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現場，回到主題，這屆研討會的主旨“邊界與跨界”應該是一個理論與方法的交織，並且極有可能是一個糾纏不清的“學術”命題。可能形成兩派，抑或是多種流派的學術觀點，也可能根本就沒有學術流派，只是學者們的各說己見。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狀況，其背後乃是人類知識活動進入當代，知識伴隨著科學的發展越來越呈現為“無國界”。猶如康德所言，知識論不可更動的默認前提已被質疑。
當下，系科（還不是學科意義）上的劃分，已經突破過去恆古不變的知識領域，受到不同程度上知識更新的衝擊，來自語言的、習慣的、文化的和制度的，以至人文學科、社會學科和科學真理界域都有的非常之大的知識重構，以及更多依賴於理性、觀察和實驗的實證知識的構成，如此的學術形態與交流方式，確實讓學者們有爭辯、磋商和分享的更大空間，必然超越“國界”的限制。
誠如，牛津大學科學史講座教授福克斯（Robert Fox）所說，科學“無國界”已經成為一種知識新格局的發軔。研討會結束已有兩天，而這樣或那樣的話題仍然在持續，我們微信後臺有上百條的留言，讓話題繼續發酵，亦示意猶未盡。只是我們的工作有階段安排，今天是研討會主場集錦的最後一篇了，感謝大家的支持和關愛。
柔化與內化：藝術史學科跨界的一種方式
在談到藝術史研究，似乎有這樣的一種認同，就是不能脫離文化歷史與社會歷史的佐證。然而，這種不脫離的界限在哪裡呢？依附的程度又該有多深呢？仍然是當下藝術史學界熱議的話題。無論是釐清文化史、社會發展史與藝術史的交叉，抑或是一般藝術史與門類藝術史的關係交織，還是發掘從視覺文化觀看藝術史的新路徑，或是借用歷史學、人類學的跨界視角進行中國藝術史寫作分析，都是在探討這個邊界與跨界，這是引發起本屆研討會的主題來源。
（南京藝術學院人文學院李安源副教授大會發言）
南京藝術學院人文學院李安源副教授就“如何界定藝術史”及“藝術史的研究範疇”問題，暢談了自己的心聲。他認為“邊界”與“跨界”這些都屬於常識性問題，既然是常識，還需討論嗎？言下之意，藝術史與門類學科的關係，本是子集的關係，門類學科是藝術史的子集，是常識。那麼常識問題，為什麼會出現“學科是什麼”這樣的問題討論呢？這就是學科細化帶來的結果，門類學科想要跳出所謂的框架，必然出現跨界，故可言之，跨界是共識。李安源對第一個常識的解答，恰恰回應了論壇主題的出發點，不能說是“跳出界域”，而用“跨界”更為清晰，他強調門類藝術學科在柔化邊界嘗試跨界是有種種可能的。第二個常識問題是藝術史研究對象——作品、藝術家和藝術家所處的社會情境之間的三位一體的關係探討。這是把握作品、人與社會的關係，也是從微觀與宏觀視角把握和體現研究者自身的通史認知水平。這個問題放在過去老一輩學者面前也都是常識。由此，李安源副教授提出了他的思考，即在電子資料日益強大的今天，藝術史研究領域正在無限拓寬，跨學科研究趨勢必定日益強化，史學與其他學科的界限變得模糊，出現了歷史研究一體化、突出史學發展的新趨勢，藝術本體的闡釋似乎有所削弱的現象。有學者為此擔憂學科界限的模糊化會帶來學科認定的問題。他表示其擔憂是多餘的，近年來藝術史研究跨界，形成知識與方法論的相互借用，無非是學界已不再滿足對藝術本體單一的經驗解讀，而是訴求其產生背後所蘊含的社會與觀念的發掘。藝術本體的歷史是由相關的社會史、觀念史所決定的，脫離整體的人文社會史的關照難免孤立。除此之外，藝術主體與客體的環境也一直處在不停的變化之中，藝術本體的恆定性自然也遭遇到挑戰。況且，不同文化習性和環境，也會產生不同的審美認知。所以說，脫離文化歷史與社會現實，孤立對待藝術史的解讀，是很難揭示藝術史學的基本規律的。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常雷博士大會發言）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常雷博士，則從與藝術史研究相關的“視覺文化”角度來談跨藝術邊緣的觀看，他認為這必定成為藝術史發展途徑中的新思路。他藉此梳理了“視覺文化研究”的概念、範疇及其方法，以此為據闡述了藝術與文化邊界的多樣性問題，試圖為藝術史研究探索另一種選擇路徑。常雷博士舉證說，自20世紀60年代視覺文化研究誕生起，其實就為藝術史研究開拓出嶄新的局面。“視覺文化”一詞，首先在斯維特拉娜·阿爾珀斯的《描繪的藝術：十七世紀荷蘭藝術》一書中被提出。此書通過研究荷蘭17世紀天文學、畫像手藝、地圖志來展開對畫家創作時的社會環境的重新構造。實際上，書中使用的還是原有的傳統藝術社會史的研究方法。那麼，就“視覺文化研究”本意來看，這其實是一種針對觀看的視覺性文化研究。“視覺性”的概念，不再是指視覺對象本身的物質性或可見性，而是指觀看的行為，是實踐意義上的認識。我們先撇開視覺來說，文化研究發軔於英國，其本身就是一門交叉學科，用論壇的主題詞來借喻，是跨界的學科，與文學、人類學、社會學、傳播學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況且，“視覺文化研究”汲取了拉康和福柯的後結構主義以及鮑德里亞的後現代主義的方法，也屬於文化研究的一個分支。常雷認為，縱然視覺文化研究對傳統藝術史的衝擊在所難免，但傳統藝術史不會因此而消亡，視覺文化研究只會使藝術史的形狀更加豐富多彩。與此同時，視覺文化研究和傳統皮爾斯注重方法論研究又構成相互依賴，這也是發現新史學研究的機會。藝術史研究也就是在學科自身與他者學科相互作用與邊緣柔化下不斷反省相互協調，愈加趨向和接近觀看的真相。
