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1919年爆發自美國（一說為西班牙）、流行於全球的大流感，由赴歐參與“一戰”的美國士兵將流感病毒帶到歐洲，其後擴散到亞洲、非洲、澳洲等地。
根據1927年美國醫學會資助的研究發現：全球至少有2100多萬人死於這次流感（20世紀四十年代則有專家判斷，全球死亡人數為5000萬到1億人），美國1/3的人感染患病。流感於1918年3月春季爆發，6-7月到達峰值，當年9月到第二年1月流行全球。1919年2月-3月為流感餘波。1918年10月-1919年1月為死亡集中期，主要死亡年齡段為兩歲以下兒童、70歲以上老人和20-40歲的青壯年。
一、流感的傳播時間線
1918年3月堪薩斯州福斯頓軍營首先爆發，患者雖然多數恢復，但有230多人轉為肺炎，其中1/4的人醫治無效死亡。3-10月，美軍很多士兵隱瞞病情，陸續赴法參戰將病毒輸入歐洲。
1918年8月，時任紐約市衛生部長科普蘭和衛生官員發表聲明：認為不存在流感爆發的危險，也未採取任何防控措施。20日，承認紐約流感的存在，但仍然官宣流感並不嚴重且不會廣泛傳播。
此時新聞媒體通過獨立調查，發現和報道了大量感染者。媒體運用輿論力量對政府施加壓力，不斷有病情被曝光，但此時仍有一些機構和行業弱化病情，導致對嚴峻形勢的輕視。甚至還有人對政府的有限防控行為表達質疑，認為關閉人員密集場所是對公民自由的侵犯。
1918年9月3日，波士頓醫院收治了第一例流感病人，同時組織了“為自由而戰”的遊行，當中就有海外歸來的水兵。
9月21日，費城衛生局承認流感，把流感列為值得通報的疾病。也採取了一定的隔離措施，但仍然堅持說：流感的爆發和影響僅限於軍中，不會傳染給民眾。甚至有菲利普醫學院的人員自稱找到了病因，導致人們都放鬆了警惕，費城仍然宣佈人們自由及舉行自由集會，流感因為這種公眾聚會，進一步擴散傳播。
9月28日，費城舉行了為戰爭籌資的“自由公債”遊行。當天場面盛大，遊行隊伍長達三公里，人數達幾十萬人，衛生局長克魯森保證“不會出現任何危險”。
這次大規模的“盛會”最終帶來了致命的危險，10月，20萬人患上流感並惡化成肺炎，不治而亡的人，他們的屍體也只是堆積、掩蓋、焚燒等方式，沒有得到及時妥善的處置，這些進一步造成病毒擴散。
第二、美國政府對大流感的救治政策
當真正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美國也積極採取了醫療救治，但此時並沒有有效的疫苗和抗病毒藥物。美國通過改造房屋建成臨時醫院，但面臨中醫護人員嚴重不足的問題，不得不廣泛徵調民間護士、返聘退休醫生，那些尚未畢業經驗不足的大學醫學生也不得不進入醫院。此時局面是有些失控的，水軍護士在流感爆發的高峰期，不得不將病勢沉重但未失去生命體徵的人裝進裹屍袋。
同時美國政府也採取了非藥物干預救治，比如關閉學校、影劇院等公共場所；對馬路、廣場等公共設施消毒；鼓勵個人培養衛生習慣，如戴口罩、自我檢疫隔離等。
美國政府亡羊補牢採用的非藥物干預手段，是大流感中的主要救治手段。
第三、大流感對美國的影響
1.1918-1919年，美國有47%的各類死亡，是由於流感及其併發症引起的，67.5萬美國人喪生，平民的死亡人數是軍人的15倍——當時公共衛生部被納入軍隊，醫療資源向軍隊傾斜。美國出現勞動力匱乏的局面，這次流感也讓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從1917年的51歲下降到1919年的39歲。
2.醫學觀察發現，流感患者會出現劇烈咳嗽和七竅流血的症狀，患者身體內臟器官會受到嚴重損害，也會造成腦血管損傷和神經 、智力受損。其時參加巴黎和會的威爾遜總統也被感染，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威爾遜的外交能力沒有完全發揮，他沒有為美國爭取到最大化的利益——美國在戰爭初期為了繼續做生意保持“中立”，在戰爭快要結束時參戰，是為了分取戰利品和稱霸世界，增加美國的國際影響力。由於威爾遜沒有最佳發揮，美國沒有在一戰中撈取到最佳結果，其稱霸世界的意圖最終推遲到了幾十年後的二戰才得以實現。
