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现场，回到主题，这届研讨会的主旨“边界与跨界”应该是一个理论与方法的交织，并且极有可能是一个纠缠不清的“学术”命题。可能形成两派，抑或是多种流派的学术观点，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学术流派，只是学者们的各说己见。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状况，其背后乃是人类知识活动进入当代，知识伴随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呈现为“无国界”。犹如康德所言，知识论不可更动的默认前提已被质疑。
当下，系科（还不是学科意义）上的划分，已经突破过去恒古不变的知识领域，受到不同程度上知识更新的冲击，来自语言的、习惯的、文化的和制度的，以至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科学真理界域都有的非常之大的知识重构，以及更多依赖于理性、观察和实验的实证知识的构成，如此的学术形态与交流方式，确实让学者们有争辩、磋商和分享的更大空间，必然超越“国界”的限制。
诚如，牛津大学科学史讲座教授福克斯（Robert Fox）所说，科学“无国界”已经成为一种知识新格局的发轫。研讨会结束已有两天，而这样或那样的话题仍然在持续，我们微信后台有上百条的留言，让话题继续发酵，亦示意犹未尽。只是我们的工作有阶段安排，今天是研讨会主场集锦的最后一篇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爱。
柔化与内化：艺术史学科跨界的一种方式
在谈到艺术史研究，似乎有这样的一种认同，就是不能脱离文化历史与社会历史的佐证。然而，这种不脱离的界限在哪里呢？依附的程度又该有多深呢？仍然是当下艺术史学界热议的话题。无论是厘清文化史、社会发展史与艺术史的交叉，抑或是一般艺术史与门类艺术史的关系交织，还是发掘从视觉文化观看艺术史的新路径，或是借用历史学、人类学的跨界视角进行中国艺术史写作分析，都是在探讨这个边界与跨界，这是引发起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来源。
（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李安源副教授大会发言）
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李安源副教授就“如何界定艺术史”及“艺术史的研究范畴”问题，畅谈了自己的心声。他认为“边界”与“跨界”这些都属于常识性问题，既然是常识，还需讨论吗？言下之意，艺术史与门类学科的关系，本是子集的关系，门类学科是艺术史的子集，是常识。那么常识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学科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讨论呢？这就是学科细化带来的结果，门类学科想要跳出所谓的框架，必然出现跨界，故可言之，跨界是共识。李安源对第一个常识的解答，恰恰回应了论坛主题的出发点，不能说是“跳出界域”，而用“跨界”更为清晰，他强调门类艺术学科在柔化边界尝试跨界是有种种可能的。第二个常识问题是艺术史研究对象——作品、艺术家和艺术家所处的社会情境之间的三位一体的关系探讨。这是把握作品、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从微观与宏观视角把握和体现研究者自身的通史认知水平。这个问题放在过去老一辈学者面前也都是常识。由此，李安源副教授提出了他的思考，即在电子资料日益强大的今天，艺术史研究领域正在无限拓宽，跨学科研究趋势必定日益强化，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变得模糊，出现了历史研究一体化、突出史学发展的新趋势，艺术本体的阐释似乎有所削弱的现象。有学者为此担忧学科界限的模糊化会带来学科认定的问题。他表示其担忧是多余的，近年来艺术史研究跨界，形成知识与方法论的相互借用，无非是学界已不再满足对艺术本体单一的经验解读，而是诉求其产生背后所蕴含的社会与观念的发掘。艺术本体的历史是由相关的社会史、观念史所决定的，脱离整体的人文社会史的关照难免孤立。除此之外，艺术主体与客体的环境也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艺术本体的恒定性自然也遭遇到挑战。况且，不同文化习性和环境，也会产生不同的审美认知。所以说，脱离文化历史与社会现实，孤立对待艺术史的解读，是很难揭示艺术史学的基本规律的。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常雷博士大会发言）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常雷博士，则从与艺术史研究相关的“视觉文化”角度来谈跨艺术边缘的观看，他认为这必定成为艺术史发展途径中的新思路。他借此梳理了“视觉文化研究”的概念、范畴及其方法，以此为据阐述了艺术与文化边界的多样性问题，试图为艺术史研究探索另一种选择路径。常雷博士举证说，自20世纪60年代视觉文化研究诞生起，其实就为艺术史研究开拓出崭新的局面。“视觉文化”一词，首先在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的《描绘的艺术：十七世纪荷兰艺术》一书中被提出。此书通过研究荷兰17世纪天文学、画像手艺、地图志来展开对画家创作时的社会环境的重新构造。实际上，书中使用的还是原有的传统艺术社会史的研究方法。那么，就“视觉文化研究”本意来看，这其实是一种针对观看的视觉性文化研究。“视觉性”的概念，不再是指视觉对象本身的物质性或可见性，而是指观看的行为，是实践意义上的认识。