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喝酒，得用很多文字来絮叨。
第一次尝白酒，已想不起具体时间。但记得第一次喝啤酒，那是乡场上一个赶集天，村里开拖拉机的人和寨上几个小伙在集镇街头吆五喝六，拉我过去，倒了一杯黄黄的水一样的东西，看上去有点像茶水。我冒了勇气喝下，差点吐了出来，见状，他们才说，是啤酒。我从没喝过这玩意，这东西倒进嘴里，苦苦的、涩涩的。有人说，跟喝马尿差不多，至今我没喝过马尿，不知道马尿到底啥味。这之后，因为从农村进了城，慢慢也能把啤酒喝得爽口，只是，不怎么爱喝，喝得最多的还是烧酒，即贵州的酱香型白酒。
大致从十多岁开喝，一路喝来，醉的次数不胜枚举，每醉，天旋地转，吐得肠子都要崩裂，那种难受和醒来的沮丧只想痛搧自己嘴巴。时有醉一天，严重的要两天才回过神来，于是曾赌咒发誓再不喝这劳什子，可他妈的，没过两天，好了疮疤忘了痛，酒桌上又痒痒的经不住诱惑经不住劝，又喝得找不到北。周而复始，就这般醉了发誓，誓后又喝。有点像蒋介石当年在上海滩逛窑子，逛一回，回去写忏悔录，然后接着逛。
年少时在老家农村，喝的都是包谷酿制的烧酒。那时很少喝醉，不是因为年轻喝不醉，而是物质匮乏、囊中羞涩，饭都吃不饱，哪有钱让你把酒喝醉？能喝上几口酒的情况一般是赶场天或别人家请你帮着打田栽秧种包谷的时候。赶场天，包里再羞涩的老乡们在返回山寨路上，都要喝几口。山村路上，每隔一段路就有一个小店，卖些小百货之类，比如煤油、盐巴、肥皂、手帕等等，小店最不缺的就是烧酒，因为这东西受卖，能赚钱。特别好这一口的大爷大叔，赶场天往往会忘了一个星期的柴米油盐，却不会忘在路上喝个脸红脖子粗。那时，好像普遍是八分钱一杯，最贵的一角二分钱一杯（一两）。我们山寨有个年龄大我们很多岁的兄长，大家都说他好酒贪杯，赶场天，每走到一个烟酒小店，人家喝酒，他就凑上去，对店小二说，再来二两，我请。然后，端着店小二递过来的酒咕噜喝下，完了，总站着，也不说话。别人要面子，只好主动把酒钱付了，因为好这口，每回他都喜欢玩这把戏。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年轻，商量着收拾他，在赶场回家的路上挨着请他喝，本来他自己在镇上就灌了半斤下肚，一路上，我们五个人轮番上阵，终于把他喝高了。天黑时，他摇摇晃晃、口中念念有词走回山寨，快到家时摔进了阴沟，摔得鼻青脸肿，被人发现背回家，清醒后告诉他婆娘，说是我们几个把他灌的。我们几个被他婆娘骂得狗血喷头，心想，蚀了钱还挨骂，这事以后再不能干。
记得我第一次被酒醉得人事不省是17岁，要是现在肯定要了命。那是上世纪80年代，我家的木屋摇摇欲坠，父亲在我两岁时死了，母亲没有能力修葺。17岁那年，和母亲把养大的一头牛卖了，然后请木匠伐木维修木屋。因为家境贫寒，为省钱，维修木屋所用的烧酒我学着酿制。酿酒过程不细表，总之从把包谷放到锅里熬熟到制作发酵，再用木甑烤出酒的各道工序都很生动，不仅细节繁琐，且十分讲究，以致到现在，那体验式的作坊烤酒经历记忆犹新，也因此知道头锅酒糊烈，二锅酒醇厚，三锅酒味中，四五锅酒就味淡乏烈了。
这种自制的包谷酒，也就是今天酒市上老爱强调的“粮食酒”，五十度左右，喝多了，烧心烧脑。
那是一天中午，木屋维修完工，七八个木匠离场。木匠告别主人家，主人要正经其事炒几个像样的菜送行。母亲炒了好几个肉菜和蔬菜上桌，自然不能没有酒。母亲五十多岁，不喝酒，敬木匠的酒就由我这个小“主人”代替。我人不大，但酒胆不小，端着碗诚恳地每人敬一碗，那时，在我老家喝酒都是端碗，一碗酒少说也有二两吧。七八碗酒敬完，人家每个木匠又回敬主人一回，两圈下来，我彻底晕了，摇摇晃晃提着一挂鞭炮把木匠送出门，回转身一个站立不稳栽倒在地，怎么也爬不起来，天旋地转、头痛欲裂。母亲拿帕子用凉水透了捂我胸脯和额头……晚上才把我扶到铺上，这一睡，睡了两天两夜。