3.大流感在短期內對美國的經濟有一定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影院、劇院、公共娛樂場所、工廠等人口和勞動密集型行業。部分人員出現失業，生產生活一定程度上出現停滯。人們出於對疾病的恐慌，購買意願和購買能力下降。但在疫情結束後，美國社會的消費能力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反彈”。
4.公共衛生政策方面，促使美國醫學在已有基礎上發展更新為現代醫學，建立了比較科學的防控體系；女性護士因為大流感中的貢獻，其價值得到肯定，社會地位大幅提升；美國公民的衛生習慣和公共道德得到較大的改善。
5.美國政府因為初期隱瞞病情的行為，讓美國民眾對政府產生失望，削弱了政府公信力；同時疾病的快速擴散和致死率也讓人心存畏懼，一些醫護人員因為在救治中殉職，甚至導致一些醫護人員不敢靠近病人；人際關係變得淡薄、疏離、脆弱。
第四、美國大流感給人們的啟示
1918年的美國大流感，在當時似乎沒有引起美國人們非常大的“痛感”，這是因為威爾遜總統為了戰爭需要，對當時美國社會的言論自由有所限制。美國政府當時的工作重心是以宣傳戰爭、鼓舞士氣為主，這讓很多人認為大流感是戰爭的一部分。公眾不少人認為是德國人搞的細菌戰，但大流感的真正起因至今沒有明確的定論。
美國的大流感，給我們很多借鑑和啟示。
1.歷史往往驚人地相似，此次中國疫情在發生之初，地方的處理方式跟1918年美國的處理方式很多是簡直如出一轍。但是當疫情進入全民關注的階段，中國社會在重大事件方面的“舉國體制”，則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中國對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具有極高的效率：全國“承包”湖北，各地醫護精英馳援武漢、湖北，十幾天建成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幾天一個“方艙醫院”……這種優勢和速度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國“獨此一家”。
2.中國要建立成現代化國家，還是任重道遠。疫情雖然已經得到極大的控制，並且即將取得最終勝利。但疫情當中也暴露出社會治理、公民素質、公益制度等種種問題。現代化的文明國家是一個“乘積”，而深入推進的改革、集中提升的公民素質、不斷進步的社會規範……則是導致最終結果的“乘數”。
3.國家利益、階層利益、個人利益，在重大事件面前往往是一致的，但可能也存在一些衝突之處；在平常時期，這些衝突矛盾也是一定程度上客觀存在的。以法律為底線，以道德為標杆，可能是比較理想的平衡解決之道。
4.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分子，他們的聲音應該被聽到，權益應該被尊重，貢獻應該被讚揚。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知識分子的批評精神，也需要得到發揚和保護。很多時候新聞媒體能起到更加及時高效的作用，而知識分子在一些問題上也具有前瞻性的認識和洞見。
5.真正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全世界攜起手來，在改善生態環境、保護野生動物、開發綠色能源方面努力。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站在雪山下的人也沒有一個是真正安全的。當他人或異國陷入災難，積極提供幫助至少保持發自內心的關注和同情，既是人道主義的要求，也是對自己未來不可知命運的一種預防。
1918年的美國“大流感”早已成為歷史，2020年中國的“新冠肺炎”也將成為歷史，全人類又該如何團結起來，共建人類的明天？
《大流感: 最致命瘟疫的史詩》
出版社: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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