我们先撇开视觉来说，文化研究发轫于英国，其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用论坛的主题词来借喻，是跨界的学科，与文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况且，“视觉文化研究”汲取了拉康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以及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的方法，也属于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常雷认为，纵然视觉文化研究对传统艺术史的冲击在所难免，但传统艺术史不会因此而消亡，视觉文化研究只会使艺术史的形状更加丰富多彩。与此同时，视觉文化研究和传统皮尔斯注重方法论研究又构成相互依赖，这也是发现新史学研究的机会。艺术史研究也就是在学科自身与他者学科相互作用与边缘柔化下不断反省相互协调，愈加趋向和接近观看的真相。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毛秋瑾教授大会发言）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毛秋瑾教授，选取了三个中译版的海外关于中国艺术史研究著作来作比照探讨，即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杜朴、文以诚的《中国艺术与文化》，柯律格的《中国艺术》。由于欧洲学者的视角与观看的不同，对中国艺术史的书写方式自然形成差异。诸如，苏立文教授的《中国艺术史》目前有不同翻译版本，分大陆版和台湾版，译文和体例上也都有差别。如台湾地区版中附有作者序及年代表，可以看出苏立文在搜集材料、认识材料、处理材料上的认识与把握，也为读者查阅相关资料提供了索引渠道，可惜大陆版却拿掉了这些基础性材料。从目录来看，苏立文的编目以分类法进行，划分出篇目，将建筑、雕塑、美术，或是以不同的材质作为划分依据，从书中内容来看，他也想打破这样的框架去探讨艺术史本身的发展规律。杜朴的《中国艺术与文化》就没有完全采用以材料作为区分依据的传统书写方式，而是比较突出政治的、国家形态的，以至政治文化对艺术品的影响来划分篇目。柯律格的《中国艺术》在目录划分中，更是根据对材料的把握和理解，不设框架，只做主题性提炼阐述。为此，毛秋瑾提出了一个主张，将建筑纳入到艺术史的叙述当中，比如，中国建筑对于审美产生的作用会影响我们看待事物的视角、方式和思考问题角度。她说，将艺术品还原到历史语境中理解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例如生活起居方式和建筑形态肯定是有关联性的。若再以工艺美术为例，她认为工艺美术一定先有工才有艺，这些审美与技术问题，在艺术史写作中应该占有一定分量。毛秋瑾教授最后强调，在中国艺术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学者的不同观看视角，他们对于艺术史研究本身就存在着艺术史内化的结果，他们或借用历史学、人类学的跨界视角，又或者是社会学、哲学，甚至是政治学的跨界视角，将艺术史还原到他者历史语境中（其实，我们都是观看艺术史的人，看待的也都是他者的语境）加以研究并阐述艺术史的真相。
（南京艺术学院戴丹博士大会发言）
南京艺术学院戴丹博士以个案交流的形式，向我们讲述了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形成以及对艺术史学科产生的影响。他梳理的维也纳艺术史学派，最早于1844年在德国的柏林大学设立，但到了19世纪末维也纳取代柏林，也就是说艺术史学科的发展与维也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1773-1859）1809年开始任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1821年起兼任奥地利帝国首相，在他统治下的奥地利社会政治气氛紧张，致使艺术并不活跃。直至1820年，维也纳出现了中产阶层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这才促使了民间团体的形成。除了社会环境之外，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产生也离不开科学探索形成的思想基础，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使人文主义学科逐渐摆脱了与推测性哲学的关联，从而向经验法和学科专业化方向转变。维也纳艺术史学派涌现了一批学者，尼布尔、兰克等人，并提出研究一手文献的归纳性文献学方法等。诸如，艾特尔贝格尔（Rudolf von Eitelberger，1817-1909）对艺术史学科的贡献有三点：其一，以“科学”艺术史方法撰写，构成“艺术-地形学”的报告；其二，使用文献批评法来出版原始历史文献，并翻译了许多重要艺术文献；其三，筹备奥地利艺术和工业博物馆，开启了维也纳艺术史学派中，将大学教育与博物馆合作的新篇章。而到了艾特尔贝格尔的学生陶辛（Moritz Thausing，1838-1884）确立了“维也纳式”的艺术史研究方法，他把历史批判运用到艺术史研究当中，将艺术品称做人工制品，历史材料、文化史文献则作为艺术史构成的支撑。在陶辛的影响下，维克霍夫（Franz Wickhoff，1853-1909）将艺术鉴定与考古学以及哲学结合起来，把维也纳艺术史学派带入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他把实证方法和文献批判法相结合，对视觉材料进行分析。正像李格尔认为的，艺术风格的变化是艺术内在美学驱动力变化的结果。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研究方法，由此从实证科学传统转向形式分析。但由于维克霍夫的逝世，由谁担任艺术史学院院长引发了争论，这直接导致了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分裂。