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歷史的朋友，很有可能知道我們今天所講的這個事件，1036年(景祐三年)這天五月九日。仁宗的官場突然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這一天，呂夷簡下令在朝堂黑板報上張貼范仲淹因犯有"朋黨"之罪落取的榜文，用這樣的行動來警告文武百官不得越職言事。就這樣，一個大宋朝的人事鬥爭問題逐漸浮現了出來。
在此之前，權知開封府—相當於現在開封市代理市長的范仲淹向宋仁宗遞交了自己親手繪製的《百官圖》，實名舉報宰相呂夷簡掌控朝廷內外官僚的升遷權，以權謀私，並建議仁宗帝國的人事權"不宜全委宰相要牢牢抓在宰相手中。
呂夷簡也反擊范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玩的就是針鋒相對。其實，客觀地說，呂夷簡的反擊不是很能站得住腳。"越職言事"的確是事實，當時范仲淹權知開封府，非諫官，按職能沒有言事權的。而"越職言事"這個罪名最終被宋仁宗所肯定，最終范仲淹被撤銷開封代理市長的職務，貶知饒州，原因也在這裡。
"離間君臣"則是呂夷簡自己得出的一個有利於他的主觀判斷，不可信。至於"引用朋黨"之說，呂夷簡在榜文中雖未註明具體為何人，卻暗指朝廷中一批追隨范仲淹的臺諫官。那麼，范仲淹真的有一批朋黨追隨他，為其鼓與呼嗎?應該說，這一場互指對方為"朋黨"的風波其來有自。他與劉太后勾結，但與皇后郭氏之間有矛盾。但是時為左司諫的范仲淹認為此舉不妥，便聯合御史中丞孔道輔，並與之率領檯諫官孫祖德，侍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劉渙等到垂拱殿前"伏閣請對"。這件事弄的呂夷簡十分難堪。呂夷簡因此向宋仁宗告狀，稱臺諫官"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這些臺諫官個個以君子自居。但范仲淹和這些臺諫官其實並非通俗意義上的所謂"朋黨"，只是對宋仁宗突廢皇后郭氏事件不滿，出於義憤走到一起來了。此次事件後，范仲淹被貶逐，知睦州但人事之爭或者說范仲淹被"朋黨"化的歷程並沒有因此就結束。
范仲淹被貶知饒州(今江西郡陽)。隨後，范仲淹的"朋黨一個個主動出籠。"朋黨"之一是天章閣待制李紘。在眾多明哲保身的官員不敢為范仲淹送行的背景下，李紘主動站出來為范仲淹餞行。"朋黨"之二是集賢校理王質。范仲淹獲罪後，王質在大庭廣眾下說:"範希文乃賢者，得為朋黨幸矣!"朋黨"之三是秘書丞、集賢校理餘靖。他上書為范仲淹辯白，請求宋仁宗追改前命，甚至大膽稱:"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結果餘靖被貶為筠州監稅。"朋黨"之四是館閣校勘尹洙。他認為餘靖與范仲淹私人關係極為一般，如果冠之以"朋黨"的罪名而被貶的話，那麼他也自願要求加入"朋黨"行列，因為他自稱與范仲淹"義兼師友"。隨後尹洙被貶為郢州(今湖北鍾祥)監稅。
當然范仲淹最大的"朋黨"當屬歐陽修。歐陽修當時任職館閣校勘，官銜並不大。為了鼓動諫官高若訥上諫，歐陽修寫信激他——身為諫官，卻不知羞恥，居然在范仲淹被貶後不勸諫皇帝。正所謂人心險惡。歐陽修沒想到，高若訥隨後將此信上交，他也因此被貶夷陵縣令(今湖北宜昌)這樣的時刻，西京留守推官蔡襄站出來了。他—這場發生在1036年(景祐三年)五月的范仲淹"被朋黨"事件在發酵之後成為一個嚴肅的政治命題，橫擋在即將到來的變革前面。
但是到了1038年，事情開始有所轉圜。范仲淹忠於朝廷、為國分憂的舉動證明，他不是蠅營狗苟於私利的"朋黨"之輩，兩年前關於"朋黨"一說或許是呂夷簡的一個概念炒作而已。這年十月，參知政事李若谷提到了這樣一個話題，說:"最近社會風氣太差了，好人湊在一起也被汙衊為朋黨。長此以往，好人難做啊。宋仁宗聽了此話沒有表示反對;而知諫院富弼則借日食之機進言，稱"通天變莫若通下情"，勸宋仁宗下詔解除"越職言事"之禁。宋仁宗照辦。由是，范仲淹此前的"朋黨"案跡近平反，也為慶曆新政的開展掃清了障礙。
范仲淹是我國曆史上非常有名的教育家，同樣也為國家教育等方面做出了非常強大的支持。范仲淹被朋黨這件事好在最後是一個相對比較愉快的結果。最終解除了越職言事之禁。也好讓這些敢於直言進諫的行為得到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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