（蘇州大學藝術學院毛秋瑾教授大會發言）
蘇州大學藝術學院毛秋瑾教授，選取了三個中譯版的海外關於中國藝術史研究著作來作比照探討，即蘇立文的《中國藝術史》，杜樸、文以誠的《中國藝術與文化》，柯律格的《中國藝術》。由於歐洲學者的視角與觀看的不同，對中國藝術史的書寫方式自然形成差異。諸如，蘇立文教授的《中國藝術史》目前有不同翻譯版本，分大陸版和臺灣版，譯文和體例上也都有差別。如臺灣地區版中附有作者序及年代表，可以看出蘇立文在蒐集材料、認識材料、處理材料上的認識與把握，也為讀者查閱相關資料提供了索引渠道，可惜大陸版卻拿掉了這些基礎性材料。從目錄來看，蘇立文的編目以分類法進行，劃分出篇目，將建築、雕塑、美術，或是以不同的材質作為劃分依據，從書中內容來看，他也想打破這樣的框架去探討藝術史本身的發展規律。杜樸的《中國藝術與文化》就沒有完全採用以材料作為區分依據的傳統書寫方式，而是比較突出政治的、國家形態的，以至政治文化對藝術品的影響來劃分篇目。柯律格的《中國藝術》在目錄劃分中，更是根據對材料的把握和理解，不設框架，只做主題性提煉闡述。為此，毛秋瑾提出了一個主張，將建築納入到藝術史的敘述當中，比如，中國建築對於審美產生的作用會影響我們看待事物的視角、方式和思考問題角度。她說，將藝術品還原到歷史語境中理解是非常有意義的事，例如生活起居方式和建築形態肯定是有關聯性的。若再以工藝美術為例，她認為工藝美術一定先有工才有藝，這些審美與技術問題，在藝術史寫作中應該佔有一定分量。毛秋瑾教授最後強調，在中國藝術史的書寫中，始終存在著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學者的不同觀看視角，他們對於藝術史研究本身就存在著藝術史內化的結果，他們或借用歷史學、人類學的跨界視角，又或者是社會學、哲學，甚至是政治學的跨界視角，將藝術史還原到他者歷史語境中（其實，我們都是觀看藝術史的人，看待的也都是他者的語境）加以研究並闡述藝術史的真相。
（南京藝術學院戴丹博士大會發言）
南京藝術學院戴丹博士以個案交流的形式，向我們講述了維也納藝術史學派的形成以及對藝術史學科產生的影響。他梳理的維也納藝術史學派，最早於1844年在德國的柏林大學設立，但到了19世紀末維也納取代柏林，也就是說藝術史學科的發展與維也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1773-1859）1809年開始任奧地利帝國外交大臣，1821年起兼任奧地利帝國首相，在他統治下的奧地利社會政治氣氛緊張，致使藝術並不活躍。直至1820年，維也納出現了中產階層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這才促使了民間團體的形成。除了社會環境之外，維也納藝術史學派的產生也離不開科學探索形成的思想基礎，尤其是自然科學領域的發展，使人文主義學科逐漸擺脫了與推測性哲學的關聯，從而向經驗法和學科專業化方向轉變。維也納藝術史學派湧現了一批學者，尼布爾、蘭克等人，並提出研究一手文獻的歸納性文獻學方法等。諸如，艾特爾貝格爾（Rudolf von Eitelberger，1817-1909）對藝術史學科的貢獻有三點：其一，以“科學”藝術史方法撰寫，構成“藝術-地形學”的報告；其二，使用文獻批評法來出版原始歷史文獻，並翻譯了許多重要藝術文獻；其三，籌備奧地利藝術和工業博物館，開啟了維也納藝術史學派中，將大學教育與博物館合作的新篇章。而到了艾特爾貝格爾的學生陶辛（Moritz Thausing，1838-1884）確立了“維也納式”的藝術史研究方法，他把歷史批判運用到藝術史研究當中，將藝術品稱做人工製品，歷史材料、文化史文獻則作為藝術史構成的支撐。在陶辛的影響下，維克霍夫（Franz Wickhoff，1853-1909）將藝術鑑定與考古學以及哲學結合起來，把維也納藝術史學派帶入到了“文藝復興時代”，他把實證方法和文獻批判法相結合，對視覺材料進行分析。正像李格爾認為的，藝術風格的變化是藝術內在美學驅動力變化的結果。維也納藝術史學派的研究方法，由此從實證科學傳統轉向形式分析。但由於維克霍夫的逝世，由誰擔任藝術史學院院長引發了爭論，這直接導致了維也納藝術史學派的分裂。上世紀30年代，由於納粹迫害，維也納藝術史學派的年輕學者如安塔爾、貢布里希等流亡英美國家，他們將維也納藝術史學派研究方法帶到英語世界乃至全世界，對隨後的的藝術史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李宏教授大會發言）
