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文时期对陕西行都司卫所的裁撤和永乐初年的恢复
1 建文年间的裁撤
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明太祖驾崩后，皇太孙朱允炆继立为新君，年号建文。在洪武年间，经过太祖朱元璋的整治，当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吏治较以前大为清明。然而他生性“雄猜好杀”，屡次兴起大狱，动辄杀戮，政治气氛非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建文帝对洪武末年的政治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继位伊始，建文帝就试图着手改革，改变太祖朱元璋的一些政策 ，史称“建文新政”。
在军政方面，建文帝的变革思想核心在于精简卫所冗兵，减轻国家军费开支。同时他也试图借此机会消除边镇藩王势力。这是由于洪武年间全国军政管理权已从功臣宿将手中转入中央政府手中。虽然在建文即位时各地藩王各自手握部分军队，对中央政权构成一定威胁，但藩王所掌控的军队数量还是明显少于各地卫所军数总和。这就形成了一方面在缩减地方军事卫所数量的同时也在消减藩王手里的军队双管齐下的政策。加之当时明朝周边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尤其是北方蒙古势力处于低迷时期。所以，减少冗军和裁撤一部分卫所成为建文新政的内容之一。同年八月，建文帝首先从冗军着手消减，“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所军单丁者，放为民。”十一月再下旨“释黥军及囚徒还乡里。”建文时期对于陕西行都司部分卫所的裁撤主要是以都司所在地甘州为中心进行外围缩减。同时也因为肃府内迁至兰州，建文帝以削弱藩王势力为目的将部分卫所顺势裁革。他的裁革在靖难之役后便被恢复了，所以对明代西北边疆安全造成的影响并不大。
2 永乐年间对行都司卫所的恢复
明成祖登基之后，建文时期裁撤陕西行都司外围卫所的做法被终止。代之而起的是加强边防，继续向西域开拓疆土的积极政策。明成祖起自塞王藩邸，深知边关塞防的重要性。加之其“好大喜功的性格，开疆拓土的心愿，决定了朱棣对蒙古的政策只能是简单地付诸战争手段。”所以恢复和加强陕西行都司的军事攻防能力尤为重要。
洪武“三十二年，移肃府于兰州，右、中护卫随之。仍裁革前、后、中中三卫。永乐二年，复设甘州前、后二卫，并左、右、中共五卫，各领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为陕西行都司附廓。”
“建文中，改卫为守御千户所。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复改所为卫。”
永乐元年“复镇番卫。建文中革卫而设守御千户所于庄浪。至是，守臣请复，上曰：‘镇番地接胡虏守御不可废，命兵部亟复之，选边将一人，率庄浪军士戍守。”
洪武“三十二年，以威虏卫官军补前所。” 永乐元年“复甘州前、后卫、威虏卫、镇夷千户所。” 永乐三年“革陕西威虏卫，军官并入肃州卫，而增设中右、中中二千户所，命礼部铸印给之。”
（三）陕西行都司卫所的最终完整确立
可以说，在明成祖对陕西行都司卫所恢复和调整后，陕西行都司卫所及其机构基本完全确立于这个时期。之后，明朝历代基本秉承永乐时期的建置。其后只是在正统年间由于受到对蒙古政策的影响，为加强边卫明朝增设了古浪守御千户所和高台守御千户所，从而最终确立了陕西行都司十二卫三所的军事建置。
1 王骥巡边与古浪守御千户所的设立
古浪守御千户所的设置是在正统三年（1438 年）。其起因源于正统二年（1437 年）兵部尚书王骥前往甘肃地面的巡边之行。而王骥巡边与永乐朝至正统初年明朝对待北方蒙古政策有直接关系。
