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估计也是糊涂了，暗中跑到岐王李范的府上，向他大表忠心。

当朝宰相与宗室亲王暗通款曲，往轻说，这叫行为不检；往重说，这叫阴谋篡逆！

姚崇第一时间告诉玄宗，张说被罢去相职，

同日，刘幽求亦被罢相，贬为太子少保。

刘幽求自诩为拥立玄宗的第一功臣。唐隆政变中他功劳最大，可是他的尚书左仆射位置还没坐热，便无故遭贬。所以，他经常牢骚满腹。与他同病相怜的还有钟绍京，户部尚书还没坐稳也被贬为太子詹事，和刘幽求一样坐了冷板凳，也是牢骚不断。

姚崇又一次替李隆基出手了，毫不犹豫地告发了刘幽求和钟绍京。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闰二月，玄宗命姚崇对刘幽求和钟绍京立案审查，准备治罪。刘、钟二人不服，不断上疏抗辩。

姚崇知道玄宗心意，只是想把刘幽求等人逐出朝廷而已，并不希望事态扩大。所以，姚崇便又恰到好处地站出来为玄宗打了一个圆场。

他与另两个新任宰相卢怀慎、薛讷联名，向玄宗为刘、钟求情。

玄宗心领神会，当即贬刘幽求为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刺史，并把他的七百户封邑削掉了六百户，同时贬钟绍京为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刺史。

不久，在姚崇的积极配合下，玄宗又把王琚、魏知古、崔日用等人也先后贬出了朝廷。

所以，不得不夸一夸姚崇，这心理学学得好啊，深谙人性，会站在皇帝角度考虑，为他解决了功臣之患，还为皇帝背锅，玄宗能不欣赏吗？

摆平宗室威胁，支招防范措施

李隆基有一块心病，即他是庶出，还排行老三，皇帝做的底气不足。

虽然现在已是皇帝，但宗室亲王对他还是构成潜在威胁。就是他的四个兄弟和一个堂兄（李贤次子豳王李守礼）。一方面，李隆基感情笼络，同时，他采纳姚崇建议，把五个兄弟都外放到了地方上担任刺史，并且规定：五王到任后不负责具体政务，一切州务都交由僚佐处理。到了开元八年左右，玄宗的皇权已经相当巩固了，才让五王陆续回到了长安，授予了他们司空、司徒等荣誉衔，同时严禁他们“与群臣相结”。

就这样，在玄宗的情感安抚和制度约束之下，这些亲王都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在余生中始终表现得临深履薄，谦恭谨慎，让一些野心家即便想利用他们搞阴谋也无从下手。

如果说姚崇仅靠揣摩圣意，能让玄宗重视的话，那我们就太小瞧了一代贤相。他被重用最主要还是他的能力非凡。

吏事明敏，精明强干，励精图治

著名的“十事要说”

当时姚崇很牛气，要玄宗答应他的条件，否则不当宰相。他向玄宗提出十条政治建议：

一、施政以仁义为先；二、不谋求对外扩张；三、执法从亲近之人始；四、宦官不得干预政事；五、对百姓除租赋之外不得苛取；六、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要职；七、对臣下接之以礼；八、鼓励犯颜直谏；九、停止建造各种佛寺道观；十、杜绝外戚干政。

其实这就 是姚崇的十大施政纲领。当时玄宗求治心切，此“十事”又切中时弊，所以玄宗欣然接受，全盘采纳。

玄宗朝廷日后出台的种种政治举措，基本上都是以这十大纲领作为指导思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姚崇所言的“十事”，实际上就是一整套针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治国方略。正是这一套方略的推行实施，玄宗朝廷才会呈现出一派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清正廉洁、抑奢求俭的政治新气象，从而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

史称开元之初，

“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姚崇），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

善于权变，因事制宜，注重实效

姚崇执政风格很灵活，从不墨守陈规，他在灭蝗斗争中，执政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确实称得上“救时宰相”。

开元三年（715年）五月，黄河中下游地区连续爆发了大规模蝗灾。蝗虫过处，千里赤地，颗粒无收。

在古代农业社会，蝗灾所造成的损失无疑是各种自然灾害中最为严重的，如果对治不当，不仅国家的粮食储备会出现问题，还会造成大量的灾民和流民，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动摇统治根基。

所以，如何对付这场前所未有的蝗灾，就成了姚崇最后一任宰相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

当时古代人笃信天人感应之说，认为蝗灾是一种天谴，人力不可违抗，因而面对铺天盖地、漫山遍野的蝗虫，各地的官员和百姓都不敢捕杀，而是一味焚香祭拜，修德禳灾，希望以此感动上苍，使蝗灾自灭。

结果可想而知，田中的农作物被蝗群吞噬殆尽。各地官员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

姚崇闻报后，立即上奏玄宗，强烈建议派遣御史分赴各地，组织当地的官员和百姓捕杀蝗虫。可朝臣们多以为蝗虫数量太多，难以除尽，玄宗对此也是满怀疑虑。

姚崇坚持己见，据理力争说：“臣知陛下有好生恶杀之德，故此事无须陛下颁布诏书，只须臣下发牒文，督促各地灭蝗。若仍除之不尽，请陛下将臣的官职爵位全部削除！”