上世纪30年代，由于纳粹迫害，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年轻学者如安塔尔、贡布里希等流亡英美国家，他们将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研究方法带到英语世界乃至全世界，对随后的的艺术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李宏教授大会发言）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李宏教授，探讨的问题是关于国内西方美术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他回顾了国内西方美术史研究方向研究生培养的历程，认为国内西方美术史方向研究生培养应注重三个方面的探索：一是将通史与鉴赏解读融合起来，培养一专多能；二是借鉴西方艺术史学研究生培养方式，注重论题和方法论的拓展；三是在艺术史书写中关注史学史与方法论的融合应用。他强调说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早在20世纪初叶，国内艺术史领域的前辈就提出重视通史与研究方法的学习，甚至主张从各种哲学基础或各种思想史视野出发——比如艺术社会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等等，结合史学研究的需要探讨问题。
有一种幸福，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何况我们有俩老
白居易有诗云“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在“边界与跨界”研讨会上，有两位桃李满天下的学界前辈——居其宏和黄惇先生，以自己的鞠躬身形，感动着大家。自2011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成立，俩位先生就是研究院的大先生，分别执掌音乐学研究所和艺术学研究所。
（南京艺术学院黄惇教授大会发言）
黄惇先生更是艺术学研究所的创办人，从2004年起就担任所领导和指导研究生工作，一直到退休，大家习惯叫黄老，没有时下的名姓加官职的称谓，亲切自然。在本次研讨会上，我们看到他矍铄身影，是那么的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还会是不是的和我们这帮孙辈小学生逗几句闷子，太可爱的老头儿。
（南京艺术学院居其宏教授大会发言）
居其老是国内音乐学界的前辈，这次研讨会上他担任音乐史学专题组的主持工作。居其老总是面带笑意倾听各位学者发言，从不打断别人的发言，谦和而尊重的神情令人难忘，当听到熟悉人名及所经历的学术事件时，他会频频点头，表示认同与回应。
黄老现在仍然是艺术学研究所的学术顾问，这次研讨会上，只安排他在闭幕式上的致辞，可他依然到会，默默地坐在后排听众人群当中，做着笔记，黄老的认真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在交流环节黄老会时不时时吐露“金句”，成为大家相传的话题，为会场营造出轻松愉快的学术氛围。
“人能百岁自古稀，松得千年未为老。”我们研究院群体中有居其老和黄老，就是我们的福分，他们像家长一样替我们守着一份学术尊严，管束着我们时不时会躁动的心态。“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这正是我们研究院的情亲和精神源泉，俩老为学术焚膏继晷，也为学科、学人树立风范。
艺术史学科与艺术史研究的新视野——边界与跨界的重新认识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夏燕靖教授大会发言）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夏燕靖教授，作为本次研讨会的学术策划，对研讨会的主题有着自己的深刻阐释，他发言的题目是《艺术史的交错与边界扩展》。他认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形成及属下的二级学科划分已逐渐明晰，即以史论评为核心的基础理论学科，加上拓展而出的交叉与应用学科为其发展两翼。如此看来，观照艺术领域的理论研究，就有了理论抽象、理论引领和理论应用，其学科间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某一领域的理论研究，而具有了学科间互通，以及跨学科，跨领域理论研究的可能性，这是适应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而非术科）的发展需要。他特别强调，形成“学科”的要件有两项：一是要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二是要有专业设置的分类依据，尤其是在学科制度确立上，应具有自身完备和成系统的评价体系。那么，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中的艺术史二级学科的设立，应该符合这两项基本要件。这是从本科到研究生教育必须明晰的界域。为何要明晰这一界域呢？这是学科制度确立的要求，这是在学术定义基础上带有某种办学导向性的指标。客观地说，既包括学术自证、学术自信、学术自觉；也包括学科评估和技术审核依据等。因而，我们讨论问题，在学科制度上要尊重既有的现实，如果不承认这些，而一味以去学科化为说辞，那只能是一种兴趣使然的“超脱”，其话题应该不完全在我们所针对的“学科”界域讨论之中，而只是学术问题的另一种争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大家能否形成共识的基本前提。当然，艺术史学科的界域讨论还是一个多少带有学术个性认识化的讨论，很容易对其问题产生极端的思维方式，非左即右，非白即黑，所以我们总是处于拨乱反正、矫枉过正的过程中。