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回春暉漸，萬象始更新。2018年，正值北醫三院建院60週年，職工有話要說...
賀 蓓，1988年入職北醫三院。現任北醫三院呼吸內科主任、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北京大學醫學部呼吸病學學系主任。
我的成長經歷
我在1988年夏天來到北醫三院，完成了住院總醫師的培訓和工作，並在北醫三院成長為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
1993年至1996年在美國完成了臨床基礎研究工作。我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慢性氣道炎症性疾病、肺部感染、間質性肺疾病。
回國後歷任大內科和呼吸內科副主任、急診科副主任和主任、醫務處副處長、院長助理。
2002年至2003年9月任北醫三院黨委副書記，2003年9月至2013年1月任北醫三院黨委書記。
2006年至今任呼吸內科主任，2014年至今任呼吸疾病中心主任。2018年4月起任北京大學醫學部呼吸病學學系主任。
非典——塗不去的一段記憶
2003年的春天，是經歷過的人都不可能忘記的。在北醫三院那次防治SARS的過程中，我肩負著雙重身份，既是院領導小組成員、工作小組副組長，又是醫院專家組成員；既是指揮者之一，又是一名需要實幹的一線醫生。也正是因為這樣的身份，使我有機會參加院領導的每日例會，也要天天工作在與非典戰鬥的最前沿。
面對突然來臨的疫情，面對已有醫務人員患病和隨時可能發生的院內感染，面對一種新的疾病，年輕的院領導班子（那屆行政新班子剛剛上任不到1年）表現出了團結堅定、尊重科學的精神，在陳仲強院長和賈建文書記的帶領下，改造並設置了獨立的診治空間，每天晚上召開例會，溝通並討論處理1天中發生的問題。
大家雖然不知道疫情何時結束，但是堅信北醫三院不能亂了陣腳，要確保醫院和職工、以及醫學部的安全。
韓校長更是時時關心著醫院，不論是親臨一線，還是聽取彙報，帶給我們滿滿的溫暖和鼓勵。值得欣慰的是，三院患非典職工19人，無1人發生肺間質纖維化和股骨頭壞死。
來院肺炎患者共300餘例，診斷非典患者140餘例，其餘就是非典型肺炎了（就是非病毒性肺炎了），後來有患者和家屬回來感謝我，說他們在那時來三院是十分幸運的，獲得了準確及時的救治。這是北醫三院發展中的非常時刻。非典期間，三院交上了一份優秀的答卷。
我感觸最深的是非典檢驗了每一個醫務工作者。在已知已有醫務人員感染的情況下，退卻的選擇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難以原諒的，因為總要有人站出來履行醫生的職責和義務。
當年三院負責篩查和診治可疑非典患者的團隊包括了呼吸科、放射、急診科以及內科醫師。孫伯章教授是我們放射科的老主任，他堅持每天和我們一起篩查和診斷來三院的每一位可疑患者，每到週末，我都想讓他休息休息，但他一定會打來電話詢問並要求工作。孫威大夫和張福春大夫是兩名年青的主治醫師，他們總是以飽滿的熱情、樂觀的態度認真治療每一位病人。呼吸科的趙鳴武主任，作為經驗豐富的老專家，在如何治療和使用激素方面，是我們的主心骨。還有一批批進入非典病房的大夫和護士都義無反顧。
按照醫院規定是在50歲以下，而泌尿外科陳劍昂大夫已經超過了這個年齡，他跟院領導說“讓這些年輕人進去（非典病房），我不放心”。陳大夫硬是“破格”帶隊進入了非典病房！
這個團隊所有醫生在那個時候所表現出來的職業精神，是那麼自然，又是那麼令人刻骨銘心。在2003年，北醫三院人就是這樣以自己的奉獻書寫著“醫者仁心”。
糖皮質激素是雙刃劍，特別是在沒有有效的抗病毒藥物情況下，更不應常規使用。但在那個時候，面對一個新的疾病，如何診治如何使用激素，如何使用機械通氣，開始時我是迷茫的，同時也有很大的壓力。
為了更多的瞭解香港和美國的治療經驗，我天天上網，很快用完了上網費用額度（與現在的自由上網不同），醫院馬上批覆我更多的額度。針對如何診治患者及使用激素，醫療副院長敖英芳給予了我最大的信任和支持，與我共同承擔著壓力。
非典過去15年了，我想告訴準備投身醫學的年輕人，都應該有為醫學獻身的準備。經歷過非典的我們仍然堅信，醫生的職業是崇高的。
北醫三院從建院至今已經走過了60年，我十分榮幸地見證並親歷了醫院蓬勃發展的30年。我和大家一起欣慰地看到，不論在醫學技術還是醫院管理，北醫三院都堅持創新；不論在災難還是疫病面前，北醫三院人都展現了共擔當的責任感與大愛之心; 團結、理解和包容使這個團隊具有強大的凝聚力。我為自己親歷醫院的發展感到十分榮幸，更祝願北醫三院的明天越來越好！
文 | 北醫三院呼吸內科 賀蓓
攝 | 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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