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傈僳族、云龙白族的王骥崇拜

滇西傈僳族、云龙白族的王骥崇拜

王骥(1377—1460),字尚德,明代束鹿县西吕村人。永乐四年进士,始为兵科给事中,后任山西按察司副使,宣德年间任兵部右侍郎,正统年间奉旨整理甘肃边务,洪熙元年为顺天府尹,后任兵部尚书,因军功封靖远伯。

明朝文臣因军功封爵仅有三人,王骥是明朝文臣封爵第一人。天顺年当朝首辅李贤说:“本朝之制文臣不许封爵邑,自洪武以来盖百年于兹矣。文臣有武功而封爵邑者,始一人焉,靖远伯王公是已。”继王骥之后是成化年间的王越,兵部尚书,总制大同及延绥甘宁军务,三次出塞收取河套地区,因功封威宁伯。最后一位因军功封爵的文臣是王守仁,亦称王阳明,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三人中王守仁名气最大,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其学术思想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说:“以战功得者仅三人……皆王姓,威名皆盛于诸伯,大奇大奇。”只是王世贞没有料到,五百年后为王骥写传的人也姓王,这是一个小写的王。

傈僳族“下火海,上刀山”,只为纪念王骥

王骥就任兵部尚书期间,因麓川之乱,亲率15万大军三次征麓川,令明朝天下震动,对云南边地的影响也极其深远。滇西傈僳族、景颇族聚居区以及中缅边境地区各民族将王骥与诸葛亮并列神界。民国滇缅界务委员会调查专员尹明德在《云南北界勘查记》中记载:“江心坡、茶山并枯门岭野人山(今缅北克钦一邦)一带,土人最信服诸葛武侯及明靖远伯王尚书骥二人,尊之为神,每祭祀必先之,然后及于他神。因土人(傈僳族、景颇族等)极崇拜王尚书,奉之为社,视其营,非先祭不可。”

祭祀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下火海、上刀山。20世纪20年代,英国传教士与国民政府勘查员对下火海、上刀山进行追踪调查,记录下来的仪式与当下无二。腾冲傈僳族刀杆节起源于明朝中期,也就是王骥三征麓川之后,其实就是对王骥征麓川战役的模拟。传说是因外敌入境杀人放火,闹得百姓不得安宁,兵部尚书王骥将军领兵来到边疆设了“上八卡”“中八卡”“下八卡”,连上盈江、陇川,有七十二卡,还修了不少城堡,腾冲就修建了“木城”“石城”“水城”三个城堡。王骥将军率领士兵们同当地的傈僳群众一起把守,边疆才得以安宁,老百姓才过得成日子。

然而,朝廷里的奸臣妒忌王骥,诬陷王骥在边境练兵是意图谋反,皇帝听信谗言把王骥召回,在二月初八为王骥接风的酒席上奸臣在酒里下毒闹死了王骥。王骥的阴魂上了天成为“白马将军”,他牵挂着傈僳人是否平安,传信给傈僳人说,二月初八你们下火海、上刀杆,就可以保平安了。傈僳人于是就用72钢把刀扎成刀杆,象征72个关卡。刀杆上绑出3个剪刀口,意为人有生、病、死三个紧要关卡,“阿塔登尼扒”跨过三个剪刀口是替黎民百姓跨过人生三大关。腾冲猴桥、滇滩、明光等地傈僳人在三崇祠进行下火海、上刀山仪式,表达的就是对王骥的纪念和崇拜。

怒江州傈僳族上刀杆的起源却有不一样的传说:有一年,怒江边的傈僳村落瘟疫肆虐,神托梦给村里的头人,说是后山悬崖上的恶魔作怪,只派人踩着刀子连接成的梯子爬上悬崖,杀死恶魔,村民们才能得救。于是,人们将自家用的刀子拿出来拼凑成了刀梯,一年轻人自告奋勇爬上刀梯与恶魔搏斗,年轻人也因此牺牲。为纪念这位勇敢的年轻人,人们就在每年的这一天相聚在一起,举行上刀杆活动。不只是傈僳人,六库鲁掌的彝人也有完全相同的下火海、山刀山活动,是傈僳与彝共创、共享的区域文化。2006年鲁掌“傈僳族刀杆节”申遗成功,“傈僳族刀杆节”的区域属性与民族属性法定化,完成了从区域共享节日到“傈僳族刀杆节”的转变。