然而，人类最富有创造性的领域就在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比如说，艺术史被质疑最多的说辞，就是一个人的知识含量有限，不可能是全科通才。这可能是个伪命题。为求学问，哪一位学者不是以孜孜以求的态度求学通达。想尽办法弄通弄懂自己不熟悉的知识领域，这应该是认识问题的基本路径，与我们讨论艺术史存在可能性没有必然的否定理由。为此，夏燕靖教授举证说，艺术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更多的关于制度层面的讨论，可以广收博取采用诸如分类学的方法来对待艺术史学科的划分。对于“有实证材料才能支撑艺术史”研究的看法，他认为艺术史学科的确立并不缺乏史料。例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就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史论支撑。又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青铜艺术史专题，还有最近热门的丝路艺术史考察专题，以及我们学校连续举办的晚明艺术史研究等等，那一项艺术史研究不需要跨界，跨好了，跨出界域的共识，自然就跨明确了，也就有了边界。如同母语的丰富性，绝不仅仅是语言学家规约的语法使然，而是文学家创作语言拓展的结果。
（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王晨教授）
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王晨教授也有认同，他在晚间论坛交流讨论中说，艺术学理论学科属下的艺术史二级学科的设立已有七年了，七年建设不算太短，我们还是应当关注其建设问题和发展问题，“存废论”话题在各个学科发展过程中始终都有存在。他赞同夏老师的意见，学科名分之争另当别论。王晨教授还提到，周宪老师也说，艺术史二级学科在学科目录上都确立有七年了，况且，本科段的专业名目就叫“艺术史论”，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否定自己。这引起大家的热烈掌声。
艺术史形状与艺术史料学建立，是构成艺术史研究的基础
艺术史的书写离不开概念语词的运用，这些语词能适应或揭示艺术史的形状，反映出艺术史及其理论的基本语码或框架，也折射出艺术史与以往门类艺术史文本不尽相同的某种特性。试想，我们如果离开这些语词来描述艺术史形状那肯定是困难的。故而，艺术史研究也离不开各种新观念、新方法。无论是利用新方法、新观念重新探讨其史学意义，抑或是对艺术史的架构进行重新厘清，都能让我们在探讨关于艺术史学科建设或完善艺术史学科认知上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王廷信教授以他近年来课题研究成果，为我们解开了对史前艺术史形状的认识。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王廷信教授大会发言）
王廷信教授提示我们，能否寻找到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艺术史呢？他认为绝对可能，而且事实依据清晰。于是，他从“观念”角度出发，对早期艺术史进行了举证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审视艺术史的参照蓝本。他认为人类早期艺术发生与发展，空间上不局限于19世纪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概念，相比较而言，具有全球性和通用性，时间上可以拨开千百年的历史烟云，直指人类的早期艺术。王教授举证说，对于娱乐的本能需要，对于快乐的追逐，使得人类在早期生活中就有了对艺术文明的阐发动机和需求，我们应该去思考这种追求快感的娱乐本能能否直接转化成一种艺术形象（或艺术史形状），或者是一种形式，或者是把人的本能直接变成一种艺术？他认为从人在生活中产生动机，到发展成具象的艺术，离不开一定的方法和理念。他将这些方法和理念归纳为“因物赋形”和“行为用设”，即根据物的特点来给物赋予形状或者形式，以及人们对于物的用途引导着人给物施加特定的形状等等。他以原始人打制石器工具和制陶为例，进一步阐释了“因物赋形”和“行为用设”的史学认知概念，也梳理出了一条从娱乐的本能使然，到具象艺术的形成之间的脉络。为了帮助我们跳脱造型艺术带来的传统艺术观念的束缚，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样本。王廷信教授还从表演艺术里寻找案例举证分析，他认为巫师有与天与神灵沟通之“用”，从而会去做一些奇特的动作表现，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进化和发展，舞蹈由此诞生。比如，在远古社会中，人们给万物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巫术思想便是从这种神秘感中逐渐成熟起来，作为远古社会的主流思想，巫术贯穿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原始舞蹈以其深刻的感染性与巫术相得益彰，共同为神化信仰铺垫了道路。所以说，早期艺术史是综合的，是真正的一般艺术史，舞蹈揭示的现象，也不是舞蹈本身，或单一领域的认知问题，而是互为参照的艺术发展过程，这便符合“因物赋形”和“行为用设”的概念。王教授从早期艺术史观出发，给出了对艺术史全新视角的审视，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即艺术从原始社会逐渐地走向现代社会以后，在更加现代化的社会中，如何尝试从多角度来解读艺术史的问题，能否让我们寻找到一条用以把握艺术史发展的最佳认识路径。