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李宏教授，探討的問題是關於國內西方美術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培養工作，他回顧了國內西方美術史研究方向研究生培養的歷程，認為國內西方美術史方向研究生培養應注重三個方面的探索：一是將通史與鑑賞解讀融合起來，培養一專多能；二是借鑑西方藝術史學研究生培養方式，注重論題和方法論的拓展；三是在藝術史書寫中關注史學史與方法論的融合應用。他強調說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早在20世紀初葉，國內藝術史領域的前輩就提出重視通史與研究方法的學習，甚至主張從各種哲學基礎或各種思想史視野出發——比如藝術社會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形式主義等等，結合史學研究的需要探討問題。
有一種幸福，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何況我們有倆老
白居易有詩云“令公桃李滿天下，何用堂前更種花。”在“邊界與跨界”研討會上，有兩位桃李滿天下的學界前輩——居其宏和黃惇先生，以自己的鞠躬身形，感動著大家。自2011年4月南京藝術學院研究院成立，倆位先生就是研究院的大先生，分別執掌音樂學研究所和藝術學研究所。
（南京藝術學院黃惇教授大會發言）
黃惇先生更是藝術學研究所的創辦人，從2004年起就擔任所領導和指導研究生工作，一直到退休，大家習慣叫黃老，沒有時下的名姓加官職的稱謂，親切自然。在本次研討會上，我們看到他矍鑠身影，是那麼的和藹可親，沒有一點架子，還會是不是的和我們這幫孫輩小學生逗幾句悶子，太可愛的老頭兒。
（南京藝術學院居其宏教授大會發言）
居其老是國內音樂學界的前輩，這次研討會上他擔任音樂史學專題組的主持工作。居其老總是面帶笑意傾聽各位學者發言，從不打斷別人的發言，謙和而尊重的神情令人難忘，當聽到熟悉人名及所經歷的學術事件時，他會頻頻點頭，表示認同與回應。
黃老現在仍然是藝術學研究所的學術顧問，這次研討會上，只安排他在閉幕式上的致辭，可他依然到會，默默地坐在後排聽眾人群當中，做著筆記，黃老的認真我們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在交流環節黃老會時不時時吐露“金句”，成為大家相傳的話題，為會場營造出輕鬆愉快的學術氛圍。
“人能百歲自古稀，松得千年未為老。”我們研究院群體中有居其老和黃老，就是我們的福分，他們像家長一樣替我們守著一份學術尊嚴，管束著我們時不時會躁動的心態。“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幹為扶持。”這正是我們研究院的情親和精神源泉，倆老為學術焚膏繼晷，也為學科、學人樹立風範。
藝術史學科與藝術史研究的新視野——邊界與跨界的重新認識
（南京藝術學院研究院夏燕靖教授大會發言）
南京藝術學院研究院夏燕靖教授，作為本次研討會的學術策劃，對研討會的主題有著自己的深刻闡釋，他發言的題目是《藝術史的交錯與邊界擴展》。他認為，藝術學理論一級學科的形成及屬下的二級學科劃分已逐漸明晰，即以史論評為核心的基礎理論學科，加上拓展而出的交叉與應用學科為其發展兩翼。如此看來，觀照藝術領域的理論研究，就有了理論抽象、理論引領和理論應用，其學科間不再侷限於單純的某一領域的理論研究，而具有了學科間互通，以及跨學科，跨領域理論研究的可能性，這是適應藝術學升格為門類學科（而非術科）的發展需要。他特別強調，形成“學科”的要件有兩項：一是要有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二是要有專業設置的分類依據，尤其是在學科制度確立上，應具有自身完備和成系統的評價體系。那麼，藝術學理論一級學科中的藝術史二級學科的設立，應該符合這兩項基本要件。這是從本科到研究生教育必須明晰的界域。為何要明晰這一界域呢？這是學科制度確立的要求，這是在學術定義基礎上帶有某種辦學導向性的指標。客觀地說，既包括學術自證、學術自信、學術自覺；也包括學科評估和技術審核依據等。因而，我們討論問題，在學科制度上要尊重既有的現實，如果不承認這些，而一味以去學科化為說辭，那隻能是一種興趣使然的“超脫”，其話題應該不完全在我們所針對的“學科”界域討論之中，而只是學術問題的另一種爭鳴。這一點非常重要，這是我們大家能否形成共識的基本前提。當然，藝術史學科的界域討論還是一個多少帶有學術個性認識化的討論，很容易對其問題產生極端的思維方式，非左即右，非白即黑，所以我們總是處於撥亂反正、矯枉過正的過程中。然而，人類最富有創造性的領域就在於黑白之間的灰色地帶。比如說，藝術史被質疑最多的說辭，就是一個人的知識含量有限，不可能是全科通才。