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託於中國古老漢字的篆刻藝術，閒章像書法、京劇一樣，成為滋生在古老東方文明中的獨有國粹。它融詩詞、書法、繪畫、雕刻諸種藝術於一體，博大精深，不可方物。從材質的金玉木石，到佈局章法的“看似疏可走馬，實則密不透風”，從刀法切衝的蠻辣，到筆畫朱文的婉轉柔美，方寸之間，無不映現大千世界的天光雲影。
閒章不像傳國玉璽，象徵著絕對的權力，也沒有將軍、司馬、太守印的威嚴，它沒有貴婦名媛的矜持，也沒有鈐印契約的板滯。一軸畫卷，一幀書法，有一顆紅紅的閒章，原來寂寥的境界，便鮮活靈動起來。即便在一冊書的扉頁鈐上一枚閒章，也像茫茫雪野中的一瓣紅梅，醒人眼目。
閒章如詩。詩言志，閒章上面的文字最能代表古人沖淡平和的心態以及磊落曠達的胸襟。“天道忌盈人貴知足”“所欲不求大得歡常有餘”，是古人樂天知命的寫照，“抱松柏之堅心”“心境如冰”“一園水竹權為主”“閉門讀奇書，開門延高客，出門尋山水”，也無不反映出古人“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的胸懷。
閒章如畫。古人常常嘯傲林泉，風流山水間。其所篆印章，於三五字間，竟能豁顯出生動的意境、明豔的圖畫。品“聽鸝深處”，猶如置身森林木間，聽黃鸝鳴春。觀“寒香深處”“梅花作伴”，似有一縷暗香，正從籬邊的臘梅邊散發出縷縷清芬。至於“家藏七十二峰”“三十六峰常周旋”“萬水千山獨往來”，自是古人縱情山水、師法自然的表現，既可體味“山靜如太古，日長如小年”，又可以“看盡落花能幾醉”，以“占斷煙霞不老身”為豪。那些“紙窗竹屋燈火青熒”的幽雅和“亭映江月”的靜謐，怎能不使“身在綠竹翠柏黃花紅藥之間”的人忘卻塵世的煩憂，將人與自然融為一體。
閒章如史。潘奕雋以“兩登泰岱再遊黃海三宿五臺”的閒章，體現出他“看盡九州山水”的豪邁情懷。康有為在維新運動失敗後，以一方“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週大地，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裡”的四釐米見方的朱文印章，把一生重大的政治活動，囊括在印文裡，堪稱“印史”。
與中國三千年的印章藝術相比，閒章是後起之秀。元代以前，篆刻印章的材料中，金銀銅鐵一直佔據霸主地位，其次還有玉、象牙、牛角等質地堅硬的材料。這些材料不易受刀，不僅妨礙印文的變化，而且篆刻方法也不易掌握，制約了篆刻藝術水平的提高。當時，書畫家篆寫的印稿，在工匠鐫刻後，要麼降低了設計時的藝術價值，要麼改變了原稿的藝術風格，因此，書畫家都在呼喚一種便於鐫刻的新材料。
解決這個問題，元代畫家王冕功不可沒。據說王冕在遊玩浙江麗水縣寶華山時，發現山上有色彩斑斕、細膩柔潤的花乳石，用刀在石上試刻，效果很好，他就自刻了“會稽佳山水”等幾枚印章。這個不經意的舉動為印章取材開闢了一種新途經。花乳石質地鬆脆細潔，色彩豐富，行刀脆爽。在花乳石上篆刻印章，不僅易於鐫刻，而且富於表現力，筆劃線條遒麗，顯出一種古樸的金石之氣。用花乳石做印材還解決了篆寫刻工相分離的問題，從而激發了文人自篆自刻、操刀耕石的熱情。