自元顺帝退居塞北后，汗位流转频繁。“自顺帝之后，传爱由识里达腊，至坤帖木儿，凡六辈，相代瞬息之间，且未闻一人遂善终者。”与之相伴随的是蒙古部族各自为政，逐渐分裂为若干部。其中较强的主要是鞑靼、瓦剌、兀良哈。鞑靼部是元帝正统后裔，也是明朝防范的主要对象。永乐初年，鬼力赤自立为汗，结束北元帝号，改称“鞑靼”。而不久之后，在永乐六年（1408年）被阿鲁台打败。阿鲁台扶持傀儡本雅失里为汗，自封太师，势力有所增强。而瓦剌部长期在明朝的扶持下实力也有所加强，为了争夺对全蒙古地区的控制权而与鞑靼部的冲突日益加深。明朝方面为了能够控制蒙古各部，长期采取扶弱抑强的大战略。具体上，明朝采取扶持瓦剌，抑制鞑靼的具体策略。明成祖亲自统兵出塞对蒙古各部“五出三犁”，多数时候军事目标是为了讨伐和压制鞑靼蒙古势力，而对于瓦剌和兀良哈则多是小惩大诫。这种针对瓦剌和鞑靼蒙古反复采取的“扶此抑彼”政策长达数十年，基本取得了明成祖军事策略预想的效果。但在宣德末年这种“
扶此抑彼”的政策被好大喜功的明宣宗带入了偏狭的境地，对于鞑靼部的过度打击直接导致了瓦剌部的迅速崛起，从而造成西北边政日后的危机不断。王骥巡边直接与明宣宗过度抑制鞑靼蒙古有直接关系。宣德九年（1434年），脱脱不花与瓦剌脱欢军队在兀剌海（《国榷》作兀良哈海，即元兀剌海路）袭击了鞑靼阿鲁台部。阿鲁台大败，溃散。四月间，阿鲁台遣部下头目向明朝奏报，希望明朝解救，但被瓦剌击败而溃逃。明宣宗表面上遣锦衣卫百户马亮持敕书前往慰问，赐予彩币，但实际上不参预瓦剌与鞑靼战事。其原因在于明朝方面在经过长时间的“扶弱抑强”的实践活动中，过多倾向帮助瓦剌而抑制鞑靼。明朝希求最终能够得出一个阶段性结果。而这个结果被明朝君臣预想为，要么瓦剌消灭鞑靼，瓦剌成为明朝顺服的藩属之一。或者退一步，瓦剌与鞑靼之间决一死战，两败俱伤，明朝得以坐收渔利。这从《明实录》中明宣宗制定赏功规定和正统三年王骥督军出击鞑靼残部就可以看出这种意图。
宣德九年（1434 年）六月，明朝边臣不断收到具有误导性的情报：“虏中归附者言，阿台朵儿只伯、失捏干等欲率众掠凉州、甘肃 。”明朝随即 “敕总兵官都督佥事刘广等严饬兵备。”并且，明宣宗下旨制定明确的防守有功升赏条例以求激发边防军民的抗敌积极性。诏书中对兵部尚书王骥等说道：
今达贼阿台朵儿只伯等不顺天道，罔感国恩，屡寇边境。各处虽有官军守备，缘此贼出没不常，未能剿灭，卿等其榜谕多人如此，贼再来寇边，凡一应人等有愿奋勇效力剿贼立功者，许其赴官自陈，即关与糇粮兵器并绵布二疋，以俟调遣。若能出奇劫，劫寨、斩首、擒贼者升二级，赏绢四疋布加其半。其遇敌斩首、擒贼者升一级，赏绢二疋布倍之。舍人军余不愿升者，升其正伍官军。其他有功不愿升者，除正赏外仍加一倍。凡能以少敌众，出奇制胜，斩首、擒贼、及获其马、驼、牛、羊者具其功绩奏来，不次升赏。阵亡、伤故官军、有功者在营纪录户丁及代役之人照例升用。除正赏外，仍加其半。如在营无户丁，代役止有母妻女子者，照正赏外仍加一倍。陕西所属地方及洮泯等卫番土官舍军、余人等，有自愿出力，敢勇杀贼，或于各处山沟险阻藏伏密了出奇获功及遇贼设法剿杀者，亦一体升赏。
事实上却是明朝错误地估计了鞑靼部的处境，过度放任瓦剌部对于鞑靼部毁灭性的重创。王骥巡边和督军出击鞑靼部，给予其残部毁灭性的打击对于瓦剌部的势力膨胀造成了重要影响。这时朵儿只伯部与阿鲁台所立阿台王子已自兀剌海北逃至亦集乃路，仍遭瓦剌脱脱不花军围困。 阿鲁台、失捏干父子则率领轻兵东逃到母纳山地（今乌拉特前旗）。瓦剌部脱欢率重兵追袭至母纳山，斩阿鲁台父子，获得大胜利。八月，瓦剌脱欢遣使臣昂克来明朝奏报杀阿鲁台事，向明廷进贡马匹并奉献所获元朝玉玺。
至正统三年(1438 年)二月至四月，明军再次实施了对蒙古鞑靼部长途奔袭战，使得鞑靼部从此长时间内一蹶不振。二月，明兵部尚书王骥侦知鞑靼朵儿只伯(多尔济巴勒)驻狼山(内蒙古包头西北黄河岸)，遂令甘肃左副总兵都督蒋贵率部为前锋。王骥亲自与甘肃总兵官任礼率大军继后，并令宁夏总兵官都督佥事史昭等各率精锐分路进击。蒋贵率军抵狼山，挥师奋击，大败之，鞑靼军渡黄河北遁。王骥、任礼、蒋贵等集中兵力追败之于石城(今宁夏固原附近)，朵儿只伯率余众逃往兀鲁乃池，投奔阿台(阿尔台)。四月，蒋贵率轻骑二千五百人，出镇夷(高台)北行，兼程三日夜，直抵阿台军营，纵骑冲击，大败之。蒋贵分所部为两翼，另遣百余骑为疑兵，转战八十里，斩首三百余级，生擒其左丞脱罗等百余人，阿台、朵儿只伯仅率数骑奔逃。王骥、任礼率军败敌于梧桐林，生擒枢密、院判等官十五人。次日，进至亦集乃(内蒙古额济纳)，执其万户两人为向导，率轻骑二千追击五百里，至黑泉而还，鞑靼部平章阿的干率众降。同时，甘肃右副总兵都督赵安等率军出昌宁(永昌)，至刁力沟，擒其右丞等三十余人而还。
