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親征瓦剌的明英宗朱祁鎮，兵敗土木堡，數十萬大軍覆滅，文臣武將死傷慘重，就連高高在上的皇帝本人也成了階下囚，屈辱被俘。
土木之變時大明王朝歷史上重要的轉折點，可以說深刻影響了明廷對北部邊疆的國策，軍事上日趨保守。
明英宗朱祁鎮重演靖康之恥，皇帝受縛異族的屈辱，這是朱祁鎮一生都不能洗掉的政治汙點。
可縱觀朱祁鎮執政期間，難道就沒有出現過大的戰爭勝利嗎？
筆者負責的告訴你，有的。
那便是正統六年二月至正統十四年春為止，三次征討麓川，維護西南邊境穩定。
這是否就是土木之變前，明英宗朱祁鎮的高光時刻，值得大書特書呢？
筆者接下來就為大家探討一二。
麓川之役的發端
麓川位於雲南西陲，宋元時期，當地傣族部落逐漸壯大，並形成了一個以思氏為首領的地方割據政權。
終元之世，元政府曾多次出兵征討，然而因為地利不便，沒能降服麓川思氏，只好置"平緬宣慰司"，施行羈縻政策。
等明朝建立時，麓川東接景東府（今雲南省景東彝族自治縣），東南接車裡（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南至八百媳婦（緬甸撣邦東部），西南至緬國，西連戛裡，西北連西天古喇，北接西番。
可以說麓川在明朝早期已然是一個地域廣闊的政權勢力。
洪武十五年，明王朝收復雲南，鑑於北方並不太平，朱元璋也對麓川思氏採取招撫政策，仍封思氏為"平緬宣慰使"。
但儘管明太祖朱元璋一心招撫，可麓川思氏仗著兵強馬壯，實力雄厚，多次進犯金齒、景東等地，納附蠻夷，擴張土地，嚴重影響大明西南邊陲的穩定。
為此朱元璋決定對麓川用兵，解除西南邊患威脅。
從洪武十六年開始，在朱元璋的授意下，明軍且耕且戰，於洪武二十一年擊退思氏來犯之軍，麓川才畏懼明軍實力又臣服了大明。
只是沒消停幾年，思氏繼續兩面派，一面向大明朝貢稱臣，一面積極向周圍進軍擴張勢力，將周圍南甸、木邦等地，鬧得雞飛狗跳，嚴重打擊了明廷在西南邊地的宗主權威。
比如宣德三年，思氏首領思任兵侵奪南甸、騰衝等地，明廷遣使詔諭，命麓川思氏將土地歸還各部族，這才平息禍端；宣德五年到正統三年，麓川再次興兵，侵佔了孟養、孟定府、南甸等地，且多次入侵明軍控制的金齒、潞江、江東、順東等處，割據的意圖十分明顯。
鑑於西南不靖，鎮守雲南的沐晟於正統四年發兵征討麓川，但以失敗告終。
麓川在西南展現的實力令明廷震驚不已，兵部尚書王驥，英國公張輔都主張朝廷派大軍征討，而掌司禮監事的太監王振，也採納了主戰派的意見，勸小皇帝派兵討伐麓川。
於是正統六年正月，明廷以兵部尚書王驥總督軍務，發兵十五萬征伐麓川，三徵麓川這才拉開了序幕。
戰役的得失
正統六年明軍第一次征討麓川是為了安定西南邊陲，正義性無可指摘，而且鑑於雲南官軍沒能平定亂局，由朝廷發兵就顯得非常有必要。
不過在明軍出兵的同時，北方草原上瓦剌也先正逐步壯大，有識之士建議要遏制瓦剌崛起的勢頭，但被當政的王振無視了，畢竟遏制一個還看不出危險的勢力，遠不如平定一場顯而易見的西南邊亂，更能彰顯其執政的威望。
第一次麓川之役以明軍大勝，思氏首領思任敗走緬甸告終。這次為大勝思氏在麓川的根基基本被摧毀，已經達到平定亂局的目的。
但是由於思任逃脫，明軍退出麓川后，思任之子思機不甘失敗又圖謀恢復昔日權勢，聚集殘部多次滋擾地方，於是又有王驥在正統八年再徵麓川。
第二次麓川之役有必要嗎？
筆者以為完全沒有必要，因為思氏在第一戰爭中早就傷筋動骨，只剩下小股勢力騷擾，明廷完全可以以雲南地方衛所兵力徐徐圖之，反倒大兵壓境，只會讓那些散兵遊勇鳥獸散，躲進深山，除了耗費錢糧，勞累地方外，效果真的不大。
第二次戰役，明軍主要是為向緬甸索要思任，與緬軍對峙，並燒燬了緬軍戰船數百艘，之後又尋機擊破了思機的軍隊，只抓住了思機妻兒，思機本人又逃竄孟養。
到了正統十一年，緬甸迫於明廷壓力交出了思任，思任死後，明軍為了繼續征討思機，發動了第三次麓川之役。
正統十三年，王驥將兵十三萬，雖然攻破思機的城寨，但思機本人又逃遁了，緊張的後勤壓力又逼迫明軍不能久留，王驥急於撤兵便立思機幼子思祿為部族首領，並立下誓約，其部眾以石伊洛瓦底江為界，永居孟養。
這次用兵的效果比第二次還不如，耗費巨大人力物力，並沒有一勞永逸解決麓川問題，反而因為正統十四年八月，土木之變的爆發，一些大臣便將罪過歸咎到軍事精力耗費在麓川身上，才有此敗。
名臣李賢便曾道：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於人何利益？而軍費所需萬萬，不可計，兵連遇結，以有今日（土木之變）。
李賢的意見代表多數文官的態度，這裡邊固然有土木慘敗的主觀情緒存在，但不能不說是影響明廷對瓦剌軍事失敗的一大誘因。
麓川之戰是應該打，但只有第一次有必要，那時麓川思氏勢力達到極盛，地方軍隊無力蕩平，有朝廷出兵，與國家穩定是有大利。
但在基本摧毀了麓川勢力後，對待死灰復燃的殘餘部眾，就沒必要在花費大筆錢糧去征討了。
在戰爭開始前，翰林侍講劉球曾提過一個建議，希望朝廷用屯兵的方式，且耕且戰，廣其儲畜，習其水土，固結木邦諸夷為援，逐步蠶食鯨吞，如此不出數年寇可自服。
劉球的辦法確實是一個掙扎穩打，切實解決西南邊患的辦法，不過見效慢，聲勢又小，顯然這不能符合王振"示威荒服"的心理。
麓川之戰雖然沉重打擊了思氏的統治，維護了西南邊陲穩定，但當政的王振太過喜好炫耀天朝武力，再三盲目征討，對大明國力也是一種透支。
進而緊隨而來的北部瓦剌入侵，這種盲目耀武的心理依舊作祟，少不更事的皇帝和專權的太監冒險親征，共同導致了土木之恥，從這個角度看麓川之役，還是大明之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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