艺术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需要丰富的史料作支撑这是学界的共识。老一辈史学研究者，一贯重视基本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做到了“整理、保存、评价”，形成大量史料整理考据的实绩。关于史料学基础的重要性，来自梅兰芳纪念馆刘祯教授、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倪志云教授、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孔庆茂教授、鲁迅美术学院《艺术工作》编辑部席田鹿常务副主编和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叶康宁副教授，从文献考据以及新史料挖掘形成治史方略出发，讨论了艺术典籍的整理要点和艺术史考据的方法思路。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研究所、梅兰芳纪念馆刘祯教授大会发言）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研究所、梅兰芳纪念馆刘祯教授，长期从事戏曲史研究，他结合自己熟悉的领域来回答戏曲史与文献学两方面的融合问题，兼论艺术史边界与跨界的问题。刘祯教授以郑振铎编纂的《古本戏曲丛刊》为例论述道：对于20世纪戏曲史书写与戏曲文献发现和整理，其实是一体化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史论不分家。戏曲史脱胎于文学史研究，在文学史领域，像阿英、唐弢、王瑶等做出了大量文学史料整理考据实绩，以及从1985年马良春提出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倡导，在文学史研究中形成基本一致的认识。对照来看，戏曲史研究也得益于史料基础，如郑振铎编纂《古本戏曲丛刊》就是戏曲史学最重要的代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形态：一个是编纂者的思想、观念形态；另一个则是所掌握的材料即文献和资料的形态。而在戏曲史撰写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文献的发现整理又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刘祯教授还特别提到，郑振铎是当代著名的文史大家，亦是一个收藏家。在当时没有摆脱西方治学套路下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有许多的不足。而郑振铎先生就尖锐批评文学史只是叙述代表作家与作品，这样无法“求全求备”。正因为如此，在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先生的两部经典论著问世，分别是1932年与1938年先后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这两部著作因其不循守旧、不拘成见，在当时诸多文学史中形成独辟蹊径的“一家之言”而闻名文学史学界，而这正是基于郑振铎先生在文献资料的整理方面的独到发现。刘祯教授据此阐述，指出郑振铎先生在文献，特别是戏曲文献，戏曲古籍影印、传播考据等领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赢得了学术界的认同，这是他推动戏曲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如他力主影印出版《古本戏曲丛刊》，就为戏曲史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祯教授表示，20世纪的戏曲史研究的进步是和文献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戏曲的地位得到史无前例的提升。这些足以证明，史料挖掘与整理，尤其是对新史料的梳理等，都是戏曲史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转借到艺术史研究来看，这一道理绝对相通，做好艺术史研究同样是要史料先行，呼吁建立艺术史料学已是势在必行。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倪志云教授大会发言）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倪志云教授特别提出，艺术文献古籍整理要“本土化”，这是艺术史学研究中亟需重视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生在文献索引中言必西方，有的问题没有多少牵连也要挂上西方。所以我们在引导研究生做文献索引时，也要相应提倡做中国文献索引，尤其是做古籍文献索引，这是需要下功夫的学术训练。倪志云教授在谈到古籍整理是艺术学科的一个薄弱环节。他认为自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余年间，与文史古籍整理的巨大成就相比，艺术古籍的整理就存在着成果少、整理水平不高等问题。艺术古籍整理研究的不足，也使得中国古代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研究在古籍文献资料的使用上多有不足，这成为中国艺术史研究中的一块短板。相比较于文史哲领域的古籍，诸如，经史子集都早已出版了各种版本的图书，以质量好、水平高、校勘严谨而闻名，相对说来，艺术古籍文献则落到了下层。倪志云教授表示，这与艺术类专业的基础教育与研究方向设置有关，我们现在艺术史论方向研究太过于新“论”，这会影响学生在深度研究上的进取。艺术专业的学生古籍阅读量太少，读古籍的能力较为薄弱，而文史哲专业的学生对艺术门类并不精通，所以也较少接触到艺术门类的古籍，这样，艺术古籍整理与研究就成了灰色地带，大家都不耕耘，自然荒废。倪志云教授表示，要提升中国艺术史学的研究水平，要使艺术史学减少对西方学术的简单模仿与跟风的态势，艺术古籍整理研究就必须加强，这应当引起学界，尤其是史论专业导师的重视。