這可能是個偽命題。為求學問，哪一位學者不是以孜孜以求的態度求學通達。想盡辦法弄通弄懂自己不熟悉的知識領域，這應該是認識問題的基本路徑，與我們討論藝術史存在可能性沒有必然的否定理由。為此，夏燕靖教授舉證說，藝術史學科的建設與發展，需要更多的關於制度層面的討論，可以廣收博取採用諸如分類學的方法來對待藝術史學科的劃分。對於“有實證材料才能支撐藝術史”研究的看法，他認為藝術史學科的確立並不缺乏史料。例如，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就為藝術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史論支撐。又如，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青銅藝術史專題，還有最近熱門的絲路藝術史考察專題，以及我們學校連續舉辦的晚明藝術史研究等等，那一項藝術史研究不需要跨界，跨好了，跨出界域的共識，自然就跨明確了，也就有了邊界。如同母語的豐富性，絕不僅僅是語言學家規約的語法使然，而是文學家創作語言拓展的結果。
（南京藝術學院文化產業學院王晨教授）
南京藝術學院文化產業學院王晨教授也有認同，他在晚間論壇交流討論中說，藝術學理論學科屬下的藝術史二級學科的設立已有七年了，七年建設不算太短，我們還是應當關注其建設問題和發展問題，“存廢論”話題在各個學科發展過程中始終都有存在。他贊同夏老師的意見，學科名分之爭另當別論。王晨教授還提到，周憲老師也說，藝術史二級學科在學科目錄上都確立有七年了，況且，本科段的專業名目就叫“藝術史論”，所以我們不要自己否定自己。這引起大家的熱烈掌聲。
藝術史形狀與藝術史料學建立，是構成藝術史研究的基礎
藝術史的書寫離不開概念語詞的運用，這些語詞能適應或揭示藝術史的形狀，反映出藝術史及其理論的基本語碼或框架，也折射出藝術史與以往門類藝術史文本不盡相同的某種特性。試想，我們如果離開這些語詞來描述藝術史形狀那肯定是困難的。故而，藝術史研究也離不開各種新觀念、新方法。無論是利用新方法、新觀念重新探討其史學意義，抑或是對藝術史的架構進行重新釐清，都能讓我們在探討關於藝術史學科建設或完善藝術史學科認知上引發更深層次的思考。東南大學藝術學院王廷信教授以他近年來課題研究成果，為我們解開了對史前藝術史形狀的認識。
（東南大學藝術學院王廷信教授大會發言）
王廷信教授提示我們，能否尋找到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審視藝術史呢？他認為絕對可能，而且事實依據清晰。於是，他從“觀念”角度出發，對早期藝術史進行了舉證分析，為我們提供了審視藝術史的參照藍本。他認為人類早期藝術發生與發展，空間上不侷限於19世紀逐漸形成的民族、國家或地區的概念，相比較而言，具有全球性和通用性，時間上可以撥開千百年的歷史煙雲，直指人類的早期藝術。王教授舉證說，對於娛樂的本能需要，對於快樂的追逐，使得人類在早期生活中就有了對藝術文明的闡發動機和需求，我們應該去思考這種追求快感的娛樂本能能否直接轉化成一種藝術形象（或藝術史形狀），或者是一種形式，或者是把人的本能直接變成一種藝術？他認為從人在生活中產生動機，到發展成具象的藝術，離不開一定的方法和理念。他將這些方法和理念歸納為“因物賦形”和“行為用設”，即根據物的特點來給物賦予形狀或者形式，以及人們對於物的用途引導著人給物施加特定的形狀等等。他以原始人打製石器工具和製陶為例，進一步闡釋了“因物賦形”和“行為用設”的史學認知概念，也梳理出了一條從娛樂的本能使然，到具象藝術的形成之間的脈絡。為了幫助我們跳脫造型藝術帶來的傳統藝術觀念的束縛，提供了豐富的實證樣本。王廷信教授還從表演藝術裡尋找案例舉證分析，他認為巫師有與天與神靈溝通之“用”，從而會去做一些奇特的動作表現，在這個基礎上不斷地進化和發展，舞蹈由此誕生。比如，在遠古社會中，人們給萬物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巫術思想便是從這種神秘感中逐漸成熟起來，作為遠古社會的主流思想，巫術貫穿在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那麼，原始舞蹈以其深刻的感染性與巫術相得益彰，共同為神化信仰鋪墊了道路。所以說，早期藝術史是綜合的，是真正的一般藝術史，舞蹈揭示的現象，也不是舞蹈本身，或單一領域的認知問題，而是互為參照的藝術發展過程，這便符合“因物賦形”和“行為用設”的概念。王教授從早期藝術史觀出發，給出了對藝術史全新視角的審視，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了很好的啟發，即藝術從原始社會逐漸地走向現代社會以後，在更加現代化的社會中，如何嘗試從多角度來解讀藝術史的問題，能否讓我們尋找到一條用以把握藝術史發展的最佳認識路徑。