在省城读书时，我的上铺和旁边的同学也好酒，每次喝酒都抢着喝，还美其名曰，担心对方喝多了，实际就是饿酒，以此理由多吃多占。我们中革史老师是四川人，人到中年，更好这口，周末总爱叫我们去他家喝酒。我们就买些菜、买着酒去他家。记得有一次，我和我上铺的同学喝得酩酊大醉，回来路上为一个问题争执不下，结果动起武来，他的一只脚被我摔倒在路边水田里，不服，回到宿舍门口的坝子，又闹着摔架。他个子比我高，认为我根本不是他对手，要在分高下。我们挽在一起，由同学当裁判。也许确实是他力气比我大，也许是我心虚了，因为之前我把他的脚摔进了田，他没面子，所以我不敢再狠。
缠斗一阵后，我被他重重地摔压在水泥地上，一抹额头，热烘烘的，等站在旁边的“裁判”拿来电筒一照，额头破了，鲜血直流。此时，夜已深，酒被吓醒，校医院关了门，只好捂着额头往城里的医院走，结果被医生缝了七针，再在额上贴一块纱布。至今伤疤可见。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得了胃病，一痛就只差在地上打滚。那时年轻，不在乎什么胃病，有酒照喝，有多少喝多少，根本不顾及胃高不高兴、舒不舒服。毕业后，留在一个系上工作，记得有一年，系里安排10多个教职工去昆明游玩，第一天晚上好像是住在云南教育学院招待所，安顿下来后，我联系少年时的伙伴。曾经，我们在山村一起上山砍柴、放牛，后来他当兵在昆明，再后来转业在昆明工作，在昆明讨老婆安了家。我们已多年不见，“他乡遇故知”何等喜悦。我和同行的一个同事赶去他家时，他已备好猪耳、花生等下酒菜。酒是贵州鸭溪窖，虽然不抵茅台，但在那个年代，鸭溪无疑是贵州排位在前的好酒。一开喝，话如潮水，咋呼着很快就干完了一瓶，接着又开第二瓶。人在兴头上，往往把控不住自己，打开第二瓶，喝着喝着，舌头就大了，他夫人见状上前劝止，可这时，第二瓶酒已空空如也。好在同去的同事，应付似的喝了几杯，幸好他节制，不然麻烦就大了。他和老乡扶着我来到大街上，出租车司机看到我偏偏倒倒、张牙舞爪，一溜烟开跑了。没出租车愿意停下，只好打了一辆有棚架的三轮摩托回招待所。坐在敞篷的三轮摩托上，风一吹，我忍不住翻肠倒肚地吐，幸好还晓得努力把污秽吐出车外。吐了一路，肠子都快吐断了，才到招待所。同事扶我进房，把衣服脱掉，再把我放倒在有蚊帐的床上，回到自己房间。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滚下床，在木地板上横到了天亮，等醒来才发现自己光着上半身躺在木地板上。那是夏天，昆明蚊子非常猖狂，也许饿了很久，早就饥肠辘辘，突然看到一个赤身的倒霉蛋，大家一拥而上，人人都吃得兴高采烈，肚皮圆圆。等爬起来时，我才发现自己上身到处是红疙瘩。一周后才恢复。
后来，胃病严重，胃药不断，曾多次找郎中抓“面面药”吃，这种“面面药”真他妈难咽，满口钻不说，还哽喉咙，时有被呛得头顶冒烟。
在省城当记者那些年，同事、朋友一起喝酒，总要喝到大家脸红筋涨为止，不到语无伦次，绝不停杯。曾行走过贵州乌江、赤水河、北盘江，后来把一路的经受照实写成文字，出了书，很多人看了，问我是不是喜欢喝酒？看你书里写的，一路上都在与当地农民海喝实喝。其实，我并非酒徒，好酒成性。我喝酒大致有几点不是理由的理由，其一，和朋友喝，这种情况，不知不觉容易喝高；其二，忒苦闷时和忒累时一个人喝，也有自己把自己灌醉的时候；其三，是应酬，按说这种情况下不醉才正常，可我往往也会喝得找不到路。一张桌子上喝酒，我和很多人喝酒的风格不同，不少人喜欢“看人喝酒”，我是看嘴喝酒，只要有一张嘴，我都挨个一敬，不管他喝不喝酒，也不管他是当官的还是端茶的，我都“你随意，我干了”。我喝酒积极，但讨厌劝酒，对于别人不想喝，硬要无话找话逼人喝的当儿，我会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所以，这种场合我也容易喝多。