在取得对鞑靼部的巨大胜利后，王骥与当地诸守臣集议，制定并划分战区戍守的战略。会议中，由于古浪城是庄凉一线的重要交汇点之一。王骥在奏疏中建议在该地设立卫所。他建议到：
今会总兵等官郑铭等议，兵贵合而能分。若合兵于一处，则贼来或东或西，我军疲于奔命，宜分兵四处，各命将臣分领守御。自庄浪西抵古浪城，南抵黄河东，北抵宁夏界以属都督李安。自凉州北抵镇番，南抵古浪，东北至板井以属都督赵安。自甘州东过山丹，直抵永昌，北至胭脂堡，西至深沟垒以属都督任礼。自肃州东接深沟，东北抵镇夷，西抵嘉峪，北抵天仓以属都督蒋贵。俾其各守地方训练士卒，贼至则各自拒御，去勿穷追。如贼大举入寇，则互相应援并力截杀，如此则内外有备，将士齐心，军无奔走之劳，民省转输之苦。
同时，镇守陕西右佥都御使罗亨信赞同王骥观点，同时上疏请求设立古浪守御千户所，获得批准。明朝于次年设立并派兵把守。
2 高台守御千户所的设立
高台守御千户所是陕西行都司设立最晚的卫所。其地处甘州西北方向约一百六十里的黑河南岸。明初只是驿路上的站堡，明朝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此地设立了高台递运所。其地“
祁连远拱，合黎近峙，白城山顾于前，黑河水绕于后。”祁连山在城北四十里，合黎山在城南十里。因为其地“路当冲要、水草便利、地土肥饶”，“可谓屯田用武、控扼戎虏之要地。”为防止蒙古游牧部族占据，对行都司造成威胁。景泰七年（1456 年）二月，提督甘肃军务左副都御史宋杰等官上奏请求设立卫所和仓场，以便屯守。时隔一月便迅速得以“设陕西高台堡守御千户所，并高台富积仓，置所吏目，仓大使各一员，”“辖十百户所”。修浚后，高台城堡“周四里，高三丈六尺，阔三丈。惟南门一，城楼一，内外月城二，箭楼各一，逻铺八。池深一丈二尺，阔一丈五尺，南关厢为门二，计一里。”千户所僚属吏目厅、所镇抚等机构亦在天顺二年（1458 年）由指挥王裕建造完成。
高台守御千户所其地“土腴气正，麦稻兼宜，”加之当地“民俗质朴，勤于耕牧，”所以高台守御千户所体现出的经济价值更高于其军事价值。弘治年间，监察御史石玠曾写诗称赞高台地区屯田。其诗云：“重重云树隐高台，幽景能令郁抱开。秋水入田应稻熟，晚烟着地欲成苔。疆场自喜无烽火，廊庙还知有俊才。千古榆山山下路，他年斧钺许重来。”说明高台已经成为陕西行都司重要的屯田场所之一，为保障陕西行都司的军粮供应作出重要的贡献。
在正统年间古浪和高台两个守御千户所得以设立之后，以陕西行都司卫所为主要核心的西北边疆镇戍机构得以完全确立。而在陕西行都司的设立、迁徙和调整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明初在向河西地区的开拓事业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明朝在向河西推进过程中对待当地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南抚北征”的政策，这体现在卫所的建立和补充大多是以防卫北方蒙古军队作为其战略的出发点。为此，明军在占领凉州、甘州、肃州、嘉峪关一线后，不断完善和补充当地卫所以达到镇戍边疆的目的。而洪武初年明太祖最初所构想的陕西行都司和肃王镇戍的层叠式体系在建文、永乐时期则被调整为只有陕西行都司的单一镇戍体系。此外，加之以哈密卫为首的七个羁縻卫所的逐个建立。陕西行都司连同“关西七卫”构成了西北边镇强大的军事驻防体系。有效地保障了明代西北边疆的安全。
明朝所设立陕西行都司及其卫所，其防御体系架构存在巨大的问题。这体现在：陕西行都司的卫所的设立主要以河西走廊作为核心区域。这个地带狭长，纵深区域不够宽广。在明朝初年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势力较为低迷时，明朝在该地区边政的实施一般较为顺利。而到日后少数民族势力如瓦剌和鞑靼蒙古部落逐渐强大起来之后，明初所设立的边疆防御体系便会难以支撑。蒙古部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长达一千五百里的沿边地带穿行自如。而明朝也只能往往是反应迟缓而坐视和因循这种危机地加剧。
閱讀更多 晨光說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