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香囊有着长久的历史。唐代《步辇图》中的使者腰带上垂挂着一长方形筒。之后则可以见到采用这种结构囊或筒的文物实物。
唐 阎立本 《步辇图》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元时代，算袋式的诗筒在真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是文人们离不开的一种方便文具。根据这一现实情况，绘画又将诗筒提炼成具有符号性质的图像或说“画样”，一旦涉及士大夫远离庙堂、山林自放的场面，往往就会附上一个提诗筒的仆人。反过来说，只要画中出现有诗筒，也就意味着在大自然中陶冶诗思这一层意义。
《步辇图》卷局部 局部所示吐蕃使者禄东赞腰带上垂挂着一只带有罩盖的长方形筒，筒侧一路设有细管，由挂绳从管中穿过
至明代，高濂《遵生八笺》的“游具”中仍列有诗筒一项，置于“备具匣”的上层抽屉之内。这位设计家还独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叶笺”，即在红、绿、黄三种笺纸上印出叶脉纹路，再剪成枫叶、蕉叶、贝叶的形状，置于诗筒内“以录诗”，“若山游偶得绝句，书叶投空，随风飞扬，泛舟付之中流，逐水浮沉，自有许多幽趣”，把李贺的创作方式进一步浪漫化，转变为文人向大自然抒发情怀的优雅游戏。这一创意或许受到时代更早的《山家清事》的启发，这本设计集中主张，用一种以带露葵叶研汁染成的绿笺置于诗筒中，“又岂不愈于题芭蕉、书柿叶”……
明 仇英 《人物故事图》册（十册之一） 在一位倚松沉思的士大夫身后，有童子提着方形长筒
不过，从明代的绘画艺术与出土实物中，似乎难觅算袋式诗筒的踪影。仇英《人物故事图》的一帧中，在一位倚松沉思的士大夫身后，有童子提着方形长筒，不过，我们知道，这一组作品乃是前代画作的摹本，并不反应明代的实际情况。倒是马轼所绘《归去来辞图》之“问征夫以前途”一段，在主人公陶渊明身后，一位童仆牵驴，另一位童仆挑担，担子的一端悬挂大酒葫芦、剑与书函，另一端则为琴囊、麈尾、净水瓶与净水囊、用包袱皮裹起的书卷以及一只带盖长圆筒。依照传统来看，这个长圆筒就是诗筒，不过，它并非算袋结构，而是在筒身的肩颈处装有竖向的贯耳，横绕一条套索。
明 万历刊本《金印记》插图 跟随在年轻文人身后的仆从所挑担头，出现了一只标准算袋式诗筒
此外，明万历刊本《金印记》中，跟随在年轻文人身后的仆人所挑担头，倒是出现了一只标准的算袋式诗筒。总之，算袋式诗筒的形象在明代艺术中远不人前代活跃。到了清代，一如扬之水《笔筒、诗筒与香筒》（《终朝采蓝》，135页，三联书店2008年）中所论，诗筒的形式之一，与笔筒、香筒并无大的区别，就是一只带底的圆筒而已。
清 金香囊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不过，有意思的是，清代上层社会的生活习惯中，不乏昔日马背民族的作风的余绪。男子腰带上挂带各种随用小物件，便是之一。于是，在清代悬于腰带的小物件中，算袋式结构获得了新的表现机会，不仅香囊，火镰袋等囊袋也会采用这一形式。这一形式还传入了日本，在当地发展出精致而实用的烟盒形式。
金漆嵌螺钿孔雀牡丹三层烟盒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整个盒体由四层套盒组成，经纵贯两侧的绦索连为一体，绦索在盒底结成一个大花结，于盒上方则有红珊瑚珠起押扣作用
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一件洋漆孔雀开屏纹烟盒即是一件典型的日本特产算袋式烟盒，整个盒体由四层套盒组成，经纵贯两侧的绦索连为一体，绦索在盒底结成一个大花结，于盒上方则有红珊瑚珠起押扣作用。
扬之水《笔筒、诗筒与香筒》一文中，引《红楼梦》庚辰本脂批：“诗筒，身边所佩之物，以待偶成之句草录暂收之，共归至窗前，不至有亡也。或茜牙成，或琢香屑，或以绫素为之，不一。”明确说到，清代尚有一种挂在腰带或身上其他地方的诗筒，这种诗筒有丝绸制的软囊，但也有参以嵌象牙、填香等工艺的硬质材料做成者。鉴于这一时代算袋式佩物颇为兴盛，有可能脂批所说的诗筒正是古老算袋的一次隔代的复兴。
如果我们仔细留意，也许还能在清代传世品中找到这种算袋式诗筒的实物呢，既然能够佩戴身边，它必然轻巧玲珑，是彰显这个时代工艺水平的可爱精品。
内容整编自：孟晖《算袋与诗筒》《紫禁城》2011年8月刊 ，感谢紫禁城杂志及作者提供资料，如有问题私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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