藝術史學科的確立與發展，需要豐富的史料作支撐這是學界的共識。老一輩史學研究者，一貫重視基本史料的蒐集、整理與研究工作，做到了“整理、保存、評價”，形成大量史料整理考據的實績。關於史料學基礎的重要性，來自梅蘭芳紀念館劉禎教授、四川美術學院美術學系倪志雲教授、南京藝術學院人文學院孔慶茂教授、魯迅美術學院《藝術工作》編輯部席田鹿常務副主編和南京藝術學院藝術學研究所葉康寧副教授，從文獻考據以及新史料挖掘形成治史方略出發，討論了藝術典籍的整理要點和藝術史考據的方法思路。
（中國藝術研究院戲劇研究所、梅蘭芳紀念館劉禎教授大會發言）
中國藝術研究院戲劇研究所、梅蘭芳紀念館劉禎教授，長期從事戲曲史研究，他結合自己熟悉的領域來回答戲曲史與文獻學兩方面的融合問題，兼論藝術史邊界與跨界的問題。劉禎教授以鄭振鐸編纂的《古本戲曲叢刊》為例論述道：對於20世紀戲曲史書寫與戲曲文獻發現和整理，其實是一體化的，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史論不分家。戲曲史脫胎於文學史研究，在文學史領域，像阿英、唐弢、王瑤等做出了大量文學史料整理考據實績，以及從1985年馬良春提出建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倡導，在文學史研究中形成基本一致的認識。對照來看，戲曲史研究也得益於史料基礎，如鄭振鐸編纂《古本戲曲叢刊》就是戲曲史學最重要的代表，這裡有兩個方面的形態：一個是編纂者的思想、觀念形態；另一個則是所掌握的材料即文獻和資料的形態。而在戲曲史撰寫走向成熟的過程中，文獻的發現整理又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劉禎教授還特別提到，鄭振鐸是當代著名的文史大家，亦是一個收藏家。在當時沒有擺脫西方治學套路下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有許多的不足。而鄭振鐸先生就尖銳批評文學史只是敘述代表作家與作品，這樣無法“求全求備”。正因為如此，在上世紀30年代，鄭振鐸先生的兩部經典論著問世，分別是1932年與1938年先後出版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和《中國俗文學史》。這兩部著作因其不循守舊、不拘成見，在當時諸多文學史中形成獨闢蹊徑的“一家之言”而聞名文學史學界，而這正是基於鄭振鐸先生在文獻資料的整理方面的獨到發現。劉禎教授據此闡述，指出鄭振鐸先生在文獻，特別是戲曲文獻，戲曲古籍影印、傳播考據等領域所做出的巨大貢獻，贏得了學術界的認同，這是他推動戲曲史研究的重大貢獻。如他力主影印出版《古本戲曲叢刊》，就為戲曲史學研究的全面展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劉禎教授表示，20世紀的戲曲史研究的進步是和文獻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在進入20世紀50年代之後，戲曲的地位得到史無前例的提升。這些足以證明，史料挖掘與整理，尤其是對新史料的梳理等，都是戲曲史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麼，轉借到藝術史研究來看，這一道理絕對相通，做好藝術史研究同樣是要史料先行，呼籲建立藝術史料學已是勢在必行。
（四川美術學院美術學系倪志雲教授大會發言）
四川美術學院美術學系倪志雲教授特別提出，藝術文獻古籍整理要“本土化”，這是藝術史學研究中亟需重視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們的研究生在文獻索引中言必西方，有的問題沒有多少牽連也要掛上西方。所以我們在引導研究生做文獻索引時，也要相應提倡做中國文獻索引，尤其是做古籍文獻索引，這是需要下功夫的學術訓練。倪志雲教授在談到古籍整理是藝術學科的一個薄弱環節。他認為自20世紀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百餘年間，與文史古籍整理的巨大成就相比，藝術古籍的整理就存在著成果少、整理水平不高等問題。藝術古籍整理研究的不足，也使得中國古代藝術史與藝術理論研究在古籍文獻資料的使用上多有不足，這成為中國藝術史研究中的一塊短板。相比較於文史哲領域的古籍，諸如，經史子集都早已出版了各種版本的圖書，以質量好、水平高、校勘嚴謹而聞名，相對說來，藝術古籍文獻則落到了下層。倪志雲教授表示，這與藝術類專業的基礎教育與研究方向設置有關，我們現在藝術史論方向研究太過於新“論”，這會影響學生在深度研究上的進取。藝術專業的學生古籍閱讀量太少，讀古籍的能力較為薄弱，而文史哲專業的學生對藝術門類並不精通，所以也較少接觸到藝術門類的古籍，這樣，藝術古籍整理與研究就成了灰色地帶，大家都不耕耘，自然荒廢。倪志雲教授表示，要提升中國藝術史學的研究水平，要使藝術史學減少對西方學術的簡單模仿與跟風的態勢，藝術古籍整理研究就必須加強，這應當引起學界，尤其是史論專業導師的重視。