（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孔庆茂教授大会发言）
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孔庆茂教授为大家带来了关于艺术史要籍版本与校勘的问题探讨，他着重阐述了艺术史研究过程中，对历史文献搜集与整理的重要性。并强调说，史料的可信度决定着艺术史研究的可信度。中国历代文献研究都重视图书的编目版本与校勘，而这一点在艺术文献领域相对较为薄弱。艺术品的分类著录在宋代以前几乎没有系统的分类著录方法，直到《宣和博古图》《宣和画谱》《书谱》的出现，再到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和清代《石渠宝笈》才逐渐发展成熟。孔庆茂教授还提出了历史上对要籍版本比较、考订与文字校勘向来比较注重，只是晚近以来有被轻视。特别是明代的一些古籍，因为历史原因缺乏校勘环节的检索，存在着张冠李戴、任意删改、师心自用等问题，且非常突出。孔庆茂教授特地推荐了于安澜先生的《画史丛书》，认为这套画史书稿在版本校勘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表示现在艺术史文献版本、校勘、考订、辨伪上需要加大力度，以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一点南艺有比较好的基础条件，师资和藏书有一定的优势。
（鲁迅美术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席田鹿老师大会发言）
鲁迅美术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席田鹿老师，在传统山水画图像研究中形成自己的专题，关注古代建筑认识和研究过程中缺乏实物与相对应环境实证的研究。她从三个层面揭示了如何从具有写实性的中国古代传统山水画中提取研究古代建筑的文本资料。一是在传统山水画与建筑共同的文化美学思想背景下，探究传统山水画与建筑共同的精神诉求，研究其内在平行交替生成与演进的关系；二是通过主体创作认知结构，特别是通过画理、画论来分析中国山水画与古代建筑在共同文化内核下相似的创作方法；三是将传统山水画的建筑形象作为研究文本，进行文献比对梳理，从图像视觉角度研究建筑的形态，探索古代建筑模建化构成，及历史生活场景和生命模式的复原，溯源中国人居环境文化，从建筑设计和营造人居环境等诸多方面进行拓展性研究。她进一步主张，要以艺术学视角，对山水画中建筑形象进行搜集和整理，结合建筑学、建筑历史学、建筑文化学等多学科融合的方法，运用图像学、模件理论、参数化等研究方法和工具，对古代建筑与传统山水画构成关系展开跨学科交叉式研究。她认为这样的研究就是艺术史跨学科、跨界域的研究样本。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叶康宁副教授大会发言）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叶康宁副教授，则以相声经典桥段“关公战秦琼”引出他的发言论题《疑年考据与中国艺术史研究》。叶康宁阐述了文献在年代考据中的重要作用，以高僧虚云，还有文怀沙的例子，论说他们年龄存在的疑问，又是如何引来众说纷纭的质疑。叶康宁认为，许多说法甚至离奇，需要通过史料考证，查明孰是孰非。他提出“疑年学”在艺术史研究中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艺术品的真伪，因为年代做假只要文献对应查找，很快就会一目了然，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艺术家的社会关系与交友。比如，王庭筠和米芾可以通过疑年学来考证其并无舅甥关系。包括现在出版书中的一些疑问也是可以通过疑年学考证求是的。他用王鑑出生年月之争为例，为大家讲述了疑年考据的基本法则，即艺术家本人留下的文字是疑年考据最可信的史料，艺术家的亲友、师生留下的文字是疑年考据的重要旁证，且相关史料之间必须形成一个证据链。另外，艺术家的同时代人留下来的文字史料，或是口述史料也比后代所记载的更为可信。叶康宁表示，不同原因的误记和文献的缺失，都是导致聚讼纷纭的疑年问题。要解决这些疑年难题，一定要做到“同则取其古，异则求其是，伪者定之，疑者辨之，辩论既定，遇有佳证，仍复易之。”疑年问题，解决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年份数字，却离不开勤苦的证据搜寻和邃密的治学方法。关键是从纷繁复杂的史料和聚讼纷纭的观点中，求取简单和真实，这正是学问的奥义所在。
一个近似马拉松的研讨会终于走向了终点：闭幕式开启
经过两天半又两晚的持续研讨，“边界与跨界：2018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闭幕式终于开启了。
（闭幕式现场）
（南京艺术学院科研处处长、南京艺术学院学报副主编吕少卿教授主持闭幕式）
闭幕式由南京艺术学院科研处处长、南京艺术学院学报副主编吕少卿教授主持。在闭幕式学术交流环节，北京电影学院赵斌副教授率先发言。
（北京电影学院赵斌副教授闭幕式发言）