事实上,王骥“三征麓川”整个战役过程与后来屯兵守关,都有边地少数民族包括傈僳人的参与。据水城麻氏家谱记载: “先祖讳谷宝……清康熙四年(1664)遂率其子迁徙腾越,深受地方绅贤关照,委于边关镇守。公定居滇滩横山,以狩猎刀种维生,克勤克俭,忠于职守,深受地方政府褒扬。其长子文生,次子文广,三子文春均圆满立家,遂定居瑞滇、明光、缅甸等地,传至二世之时,除留居滇滩、明光外,各分支均先后迁居保山、龙陵、德宏、临沧等地。”水城傈僳族麻氏,原本是住在泸水一带,后被招到腾越来镇守边关,就地生根繁衍发展壮大起来,也将刀杆节这种民俗一并带到新的迁徙地。

因傈僳人参加了三征麓川战役,后又参与镇守边关,王骥是征麓川明军的最高统帅,也是参战傈僳人的最高统帅,是他们心目中的神。三征麓川后,明军中有将士或屯田或留镇滇西,他们怀念自己的最高统帅,当边地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傈僳人祭拜心目中的神,将传统的刀杆节演绎成纪念三征麓川的兵部尚书王骥,与明军留镇将士是一拍即合。于是在三崇神祠举行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给王骥祝寿,是留镇当地的明军将士和傈僳族群众对王骥的共同怀念。

就水城三崇神祠来说,因留镇滇西的明军将汉族神祗带到当地,中堂供奉有主神王骥(白马将军),左神金花小姐,银花小姐,是王骥的两个女儿;右神火龙太子,是王骥儿子,左偏神是杨宗保,也称铁神将军,右偏神是王骥姑爷,称木神将军,除杨宗保这个铁神将军外都是王骥的家人。而左偏殿供奉的是土地神、山神、武财神;右偏殿供奉的是感应尊神,左神武判官,右神文判官,这些都是汉族文化中的神祗,三崇神祠因而是由汉文化与傈僳文化共同构成的信仰空间。其中白马将军王骥及火龙太子、铁神将军、木神将军被上刀山的傈僳“阿塔登尼扒”当作“保护神”,二月初八上刀山是给王骥庆生。

不可否认的是,刀杆节明显具有傈僳“族性”,傈僳族是“刀杆敢上、火海敢下的民族”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下火海,上刀山”已然是傈僳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王骥三征麓川这段历史也因傈僳族刀杆节在滇西各族人民心中留下深刻的历史记忆,永远不会淡忘。

云龙白族奉王骥为本境土主,称其是经济复兴之神

除了腾越地傈僳人将王骥奉为神,大理白族地区也将王骥奉为“本境土主”。本主是以各村寨为单位,由村民推崇的神祇,它是以白族传统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为基础,杂糅了儒、佛、道的文化内容而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信仰。为搞清楚缘由,我们曾前往云龙县诺邓村进行调查。

云龙县诺邓村现在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历史上以产盐出名,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经济繁极一时,曾是滇西地区的经济重镇。三崇庙就在诺邓村西北面的山坡上,我们去时正遇着一户人家在三崇庙给满周岁的孩子过生日。所有的仪式都在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指导下进行,这个男人是管理三崇庙的,凡有人到三崇庙进行祭祀,都由他帮助完成。他与村里人没什么两样,没穿僧衣也没有道袍,这也许就是三崇庙的特点,非常的世俗化了。

管庙的说,王骥在这里被封为“三崇神”,封号是“三崇建国鸡足佑民皇帝”,整个云龙县境内都崇拜三崇神。诺邓《三崇诰》里记载:“崇山圣景,鸡足灵峰。唐代出生,能以孤忠扶国运;明时显圣,恒将至德裕民生。与物为春,泽沛弥变恢众志;代天宣化,扶良除暴察舆情。功标北阙,位镇西南;崇山护国,位列真君。敕封三崇建国鸡足佑民皇帝。”管庙的解释说:“三崇老爷王骥是唐朝人,来云南平蛮,平到漕涧那个地方,被当地人在羊肉里下药给闹死了。有天朱元璋在花园里闲,看见有一个穿金甲的武将金光闪闪地从天而降,朱元璋知道他已经成神了,就问他牺牲在哪里,那武将说牺牲在云南。朱元璋说一定要敬奉你,说完这个金人就不见了。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就问云南哪一座山最大,哪个庙子最大,最热闹?人们就说鸡足山最大最热闹,所以就封那个武将为三崇鸡足建国佑民皇帝了。”