在我的职场生涯中，因为酒，我曾被一个上司刺激过，他说我“酒品不好”。我至今不知道，酒品是指酒桌上啰嗦、耍赖、玩心计，还是专指喝醉的人。如果是指前者，我绝不在此列。我与人喝酒，从不拉稀摆带，不像有的人，几杯酒喝下去，就开始耍滑，不是以水充酒，就是每次抿一口，或悄悄倒在地上。凡我敬酒，我都一口干掉，从来如此，但人家喝不喝我不介意，而人家敬的酒，我更是不折不扣咕噜见底。第一次听人说我酒品不好，非常愤懑，所以事隔不久我炒了这个上司的“鱿鱼”。
那是十多年前，我离开记者岗位被朋友推荐去一本杂志，当时是以编辑部主任岗位进去的。杂志主编50多岁，头发白，人高大，但一见面我却觉得他是个好卖弄、摆架子，好大喜功那类型，且好为人师却无多少内涵，热衷于装神弄鬼。在我未进杂志之前，据说他要求很高，既要招中文或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做编辑，又必须是业务方面很棒的人才行，因此一直没人能进。而我，一天见面就和他谈了两小时业务，在他看来，我，可谓是他众里寻他千百度之后终于觅得的“良才”。一个星期后，我提出杂志要与时俱进：改版。这时，适逢全国期刊年会在乌鲁木齐召开，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两个处长前往参加年会，我提出在乌鲁木齐用茅台酒在他乡宴请两位“管事”，以便创新刊物。主编当时完全同意并支持我的主意，并从杂志社带了三瓶茅台前往乌鲁木齐。会议期间，我们按计划在乌鲁木齐大巴扎附近一家餐厅宴请“客人”。
晚宴上，主编端坐在二位处长中间，显得很有派头，也许他认为大爷我从贵阳带茅台来给你们喝，你们就懂点事吧……自始至终没敬别人一滴酒，而别人敬他酒时，他像大领导一样端坐着、很有范地轻轻举着杯子挨一下嘴唇。人家说，主编，喝酒也太谦虚了，他就说，让小魏敬你们……
说实在的，第一次在乌鲁木齐喝酒比较高兴，最要紧的还是想把两位处长喝满意，回头办新刊好找他们通关。我左一杯又一杯敬两位处长和在座的五六位同桌，直到把三瓶茅台喝干，回到新疆政协宾馆躺下。深夜，酒劲上来，我忍不住吐了一地，把红地毯染成黑地毯了。最尴尬的是，主编带了老婆去乌鲁木齐却不与老婆同宿，而和我住一间。几天来，他整夜如雷似的鼾声让我痛苦不堪，我却不敢放一个屁。而这天深夜，我的呕吐可能让他也痛苦了一回，估计都快崩溃了。
次日清早，他把服务员叫来清理房间，吼着强行把我叫起来，要我与宾馆服务员把事情处理好……我强忍着天旋地转的难受，赔了200元污染费了事。
人的性情一旦铸就，大约也就无改了。有一次和一群老乡在宴请上喝酒，当时没觉得喝多，饭后，陪几个老乡去一个俱乐部打麻将，看着他们欢天喜地打着麻将，感觉自己要滑到地上了，赶紧摇晃着下楼。一上街，差点倒在了路边。好在意识还没糊涂，向过路的士招手，可没一个的士停下来，我又向窜过来的一辆辆摩的招手，他们一个个停了几秒钟又“轰”一声开跑了。
我意识到完蛋了，向前俯冲一步拽住路边一棵香樟树，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倒在地上，一旦倒在地上就爬不起来了，且马上就会睡着，爬起来时一定是酒醒之后的第二天。我拽着香樟树转圈圈，肚子猛力抽动，不停呕吐。我拽着树干不知转了多少圈、吐了多少次，又迷糊着向前面的香樟树偏偏倒倒地冲过去，然后继续拽着树干转圈继续喷射……大约拥抱了五六棵香樟树，才慢慢清醒过来，这时已是凌晨两点来钟。我下意识甩甩头，理理蓬乱的头发，这时，一辆的士方才把我拉回家。
总言而之，酒喝醉了，难免洋相百出。记得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喝多了，出门摇摇晃晃顺着街沿前行，一路走一路眨巴着眼东看西看，一个人大约走了两个小时，老也走不到家，就停下来站在一个地方看，只见灯红酒绿，却分不清东西南北，忽然间迷了路，不知是贵阳什么地方。在贵阳生活了二三十年，一时间蒙圈了，于是晃荡着上前打车，司机问我去哪里？我说到相宝山，司机说，这就是相宝山啊！可我还是很迷蒙，对司机说，能不能拉我回家？司机是个好心人，看我确实找不到路，才把我拉到小区门口。