他表示在参加完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以后感受到在艺术学理论，特别是在艺术史学研究中，重新思考艺术史的核心知识和周边知识关系重大。关于“跨界”的话题，赵斌副教授坦言通过艺术史研讨，启发自己跳出原先的研究领域，吸取更加广泛地来自其他艺术门类的史学研究资源，这对于学术进展而言是有价值。他认为艺术史学科试图把自然生长的知识，放到已有的逻辑框架之内，从个体的角度讲知识的生长和布局是不应当以学科为限制，而应当理解为知识的普遍力量的体现。学科调整是一个不断适应知识生长和扩充的状态，而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提供了很多工具、方法、视角，促进了知识的再生产。赵斌在谈到“跨学科”问题时表示，跨学科可能有很多跨越的方式和方法，这当然给传统学科带来挑战，这需要研究者在跨界当中变换自己的招数，积极适应知识的重组和交换。跨界意味着知识的交换，也正是这种交换才造就了学术更高的品质。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周宪教授闭幕式发言）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周宪教授阐发了他的几点看法：第一点，他提到艺术史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艺术史。当下在谈艺术学理论这个学科的时候，由于学校和学科本来的传统存在着不同性质，加之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者自身学术背景，包括知识积累和学术路径的不同，就会产生多样性。周宪教授认为，这对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其实是大有裨益。他认为“边界”，都是人为划定的，不同的学者背景决定其自身的研究兴趣，这需要我们去审视今天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该如何发展。第二点，周宪教授呼吁在建立中国艺术学学科时，在艺术学理论下设立的艺术史二级学科，应该有中国人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包容的对艺术史的理解，而不要简单的把艺术史理解成一个专门史，或专门史相加。他还提出跨界对于专门史的研究未来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我们需要对艺术文化史投入更多的关注。最后，周宪教授认为创立一个在专门史之上的大的艺术史，既符合学科之间本身互动的需要，也具备学术发展的可能性。
（梅兰芳纪念馆刘祯教授闭幕式发言）
梅兰芳纪念馆刘祯教授在谈到艺术史互借研究问题时表示，现在所说的艺术学门类，包括艺术史，不应是艺术学理论学科与其他四个艺术学科史学研究的简单相加。艺术史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应该过早的下结论，但像今天这样关于艺术史边界和跨界的研讨会，他认为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整个艺术学学科的根基。刘教授以自身学术经历为例，讲述自己的研究体会，认为一个学者如果仅仅是在本行业领域做研究，思想和观念提升、突破很难，在这样一种跨界当中，与别的学科学者交流过程中，往往容易产生思想火花。他认为现如今我们所做的关于艺术史研究，包括戏曲史，都是远远不够的。艺术学科和艺术史的发展将是一个漫长而有序的过程，这也会对戏曲史的撰写提供新的启发。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李公明教授闭幕式发言）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李公明教授表示，学术共同体内部对于跨界、边界这种概念的认识，似乎并不是一个非常自觉的规划，而是随着问题意识的展开，随着不同问题的展现，大家意识到边界必须拓展，研究资源必须来自更多的学科。正是这样，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举办的这次艺术史跨界与边界研讨会就显得非常及时而重要，尤其是在具体研究中，每个学者的问题意识层层推进，仿佛有一种驱动力让人自觉在不同学科里面寻找适合自身研究资源和解决问题的路径。李公明教授以自身教学和研究实践为例，指出在进行图像学和历史学互证过程中，即“图史互证”的时候，用历史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来对图像进行考证，最后达到的目的，这对于对美术图像的认知而言其实相当重要。就是说，整个研究过程不能纯粹从审美或是艺术表现的领域去解决史学的认识问题，而应当带着具体的问题意识进行深度跨界探究。在总结“边界与跨界”概念时，他提出我们可以在一个比较中短距离的程度领域里面，通过跨界、通过问题意识，把研究的一种范本进行不断的修正和提升，这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这或许就是艺术史研究的一种范式，抑或是夏老师所说的“艺术共性史”研究方法的一种探索。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倪志云教授闭幕式发言）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倪志云教授认为，传统艺术学科中也有划界，现在的学术和高校的学科划界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学习西方新学术逐渐形成的，并愈发强化。一旦跨界多了，就会被质疑是“杂家”，没有特长。而在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当中，恰巧能找到这种跨界的先例。例如，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提出的诗画相通，明清所讲的诗书画印等等，不就是最好的跨界实例么。倪志云教授认为，传统的艺术理论它既有各门类阐述，并且又有互相贯通，然后互相启发，跨界应当是一种常态，各有特性，但共性的东西也经常在传统艺术理论中呈现，而现在我们由于现代教育制度规约下的培养方式，使得我们自己把自己圈定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因此，我们要努力放弃人为的自我划界，尽量的跳出去，保持贯通，这是艺术学学者们应当努力追逐的目标。