之後“奪門之變”的爆發便是對當初弟即兄位這一舉措的因果性報復。世事涇渭分明，真是了無新意矣。
還是回到正統十四年。這一年九月初一，百官們經過反覆考慮之後，一致推舉郕王朱祁鈺即位。給出的理由是英宗仍在沙漠生死未卜，而皇太子年紀尚幼不能議事，值此國難當頭時刻，郕王朱祁鈺可即皇帝位，以帶領大家走向新時代。朱祁鈺嚇得躲在郕王府裡避門不出，不敢接受皇位。的確，最高權力其實是雙刃劍，可以殺人，也能傷己。當時的郕王或許認為自己是非正常上位，前途究竟如何難以預料。當然若干日子之後，他已在龍位上悠哉樂哉不肯下來了，並將歸國的英宗軟禁在宮中達八年之久，並廢原太子朱見深（英宗之子）為沂王，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皇太子—彼時的朱祁鈺已非此時的朱祁鈺，因為他很快就被權力異化了，成為一個經典的龍椅中人。
總之，正統十四年的人間現實是郕王即皇位，以次年為景泰元年，並遙尊英宗為太上皇。這背後于謙居功至偉，因為正是他在朱祁鈺首鼠兩端或故作姿態的時候恰到好處地率群臣再次恭請他即皇帝位。郕王終於半推半就地上位了，而於謙也因此為自己埋下禍根。多年以後，當英宗在“奪門之變”後重新取得帝國統治權時，他始終不能釋然于謙當年的延請之舉—我朱祁鎮在沙漠裡還沒死呢，你就那麼迫不及待嗎？猜疑心一起來，殺心也就如影隨形，于謙的宿命進入了預定軌道。
當然正統十四年的人間現實還包括也先的無可奈何。郕王即皇帝位後，英宗怎麼辦？這個人質成了雞肋。已經投誠的太監喜寧向他獻計，建議以送太上皇為名，到明朝各邊關去威脅眾將打開城門，召各守城總兵官、鎮守官出來見太上皇，如此則可以乘機有所作為。明帝國各邊關那些守城的總兵官、鎮守官雖然沒有如喜寧所料紛紛出來見太上皇，但也先裹挾人質而戰確實在攻城略地方面方便了不少。先是紫荊關失陷，隨後也先指揮大軍攻打居庸關、易州等地，兵鋒直逼京師。正統十四年十月初六，京城告急。于謙主持北京保衛戰，他令諸將率兵22萬，列陣於京城九門之外。最終也先潰退，裹挾英宗北逃，京師之圍總算是解除了。
正統十四年在戰火中開始，也在戰火中結束。這一年很多人死了，但是一度瀰漫的宦風並沒有就此將息，它註定還要在接下來的歲月中繼續瀰漫和擴張。眾多的大宦官如汪直、劉瑾、魏忠賢等都還要粉墨登場，傾情演繹他們的慾望戲。當然這不全是英宗的錯。因為在此之前，他的父親宣宗皇帝已經為太監勢力的走強打開了方便之門。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可一代代人的事累積起來，足以讓一個強大的王朝崩潰。現在，前英宗皇帝、現太上皇朱祁鎮被也先裹挾於沙漠之中，前途未卜，生死未卜。他已經沒有什麼價值了，他的時代也被強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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