（南京藝術學院人文學院孔慶茂教授大會發言）
南京藝術學院人文學院孔慶茂教授為大家帶來了關於藝術史要籍版本與校勘的問題探討，他著重闡述了藝術史研究過程中，對歷史文獻蒐集與整理的重要性。並強調說，史料的可信度決定著藝術史研究的可信度。中國曆代文獻研究都重視圖書的編目版本與校勘，而這一點在藝術文獻領域相對較為薄弱。藝術品的分類著錄在宋代以前幾乎沒有系統的分類著錄方法，直到《宣和博古圖》《宣和畫譜》《書譜》的出現，再到明代張醜《清河書畫舫》和清代《石渠寶笈》才逐漸發展成熟。孔慶茂教授還提出了歷史上對要籍版本比較、考訂與文字校勘向來比較注重，只是晚近以來有被輕視。特別是明代的一些古籍，因為歷史原因缺乏校勘環節的檢索，存在著張冠李戴、任意刪改、師心自用等問題，且非常突出。孔慶茂教授特地推薦了於安瀾先生的《畫史叢書》，認為這套畫史書稿在版本校勘方面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他表示現在藝術史文獻版本、校勘、考訂、辨偽上需要加大力度，以建立完整的學科體系，這一點南藝有比較好的基礎條件，師資和藏書有一定的優勢。
（魯迅美術學院學報常務副主編席田鹿老師大會發言）
魯迅美術學院學報常務副主編席田鹿老師，在傳統山水畫圖像研究中形成自己的專題，關注古代建築認識和研究過程中缺乏實物與相對應環境實證的研究。她從三個層面揭示瞭如何從具有寫實性的中國古代傳統山水畫中提取研究古代建築的文本資料。一是在傳統山水畫與建築共同的文化美學思想背景下，探究傳統山水畫與建築共同的精神訴求，研究其內在平行交替生成與演進的關係；二是通過主體創作認知結構，特別是通過畫理、畫論來分析中國山水畫與古代建築在共同文化內核下相似的創作方法；三是將傳統山水畫的建築形象作為研究文本，進行文獻比對梳理，從圖像視覺角度研究建築的形態，探索古代建築模建化構成，及歷史生活場景和生命模式的復原，溯源中國人居環境文化，從建築設計和營造人居環境等諸多方面進行拓展性研究。她進一步主張，要以藝術學視角，對山水畫中建築形象進行蒐集和整理，結合建築學、建築歷史學、建築文化學等多學科融合的方法，運用圖像學、模件理論、參數化等研究方法和工具，對古代建築與傳統山水畫構成關係展開跨學科交叉式研究。她認為這樣的研究就是藝術史跨學科、跨界域的研究樣本。
（南京藝術學院藝術學研究所葉康寧副教授大會發言）
南京藝術學院藝術學研究所葉康寧副教授，則以相聲經典橋段“關公戰秦瓊”引出他的發言論題《疑年考據與中國藝術史研究》。葉康寧闡述了文獻在年代考據中的重要作用，以高僧虛雲，還有文懷沙的例子，論說他們年齡存在的疑問，又是如何引來眾說紛紜的質疑。葉康寧認為，許多說法甚至離奇，需要通過史料考證，查明孰是孰非。他提出“疑年學”在藝術史研究中可以幫助我們確定藝術品的真偽，因為年代做假只要文獻對應查找，很快就會一目瞭然，還可以幫助我們瞭解藝術家的社會關係與交友。比如，王庭筠和米芾可以通過疑年學來考證其並無舅甥關係。包括現在出版書中的一些疑問也是可以通過疑年學考證求是的。他用王鑑出生年月之爭為例，為大家講述了疑年考據的基本法則，即藝術家本人留下的文字是疑年考據最可信的史料，藝術家的親友、師生留下的文字是疑年考據的重要旁證，且相關史料之間必須形成一個證據鏈。另外，藝術家的同時代人留下來的文字史料，或是口述史料也比後代所記載的更為可信。葉康寧表示，不同原因的誤記和文獻的缺失，都是導致聚訟紛紜的疑年問題。要解決這些疑年難題，一定要做到“同則取其古，異則求其是，偽者定之，疑者辨之，辯論既定，遇有佳證，仍復易之。”疑年問題，解決的只是一個簡單的年份數字，卻離不開勤苦的證據搜尋和邃密的治學方法。關鍵是從紛繁複雜的史料和聚訟紛紜的觀點中，求取簡單和真實，這正是學問的奧義所在。
一個近似馬拉松的研討會終於走向了終點：閉幕式開啟
經過兩天半又兩晚的持續研討，“邊界與跨界：2018藝術史學科發展研討會”閉幕式終於開啟了。
（閉幕式現場）
（南京藝術學院科研處處長、南京藝術學院學報副主編呂少卿教授主持閉幕式）
閉幕式由南京藝術學院科研處處長、南京藝術學院學報副主編呂少卿教授主持。在閉幕式學術交流環節，北京電影學院趙斌副教授率先發言。
（北京電影學院趙斌副教授閉幕式發言）
他表示在參加完藝術史學科發展研討會以後感受到在藝術學理論，特別是在藝術史學研究中，重新思考藝術史的核心知識和周邊知識關係重大。關於“跨界”的話題，趙斌副教授坦言通過藝術史研討，啟發自己跳出原先的研究領域，吸取更加廣泛地來自其他藝術門類的史學研究資源，這對於學術進展而言是有價值。他認為藝術史學科試圖把自然生長的知識，放到已有的邏輯框架之內，從個體的角度講知識的生長和佈局是不應當以學科為限制，而應當理解為知識的普遍力量的體現。學科調整是一個不斷適應知識生長和擴充的狀態，而藝術史學科發展研討會提供了很多工具、方法、視角，促進了知識的再生產。趙斌在談到“跨學科”問題時表示，跨學科可能有很多跨越的方式和方法，這當然給傳統學科帶來挑戰，這需要研究者在跨界當中變換自己的招數，積極適應知識的重組和交換。跨界意味著知識的交換，也正是這種交換才造就了學術更高的品質。