这就叫“有功归于上，有过归于己”。

这是一种为官的智慧，也是一种做人的勇气和担当。 玄宗没有理由再表示反对。

随后，姚崇立即行动起来，一边发文，一边派遣御史分赴各地。他还在牒文中提出了灭蝗的具体办法：根据蝗虫夜间趋火的特点，“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yì，掩埋），除之可尽”。

为了提高百姓灭蝗的积极性，姚崇还采取了特殊的赈灾办法，将赈粮数量与灭蝗数量挂钩，“采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

采取了上述措施后，一度肆虐的蝗灾得到了较为有力的控制。

我们从姚崇治理蝗灾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一个宰相，面对国家灾害时临危不乱，心系百姓，敢于挑战迷信，相信人定胜天的乐观主义。同时雷厉风行，措施得当，既有灭蝗方法，又有激励手段，作为宰相，姚崇确实能力超群。

君臣一心，抑奢求俭

中宗一朝，奢靡腐化，玄宗决心改变。

开元二年七月，玄宗就从自身入手，率先垂范，开始了一场“抑奢求俭”的改革运动。

作为宰相，姚崇又是怎么配合的呢？

在个人生活方面，从不讲排场，因陋就简。史称他在担任中书令期间，在京城竟然连一座宅邸都没有，只好长期寓居在长安大宁坊的一座寺院中。

姚崇寓居寺庙之事，让人难以理解。难道玄宗真的“节俭”到舍不得赐给宰相一座房子？就算天子不赏赐，难道姚崇自己为官数十年，三次出任宰相，又有好几个儿子在朝为官（颇有些灰色收入），这样还凑不起钱买一座像样的房子？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他寓居寺院一事，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在作秀，是为了配合“抑奢求俭”的改革运动而不得不这么做的。 说白了，就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

就算这只是玄宗和姚崇为了教育官民而安排的一场政治秀，如此用心良苦的“秀”，不也恰好能从侧面反映出玄宗君臣的自律、谨严和刻苦吗？

君臣一心，亲自表率，积极影响还是很明显的。

没有开元初期自上而下的抑奢求俭，就绝对没有开元中后期和天宝年间的繁荣富庶。没有开元初年玄宗君臣携手同心奠定的基业，也就没有后来那一页歌舞升平的盛世华章，也就没有那一个锦天绣地的巍巍盛唐。

引咎辞职，急流勇退，余生安稳

姚崇为官，对自己还是比较高标准严要求的，只可惜对儿子管教不严。长子姚彝，官任光禄少卿（主管宫廷膳食的副部长）；次子姚异，官任宗正少卿（主管皇族事务的副部长），这俩儿子仗着父亲是皇帝最倚重的首席宰相，招权纳贿，颇受当时舆论谴责。

除了对儿子缺乏管束，姚崇对自己的亲信下属也过于纵容。他有个秘书（主书，从七品）名叫赵诲，收受胡人的贿赂，不料没多久就被人告发了。玄宗对此案极为重视，亲自审问，结果发现案情属实，遂将赵诲逮捕下狱，并判处了死刑。

一个七品官员的案子，皇帝亲自过问。姚崇没细究里面深意，糊涂到竟然出面营救，玄宗看在他的面子上，特别在大赦诏书中标出赵诲的名字，下令免其死罪，杖打一百，流放岭南。

尽管皇帝给足了面子，事后姚崇清醒了，痛苦地意识到——经过这件事之后，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了，玄宗已经不想用他了。倘若不在这个时候急流勇退，万一两个儿子贪赃纳贿的事实再被揭发，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深谙官场规则的姚崇不得不向玄宗提出了辞职请求，而且提出了不止一次。同时，姚崇还向玄宗郑重推荐了一个人，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他就是时任广州都督的宋璟。

开元四年闰十二月，玄宗接受了姚崇的辞职请求，免除了他的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同时将源乾曜罢为京兆尹、西京留守。

他的主动辞职，免去了唐玄宗的尴尬，维护了皇帝面子，所以在后来的几年里，玄宗对他依旧礼遇甚隆，仍令其“五日一朝，入阁供奉”，在许多大政方针上还是要征求他的意见。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病逝，享年七十二岁，死后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现在，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姚崇的表现，唐玄宗想剔除功臣，姚崇就做急先锋；面对宗室威胁，给出妥当建议；治国理政，兢兢业业，精明能干； 国家有难，勇挑重担；抑奢求俭，极力配合，君臣一心，深明大义；犯下过错，引咎辞职，避免尴尬。

结语

姚崇为什么没有遭到“兔死狗烹”的命运？

首先，姚崇虽然和郭元振、刘幽求等人一样，都是玄宗政变的支持者，但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因此也就无所谓什么“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对玄宗的皇权当然也就构不成威胁。

其次，姚崇是三朝宰相，素以“吏事明敏”，精明强干著称，玄宗要追求天下大治，自然需要这种富有执政经验的大臣辅佐。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姚崇忠于人主，深明君臣大义。

这样一位能力强、情商高、一心忠于皇帝的宰相，李隆基有啥理由“兔死狗烹”呢。

姚崇在任三年多，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与玄宗君臣同心，密切配合，共同开启了清明、高效、务实、俭朴的新政风，终结了自神龙政变以来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把帝国引上了一条健全的发展轨道，为盛世的来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

分享到:

---

閱讀更多 歷史逸事 的文章

關鍵字: 宋璟 李守 唐玄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