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王朝，享國276年，綜合國力一度領先全球。
然而，自明萬曆元年（1573年）起，明朝國勢不斷下降，其間幾番掙扎，始終未能挽回局面，於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亡國，整整71年。
有趣的是，清朝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到宣統三年（1911年）皇帝遜位，恰巧也是71年。
晚明與晚清同樣遭遇“貿易全球化”衝擊，由此引發一系列社會、文化、思想的動盪，二者提出了因應之道，卻均以大崩潰收場。
不同的是，晚清白銀外流、財政困窘，晚明則在“貿易全球化”中，長期處於優勢地位，即“在當時西方人眼中，晚明中國是毋庸置疑的強國、富國，在很多方面領先於歐洲。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歐洲國家，在與中國的貿易中，始終處於結構性貿易逆差中，不得不支付大量的白銀”。
顯然，晚明改革的大環境更好，難度更低，為何依然未能逃出覆滅的命運？
自《明朝那些事兒》風靡後，“明亡於東林黨”的聲音遍傳坊間。幾個書生，真有那麼大能量嗎？民間議論，為何能左右廟堂決策？如東林黨要為亡國亡國，皇帝、大臣們又該負什麼責任呢？
種種疑問，體現出人們對晚明歷史瞭解甚少，重娛樂而輕事實，則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思考易流於膚淺。
面對大變局，明朝是如何回應的？
這要從嘉靖皇帝說起。表面上，嘉靖不理朝政，任嚴嵩專權20年，但他牢牢掌握著嚴嵩，嚴嵩是替他辦事的，所以嘉靖還是理朝政的。
明朝嘉靖皇帝，雖長期不上朝，但一直牢牢地掌控著朝政。
嘉靖自比堯舜，海瑞上書說：“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氣得嘉靖把奏章摔在地上，要立刻逮捕海瑞。太監說：海瑞不會逃，他帶著棺材來的。
嘉靖要殺海瑞，徐階勸諫說，海瑞是以死求名，殺他就中計了。嘉靖承認，海瑞說的都對，但只是私下對徐階才這麼說。
張居正能開啟萬曆新政，因他擁有巨大權力。張居正既是首輔，又是皇帝的老師，萬曆稱他為先生。張居正自稱是“吾非相，乃攝也”。此外，他和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結成權力同盟。
張居正改革很成功，但“威權震主,禍萌驂乘”，這句話出自《漢書·霍光傳》，所以張居正下場很慘，比高拱、徐階慘得多。張居正早意識到這一點，他想退休，可太后不批准。
皇權歷來如此。嘉靖皇帝喜道教，穿道士服上朝，要大臣們也如此，嚴嵩立刻照辦，夏言卻依然穿朝服，他後來的下場是棄市而死。
張居正死後，萬曆因大權長期旁落，所以對權力抓得特別緊，諸事都由他來定。他長年不上朝，據我考證，他有疾病，人又胖，後期已無法行走。他對兩位太后很孝順，每天去看望，都是坐輪椅，由太監推著走。這種形象自然不便上朝，但他常開御前會議。
萬曆皇帝，他晚年無法行走，只能坐輪椅，由太監推著走。
皇帝對權力都非常敏感，很難找到完全不理朝政的皇帝。即使是天啟皇帝，他喜歡玩，魏忠賢總趁他玩的時候去請示，這是鑽空子，但魏忠賢依然要去請示。
因《明朝那些事兒》，很多讀者認同“明亡於東林黨”，怎麼看？
歷史著作必須言必有據，這是它和文學作品根本的區別。《明朝那些事兒》帶有文學色彩，不能當信史看。這就好比《三國志》與《三國演義》，各有各的價值。
說“明亡於東林黨人”，簡直是無稽之談。
東林書院是一個民辦學校，他的宗旨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弘揚儒家正統學脈。被別有用心的政客扣上“朋黨”的帽子，誣為“東林黨”。明末學者吳應箕說：“小人慾空其國，必加之以朋黨。”
東林領袖之一顧憲成，他和同儕從沒提過“東林黨”，只提過黨人，指同道而已
在東林書院院規中，明確禁止“評有司短長”“議鄉井曲直”。至於說利用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之機“專權結黨”,那就更不對，東林書院是9年後（1602年）才設立的。
東林黨是政敵強加給東林書院的蔑稱。如今不少學者在論述這段歷史時，不稱“東林黨”而稱“東林運動”,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在寫《東林書院與朋黨之爭》時就是如此。
許多網友說“崇禎死前後悔殺魏忠賢”，確有其事嗎？
這更是信口雌黃，不值得一駁。
首先，崇禎皇帝並沒有殺死魏忠賢，而是把他流放到鳳陽去看管皇陵，半路上，在旅舍中自己上吊而死。崇禎皇帝下令清查閹黨逆案，是他一生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夏允彝《倖存錄》說：“烈皇帝不動聲色，逐元兇，處奸黨，旁無一人之助，而神明自運。”文秉《烈皇小識》說：“肘腋鉅奸，不動聲色，潛移默奪，非天縱英武，何以有此！”
其次，所謂“後悔”云云，是毫無事實根據的胡編亂造。謂予不信，請看我寫的《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
《明史·顧憲成傳》寫道：凡是反對魏忠賢的正直官員，“率指目為東林，抨擊無虛日……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之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後已”。分明是說，魏忠賢之流一手操縱的黨禍到明朝才止，說“明亡於東林黨人”，豈非顛倒黑白！
在時代鉅變前，明朝的主要失誤在哪裡？
這個問題過於寬泛，牽涉面很廣，《重寫晚明史》的後四卷，就是要回答這個問題。很多讀者都有這樣的疑問：經濟成就傲視世界的大明王朝，為何在內憂與外患的雙重夾擊下，迅速走向覆亡？
歷史學家對於明朝滅亡，有各種各樣的分析：有的說，明之亡實亡於萬曆，指的是朝廷袞袞諸公糾纏於黨爭，皇帝勤於斂財疏於臨朝；有的說，明之亡實亡於天啟，指的是魏忠賢閹黨專政倒行逆施，之所以未即亡，因祖宗恩澤未盡，孟森先生曾說，崇禎皇帝如果在萬曆以前，決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以後，則非亡不可。
孔尚任在《桃花扇》的篇末感嘆道：“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明朝為什麼如此不堪一擊？確實是值得深長思之的問題。有讀者把它簡單歸納為幾句話，如：僅僅有經濟繁榮，沒有政治體制的相應變革，沒有把內憂與外患消弭於無形的能力，那麼，培育繁榮盛世的王朝就會走向末路。對此我不持異議。
究竟如何，各位可以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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