其实,“三崇神”最初指的是云龙旧州以西三崇山的山神,与王骥并没有直接关联,这与怒江州刀杆节的起源最初与王骥并没有直接联系相类似。只是后来与唐朝征南先锋费德暗产生了关联,再后来又与王骥联系在一起,是王骥取代了费德暗,是山神向费德暗再向王骥过渡,体现出三崇神与鸡足山神的渊源与联系,最终使王骥在云龙白族地区得到了一个叠加了诸多文化信息的封号——“三崇建国鸡足佑民皇帝”。王骥的形象也完成了从凡人走上神坛、历史人物向宗教形象转化的过程。

这也符合中国祭祀固有的标准:“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为大祀。”很显然,王骥平定边疆的功绩无疑是符合这一祭祀标准的。雍正《云龙州志·风俗》中记载:“凡病者,酬神必宰猪羊,备烧酒纸锭,延巫曰香童者数人,歌舞以乐神……牲醴必先尝,然后敢祭。相传三崇为汉将,于漕涧中夷毒,故祭如此。然灵应甚著,祷者无虚日。”说明清初就已有三崇信仰,主要是为病者祈祷,因非常灵验受到当地人的崇祭。

关于王骥的死,云龙民间说王骥死在漕涧,原因是三征麓川时王骥屯兵在漕涧嘎窝,要在那里扎营筑城,当地人担心筑城会占去他们的田地,就在献给王骥的羊肉中放了毒药,毒死了王骥,这与正史完全不同,却与腾冲傈僳族地区流传的王骥是被朝廷毒死的大同小异。

王骥为何倍受云龙白族地区的崇拜呢?原因就在于明朝时期,云龙经济以盐业为主,主要销售地是怒江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麓川宣慰司所在地直至缅北。嘉靖年间的《大理府志·市四》就有“白井之盐,专行大理;五井之盐,专行永昌”之说,光绪《云龙州志》则更详细地记录了云龙盐井的行盐区域以及销量:“保山县大建月行销40000斤,小建月行销38667斤;腾越州大建月行销30000斤,小建月行销29000斤;永平县大建月行销7000斤,小建月行销6767斤。”麓川叛乱使云龙盐销路受阻,云龙经济因此受到极大损害。王骥平定麓川,边疆稳定,一度滞销的云龙五井之盐重新获得了市场。云龙人于是推崇王骥为本境土主,封王骥为经济复兴之神,封号是三崇建国鸡足佑民皇帝,职能是发展盐业并消除疾病,是云龙全境的本主,也是最大的本主。云龙有五井盐,每井盐都建有三崇庙,驮盐马帮出行前要先到三崇庙磕头,求得三崇老爷保佑;远行归来也要到三崇庙献祭,感谢三崇老爷的保佑而一路平安。

云龙三崇本主王骥的圣诞庙会一般都在农历七月初十举行,雍正年间的《云龙州志》说这一天三崇庙“祭赛甚丰”,当地白族都要到三崇庙为王骥祝寿。其中天耳井村的祝寿庙会为期三天,期间要唱三天两夜的大戏。除了一般性的祭祀活动外,最后一天要在本主庙照壁下烧油锅、焚烧纸钱、纸衣和草鞋,意在敬献给跟随王骥征战阵亡的将士。“继诸葛尽瘁南征,生为英、殁为灵,建国千秋绵带砺;佐一统长安西治,云从龙、风从虎,旨高万里固金汤。”从宝丰井三崇庙这副对联中,也可以看出人们对王骥是由衷的怀念和歌颂。

从傈僳族的上刀山下火海,到大理白族地区的“三崇信仰”,其实是对王骥“三征麓川”功绩的肯定。虽然明王朝从决定发动麓川之役就存在战和之争,到后来历代史学家对麓川之役的功过是非评说莫衷一是,但边疆各族人民却用信仰作出了最好的评判,那就是“忆昔尚书下麓川,大军十万戍江边,划江永作华夷界,南人不反三百年。”

最后要说的是,王骥首征麓川得胜班师回朝,给英宗带回一副永昌产的围棋。英宗非常喜欢这副质感细腻如玉、触子心舒、冬暖夏凉的围棋,认定是天下最好的围棋,下诏曰:“永昌之棋甲天下”。时至今日,“永子文化在保山得到空前弘扬和发展,“永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蜚声海内外,王骥功不可没。

□ 王琨楼 王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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