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夏燕靖教授闭幕式发言）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夏燕靖教授作为本次研讨会学术策划者谈了三点认识，一是对艺术学科艺术史研究的目标定位要明晰，这里有两类：一类是培养研究生的艺术史学科界域需要清晰，为何要清晰，这是学科制度所要求的，因为培养环节的各项技术审核指标放在那里，会有同行质疑你做的选题有问题，不像是艺术史学科应有的模样。另一类是通识教学，尤其是综合大学（其实，艺术院校也有问题，没有开设艺术通史的惯例，同为学艺术，美术不懂设计，影视不懂戏曲，比比皆是）如果要开设艺术史课程，大概只会开通史，不太可能聘请七八个教师来讲一门课程，对于通识教育而言，艺术史就等于文学史、哲学史，是讲述大的类别史概念。二是艺术史专业课程教学，我们在这次会上讨论较少，夏燕靖提到艺术史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课程群”课程。主要是探讨艺术史的存在可能性，以及艺术史内涵和外延、艺术史建构与整合诸问题。南艺研究院艺研所的艺术史通论，就是“集合”课程，强调不是拼盘，而是建立在艺术史料学基础、艺术文献导读、艺术史方法论、各领域艺术史经典选讲、跨文化艺术史研究基础上的课程贯通。三是这次研讨会的举办，我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为开放性平台，邀约各个领域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沟通，不怕争鸣、不怕对峙，在更加广泛的学术平台上充分阐述各自的观点。为此，我们主张淡化学者权威身份、淡化主场话语权，十二场分项论坛，我们只邀请了两位南艺专家主持。而且只设主持人（以后可以考虑改为串讲人），不设学术点评人，完全实行开放交流环节，让发言者与听众互动，尊重彼此关切。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学术顾问黄惇教授致闭幕辞）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学术顾问黄惇教授致闭幕辞，他说：边界与跨界问题的探讨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流与学术碰撞的平台。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的举办，契合了当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需要。然而，艺术史的构成形状多种多样，比如说，这两天讨论中涉及到的艺术观念史，只是艺术史的一种，不可能替代全部。艺术史的关键在于“艺术”和“史”，是关于研究艺术史内部某一个部分的问题，所以它既有边界，也有跨界。黄惇教授认为，艺术史不管怎么跨界，都不能够离开艺术这个概念的主体，因此我们写这样的历史，不是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也不是站在社会学的立场，更不是站在其他学科的立场，我们应该站在艺术学的立场。黄惇教授主张对于史的研究必须重视史料，艺术文献在艺术史研究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中国本土艺术文献，西方外文原译书也需要阅读。他认为自从艺术学升格成为门类学科以后，碍于现实，艺术各门类做出了一个比较艰难的合并。由于学科的名称是从西方引入的，我们现在这样分类仍然是西方式的，连学科的名称都被西方的分类法限制住了，我们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多无法施展的地方。所以我主张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中要去西方化，去美国化，要有一种史学自信。黄惇教授倡议要逐步跳出西方对学科概念认识的划分，不要完全用西方的方法局限我们对中国艺术的认识。他说中国艺术在历史上本来是相通的，本来这个界域是很大的，我们今天讲跨界的问题，是一些学者以为自己的跨界跳出了艺术学理论的范畴，其实不用担心，跨学科研究只要明确立足的主体，就不会有问题。黄惇教授认为要跳出一些西方的学科观点，讲到西方方法论，立场等不要盲从，要有自己的判断。他主张把边界和跨界先做模糊的处理，再逐渐地把这个焦点聚焦起来，一定会在未来有更加清晰的共识，什么是大艺术史所需要的，而且是我们的范围，而不是门类艺术史的范围，这是今后需要明确的目标方向。最后，黄惇教授代表主办方感谢各位学者对研讨会的大力支持，感谢会议组工作团队的辛勤工作，期待大家再相聚。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尽管分别终究是到来了，但是永恒的也终将永恒。
由南京艺术学院主办，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南京大学艺术学院、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浙江大学艺术学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上海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艺术探索》编辑部，鲁迅美术学院《艺术工作》编辑部承办的“边界与跨界：2018•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经过紧张而愉快的交流活动之后，圆满闭幕了，研讨会达到了预期目的，是一次启迪智慧，增进友谊的学术盛会，我们大家相约再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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