（南京大學藝術學院周憲教授閉幕式發言）
南京大學藝術學院周憲教授闡發了他的幾點看法：第一點，他提到藝術史應該是一個開放的藝術史。當下在談藝術學理論這個學科的時候，由於學校和學科本來的傳統存在著不同性質，加之從事藝術學理論研究者自身學術背景，包括知識積累和學術路徑的不同，就會產生多樣性。周憲教授認為，這對藝術史學科的發展其實是大有裨益。他認為“邊界”，都是人為劃定的，不同的學者背景決定其自身的研究興趣，這需要我們去審視今天的藝術學理論學科該如何發展。第二點，周憲教授呼籲在建立中國藝術學學科時，在藝術學理論下設立的藝術史二級學科，應該有中國人更加開放的姿態，更加包容的對藝術史的理解，而不要簡單的把藝術史理解成一個專門史，或專門史相加。他還提出跨界對於專門史的研究未來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挑戰，我們需要對藝術文化史投入更多的關注。最後，周憲教授認為創立一個在專門史之上的大的藝術史，既符合學科之間本身互動的需要，也具備學術發展的可能性。
（梅蘭芳紀念館劉禎教授閉幕式發言）
梅蘭芳紀念館劉禎教授在談到藝術史互借研究問題時表示，現在所說的藝術學門類，包括藝術史，不應是藝術學理論學科與其他四個藝術學科史學研究的簡單相加。藝術史究竟是什麼？我們不應該過早的下結論，但像今天這樣關於藝術史邊界和跨界的研討會，他認為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因為這是整個藝術學學科的根基。劉教授以自身學術經歷為例，講述自己的研究體會，認為一個學者如果僅僅是在本行業領域做研究，思想和觀念提升、突破很難，在這樣一種跨界當中，與別的學科學者交流過程中，往往容易產生思想火花。他認為現如今我們所做的關於藝術史研究，包括戲曲史，都是遠遠不夠的。藝術學科和藝術史的發展將是一個漫長而有序的過程，這也會對戲曲史的撰寫提供新的啟發。
（廣州美術學院美術學系李公明教授閉幕式發言）
廣州美術學院美術學系李公明教授表示，學術共同體內部對於跨界、邊界這種概念的認識，似乎並不是一個非常自覺的規劃，而是隨著問題意識的展開，隨著不同問題的展現，大家意識到邊界必須拓展，研究資源必須來自更多的學科。正是這樣，南京藝術學院研究院舉辦的這次藝術史跨界與邊界研討會就顯得非常及時而重要，尤其是在具體研究中，每個學者的問題意識層層推進，彷彿有一種驅動力讓人自覺在不同學科裡面尋找適合自身研究資源和解決問題的路徑。李公明教授以自身教學和研究實踐為例，指出在進行圖像學和歷史學互證過程中，即“圖史互證”的時候，用歷史學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來對圖像進行考證，最後達到的目的，這對於對美術圖像的認知而言其實相當重要。就是說，整個研究過程不能純粹從審美或是藝術表現的領域去解決史學的認識問題，而應當帶著具體的問題意識進行深度跨界探究。在總結“邊界與跨界”概念時，他提出我們可以在一個比較中短距離的程度領域裡面，通過跨界、通過問題意識，把研究的一種範本進行不斷的修正和提升，這是比較容易實現的，這或許就是藝術史研究的一種範式，抑或是夏老師所說的“藝術共性史”研究方法的一種探索。
（四川美術學院美術學系倪志雲教授閉幕式發言）
四川美術學院美術學系倪志雲教授認為，傳統藝術學科中也有劃界，現在的學術和高校的學科劃界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學習西方新學術逐漸形成的，並愈發強化。一旦跨界多了，就會被質疑是“雜家”，沒有特長。而在中國古代藝術史研究當中，恰巧能找到這種跨界的先例。例如，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宋代提出的詩畫相通，明清所講的詩書畫印等等，不就是最好的跨界實例麼。倪志雲教授認為，傳統的藝術理論它既有各門類闡述，並且又有互相貫通，然後互相啟發，跨界應當是一種常態，各有特性，但共性的東西也經常在傳統藝術理論中呈現，而現在我們由於現代教育制度規約下的培養方式，使得我們自己把自己圈定在一個很小的圈子裡。因此，我們要努力放棄人為的自我劃界，儘量的跳出去，保持貫通，這是藝術學學者們應當努力追逐的目標。
（南京藝術學院研究院夏燕靖教授閉幕式發言）