有一年，我和朋友出差到一个城市，我们下榻的宾馆旁有个派出所，晚上，当地的朋友把我们叫出去喝酒，几年不见，酒一开喝，又没刹住车，直到喝得舌头打颤，才各自散去。当时，朋友为了方便我们，选的馆子离我们下榻的宾馆很近，走路十几分钟距离。喝完酒，我和同事走路回宾馆，快到宾馆时，同事内急，跑回宾馆。我走着走着却迷糊了，怎么也找不到宾馆，就在一个地方晃悠、转圈，民警见我摇摇晃晃、形迹可疑，把我带进派出所询问，最终确定不是坏家伙才放人，可我还是找不到路回宾馆，派出所叫打电话让朋友来接，可手机没电了，又记不住同事电话，民警看我确实有些晕乎，找了充电器帮我把手机充上电，我翻来翻去，翻了半天，还是翻不出同事电话，民警只得走过来帮我找电话。电话通了，同事问我在哪里？他说他在街上找我。
第二天出门一看，派出所离宾馆六七十米。
无数次想把酒戒了，可又一想，人总得有点乐的，连喝酒这点快感都删掉，活着还有什么劲？何况，酒， 对我是有帮助的，常言说，酒乱性，但我以为酒更能“杀”性。长期光棍的日子，不喝酒，身体里的激素何处排解？酒喝多了，激素就被扼杀了。从这个角度说，我应该感谢酒，不然，保不准会犯什么错误。
有人说，烟酒不分家，这么好酒，问我抽过烟吗？其实，我曾抽过20来年的烟，后来不抽了。有人佩服，说有毅力，能把烟戒掉的人牛逼。实际不是这样的，我10几岁开始抽烟，而且是叶子烟。山里人，尤其是老汉们，最喜欢忙完活，随处找个地方坐下来很放松地吧嗒吧嗒抽叶子烟。那是农人们的一种休闲方式，也是放松方式，更是他们最有气质的自我表现。记得在我大约十五、六岁时，寨上有位养蜂人，拉着几十箱蜂子四处游走。有一天，他从云南拉着蜜蜂箱回到村寨修整，那天晚上我跑到他家玩，他很高兴，叫我喝几口他从云南带来的水烟筒，我好奇，也特别想尝鲜，就抱着水烟筒“咕咕咕”往上吸，几次都差点把水吸翻了，在他耐心指点下好不容易把这水烟抽成。正暗自高兴，却不料，一会，整个人就像得了大病，晕乎在他家灶前的凳子上，想吐吐不出来……至今想来，烟醉比酒醉难受多了。之后再不敢碰水烟筒，只抽香烟，有一年夏天的夜晚，我坐在县城一个熟人家门口，独自抽着香烟，看着大街想着心事，一支接一支地抽，不觉就把一包香烟抽空了，至今想来，那不仅是一种美妙，一种无边无际的遐想，更是一种享受。
后来，人在广州，有天晚饭后，朋友递过来一支烟，我突然觉得十分抵触，像见到一个非常恶感的人一样，只想逃离。朋友没有勉强，以为是一时不想抽，也就罢了。没想到，从此我与烟就断了关系。别人以为我是成功戒烟，岂料是我和烟的缘分到头了。之后即便抽上一支玩儿，也不舒服。这就好比男人和女人，缘分尽了，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万事万物，缘来缘去、花落花开，自有定数。该去的留不住，该来的挡不了。
曾经，深爱一女子，她嗜书如爱，博览颇广，在我接触的女性中其思想境界可谓首屈，个性鲜明，圆通却不城府，还喜茶，懂茶道，因此，我一度喜欢上闲适品茶的滋味。她更喝酒，也算性情中人，记得我们第一次喝酒，特别有趣，就咱俩，那天天公不作美，下了毛毛雨，她下班就往那家小馆子赶。天气有点冷，她穿得厚，走进小店时，带了瓶酒，揣在衣服夹层，生怕别人看见。进店从衣摆下拿出来往桌上一放，说，今儿个我请你……
初次约酒，像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友，碰杯，干了，碰杯，干了……一瓶酒喝尽，她絮叨着没完，看着空瓶，意犹未尽。临别，她有些醉眼蒙眬，摇晃着穿过街，向过路的出租车招手，出租车停在她身边，她裹紧衣服磕磕碰碰钻进出租车……
后来，我们一起喝茶一起喝酒一起谈论时事，探讨读书心得……再后来，酒又把我和她隔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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