每一種印石材料的發現，都有一個美麗的傳說。據說，發現燈光凍石可作印材的，是印章流派藝術的開山鼻祖文彭。他在南京任國子監博士時，有一天看見一人正與攤販爭執不休，只見老人趕了一頭驢，驢背上馱了兩筐石頭，老人肩上還扛了一筐石頭。他上前細問原委，老人說:“我趕驢扛石從江上來，路遠費力，買主想買，卻故意壓價。”文彭看見筐中的石頭是做婦女裝飾用品的原料石，就對老人說:“不用爭了，我全部買下，付給你加倍的腳力錢。”文彭得了這幾筐燈光凍石之後，讓人解鋸開來，成了一顆顆晶瑩的印章用石。
被尊為印石之帝的田黃，在有關傳說中，還與皇帝聯繫在一起。傳說朱元璋童年當乞丐，一次要飯到福建壽山，渾身長滿了疥瘡，又遭逢大雨，只得躲進石洞中避雨。因為洞中蘊有田黃，朱元璋枕石而臥，數日後疥瘡竟不治而愈。朱元璋坐上九五之尊的龍椅後，便命人監駐壽山，採田黃以供皇室。
另一個傳說是，清代乾隆皇帝登基之前做了一個夢，夢見天帝送了他一塊黃色的石頭，夢醒後讓滿朝文武圓夢。福建籍的官員紀曉嵐說那石頭出自福建，是壽山田黃石。乾隆即位後，便封田黃為印石帝。
中國傳統文化講究對稱，印石中既然有“印帝”，當然也要有“印後”與之相襯。享有“印後”美譽的，是昌化雞血石，它產於浙江臨安。明朝時，山民從露在表層的礦石中，採得稀少罕見的雞血石，經打磨後，發現它質地細膩、晶瑩，色彩鮮豔，好比剛被宰殺的雞滴血於石材之上，讓人愛不釋手。它又易於雕刻，報官進貢後，深得皇宮貴族及文人墨客喜愛，於是成為饋贈和收藏的珍品。
閒章雖小，卻能納天地於方寸之間，蘊閒情於金石之上，既可於掌中把玩，又可觀賞和收藏，歷來為文人學士所喜好。如果是名家所刻、所用，或用珍稀石材雕制，更是身價不菲。作為印海奇葩，一些名貴閒章的收藏經歷極富傳奇色彩。
西泠印社2004年就舉辦過吳昌碩刻田黃石自用印專題鑑賞會，這12方吳昌碩篆刻田黃印章，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竊走，竊賊將它們送到上海一文物商店，上海文物商店願出100元收購，但要求出售者出具戶口本。作賊者心虛，始終沒有膽量去“賺”這筆錢。後來，印章被一日本商人以幾百元的外匯券購走，幸好在海關遇到了既懂田黃又懂吳昌碩篆刻價值的工作人員，12方印章才免於流落海外。
吳昌碩這12方印章逃過一劫，真是萬分幸運。據記載，“文化大革命”期間，蘇州、無錫、常熟有幾位老教授，曾被調到一起，專門鑑別各地抄家收繳來的老印章。當時上級部門要求鑑別後，把看似普通不起眼的老印章成堆成筐地裝出外運，說是要把這些“四舊”的東西出口海外以換取外匯。幾位老教授面對堆積如山的老印章，只能粗略搶救下少量佳石佳印，其餘便只能任由有關部門和信託商店廉價出售。
日本印石收藏家小林德太郎在他的著作《石印材》一書中的記載，印證了當時印章遭劫的情況。他寫道：“大約在二三年前（1972年）因中國‘文化大革命’而流落到國外的老印，在我眼前堆積如山，其中多數是久經使用仍殘積著印泥與手垢，而且完全看不出石色的古舊印章，不過經我仔細清洗後，有時會驚奇地發現是一顆石質溫潤凝膩的白芙蓉、田黃，有時則是雞血、水晶凍、牛角凍，甚至還會發現楚石、燈光凍等稀石珍品。這些印石的價格非常低廉，使我在最近的兩年中，得以閱視數萬顆印石，從中選出一千多顆，其中可堪玩賞的仍有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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