南京藝術學院研究院夏燕靖教授作為本次研討會學術策劃者談了三點認識，一是對藝術學科藝術史研究的目標定位要明晰，這裡有兩類：一類是培養研究生的藝術史學科界域需要清晰，為何要清晰，這是學科制度所要求的，因為培養環節的各項技術審核指標放在那裡，會有同行質疑你做的選題有問題，不像是藝術史學科應有的模樣。另一類是通識教學，尤其是綜合大學（其實，藝術院校也有問題，沒有開設藝術通史的慣例，同為學藝術，美術不懂設計，影視不懂戲曲，比比皆是）如果要開設藝術史課程，大概只會開通史，不太可能聘請七八個教師來講一門課程，對於通識教育而言，藝術史就等於文學史、哲學史，是講述大的類別史概念。二是藝術史專業課程教學，我們在這次會上討論較少，夏燕靖提到藝術史應該是一個開放性的“課程群”課程。主要是探討藝術史的存在可能性，以及藝術史內涵和外延、藝術史建構與整合諸問題。南藝研究院藝研所的藝術史通論，就是“集合”課程，強調不是拼盤，而是建立在藝術史料學基礎、藝術文獻導讀、藝術史方法論、各領域藝術史經典選講、跨文化藝術史研究基礎上的課程貫通。三是這次研討會的舉辦，我們從一開始就確立為開放性平臺，邀約各個領域不同觀點的學者進行學術交流與溝通，不怕爭鳴、不怕對峙，在更加廣泛的學術平臺上充分闡述各自的觀點。為此，我們主張淡化學者權威身份、淡化主場話語權，十二場分項論壇，我們只邀請了兩位南藝專家主持。而且只設主持人（以後可以考慮改為串講人），不設學術點評人，完全實行開放交流環節，讓發言者與聽眾互動，尊重彼此關切。
（南京藝術學院研究院學術顧問黃惇教授致閉幕辭）
南京藝術學院研究院學術顧問黃惇教授致閉幕辭，他說：邊界與跨界問題的探討為大家提供了一個思想交流與學術碰撞的平臺。藝術史學科發展研討會的舉辦，契合了當下藝術學理論學科的發展需要。然而，藝術史的構成形狀多種多樣，比如說，這兩天討論中涉及到的藝術觀念史，只是藝術史的一種，不可能替代全部。藝術史的關鍵在於“藝術”和“史”，是關於研究藝術史內部某一個部分的問題，所以它既有邊界，也有跨界。黃惇教授認為，藝術史不管怎麼跨界，都不能夠離開藝術這個概念的主體，因此我們寫這樣的歷史，不是站在經濟學的立場，也不是站在社會學的立場，更不是站在其他學科的立場，我們應該站在藝術學的立場。黃惇教授主張對於史的研究必須重視史料，藝術文獻在藝術史研究中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不僅僅是中國本土藝術文獻，西方外文原譯書也需要閱讀。他認為自從藝術學升格成為門類學科以後，礙於現實，藝術各門類做出了一個比較艱難的合併。由於學科的名稱是從西方引入的，我們現在這樣分類仍然是西方式的，連學科的名稱都被西方的分類法限制住了，我們在從事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就會遇到很多無法施展的地方。所以我主張在中國藝術史研究中要去西方化，去美國化，要有一種史學自信。黃惇教授倡議要逐步跳出西方對學科概念認識的劃分，不要完全用西方的方法侷限我們對中國藝術的認識。他說中國藝術在歷史上本來是相通的，本來這個界域是很大的，我們今天講跨界的問題，是一些學者以為自己的跨界跳出了藝術學理論的範疇，其實不用擔心，跨學科研究只要明確立足的主體，就不會有問題。黃惇教授認為要跳出一些西方的學科觀點，講到西方方法論，立場等不要盲從，要有自己的判斷。他主張把邊界和跨界先做模糊的處理，再逐漸地把這個焦點聚焦起來，一定會在未來有更加清晰的共識，什麼是大藝術史所需要的，而且是我們的範圍，而不是門類藝術史的範圍，這是今後需要明確的目標方向。最後，黃惇教授代表主辦方感謝各位學者對研討會的大力支持，感謝會議組工作團隊的辛勤工作，期待大家再相聚。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儘管分別終究是到來了，但是永恆的也終將永恆。
由南京藝術學院主辦，南京藝術學院研究院聯合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史論系、南京大學藝術學院、東南大學藝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中國美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浙江大學藝術學系、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學系、北京舞蹈學院舞蹈學系、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上海戲劇學院創意學院、上海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廣州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杭州師範大學藝術教育研究院、山東工藝美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廣西藝術學院《藝術探索》編輯部，魯迅美術學院《藝術工作》編輯部承辦的“邊界與跨界：2018•藝術史學科發展研討會”，經過緊張而愉快的交流活動之後，圓滿閉幕了，研討會達到了預期目的，是一次啟迪智慧，增進友誼的學術盛會，我們大家相約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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