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初至5月底，國內政治形勢動盪，北伐軍在南方節節勝利，清華園內的著名教授們都很不安，如梁啟超就在連續發表的《給孩子們書》專欄文章中寫出了自己的不安：“近來耳目所接，都是不忍聞不忍見的現象……現在南方軍人確非共產派，但他們將來必倒在共產派手上無疑。現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識階級四個字已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北京正是滿地火藥，待時而發，一旦爆發，也許比南京更慘。希望能暫時彌縫，延到暑假。暑假後大概不能再安居清華了。”
王國維對時局的感覺一定與梁啟超的感覺很接近，儘管兩人的政治觀點有差異，但他們的身份、社會地位和學術聲望等幾乎是一樣的，知情人回憶王在1927年5月時的心態說：“豫魯間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數驚，先生以禍難且至，或有甚於甲子之變者，乃益危懼。”（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剌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鄉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復視。”（《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145—114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就在梁氏想到“倉皇而遁”的一兩天後，王先生也不辭而遠行了。
羅繼祖先生（羅振玉嫡孫）在1987年出版的《庭聞憶略》一書中談到了王國維致羅振玉的最後一封信的線索。他寫道：“李元星同志（旅順博物館幹部）提供消息，說他在旅順博物館從我父親被抄去的遺物中發現了觀堂給祖父的一封信，是兩張紅八行寫的，內容他也不能全記，只記得上面寫了葉奐彬（系葉德輝的字）被難及北伐即將成功云云，意思是喚起祖父的注意，但經過‘文革''，這封信現在又無蹤跡了。這封信為什麼祖父沒看到而落到我父親手裡呢？當日天津郵差送信都是送到貽安堂書店，彷彿它是總收發處一樣，所以信件都先到我父親手，我父親看到這封信的內容，可能他認為給祖父看不大好，就暗地藏起來了，事後也沒再和人提。但何以這麼多年一直藏在他手邊，解放後忽然發露，到了旅順博物館，也很奇怪。但元星卻言之鑿鑿，最近曾請他寫一文證實一下，通過這封信，可以看出觀堂在臨死前有過種種考慮，既考慮溥儀，也考慮自己，也考慮祖父，觀堂是從最壞處著想的。後來的事實告訴我們，北伐成功，不僅溥儀在津無恙，也未妄殺一人，出觀堂所料之外。”王東明獲知此事後說：“這封信，羅繼祖並未看到，他估計當時久未通信，很可能是先父為葉德輝事，破例去信示警的，而他家未敢以呈羅，致保存在他父親遺篋中，由此可見先父為人的敦厚與懷舊之情的殷篤。”（臺灣《中國時報》1984年10月23日）
1927年6月1日，清華研究院師生在工字廳召開敘別會。當天，王國維還為門生謝國楨及其友著青在扇面上各題詩一首，開會時他與學生談論蒙古史料，亦如往常不拘形跡，午餐後與眾作別也無異態，當晚接待訪客以至送客都如常例，孰料先生心中正處在生離死別的煎熬之中。
1927年6月2日上午8時，王國維赴學校公事室，與平日無異，9時許忽向別人借了5元錢，再僱車往頤和園，購票入內，步行而至排雲殿西魚藻軒前，臨流獨立，吸盡一支菸，便縱身投湖而去了。人們從遺體衣袋中找到了先生留給三子貞明的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斂，即行槁葬於清華瑩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託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代遞遺折
王國維逝世當天，其姨甥、清華研究院助教趙萬里給在天津的羅振玉拍了電報：“師於今晨在頤和園自沉，乞代奏。”羅振玉甚為悲痛，即於6月4日派其子赴京奔喪，據在清華研究院辦公室工作的王第三子貞明，給其執事於上海郵務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羅本擬親來北京清華園，因家人“恐彼來此有所感或有他變，故不肯放他來京。”
6月7日羅振玉據情上奏溥儀，並代遞了一封遺折，折中說：“臣王國維跪奏，為抱國有心，迴天無力，敬陳將死之言，仰祈聖鑑事。竊臣猥以凡劣，遇蒙聖恩。經甲子奇變，不能建一謀、畫一策，以紓皇上之憂危，虛生至今，可恥可醜！邇者赤化將成，神洲荒翳。當蒼生倒懸之日，正撥亂反正之機。而自揣才力庸愚，斷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來，士氣消沉，歷更事變，竟無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灑此恥，此則臣之所能，謹於本日自湛清池。伏願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恥，潛心聖學，力戒晏安……請奮乾斷，去危即安，並願行在諸臣，以宋明南渡為殷鑑。棄小嫌而尊大義，一德同心，以拱宸極，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迫切上陳，伏乞聖鑑，謹奏。宣統十九年五月初三日。”（《清廢帝溥儀檔》，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學界眾口一詞把這封遺折說成是羅振玉偽造的，溥儀特赦後為了撰寫《我的前半生》一書，曾在歷史檔案中查閱到遺折原件，並把此事寫入書中：“近來我又看到那個遺折的原件，字寫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國維的手筆。”
也有一位看過全部現存遜清皇室檔案及遺物的學者並不認為遺折出於偽造，他說：“遺折用白綿紙墨書，共四扣，每扣長二十二公分，寬九公分……筆者根據王國維以往的奏摺和遺折的筆跡相對照，字跡是一樣的，並沒有什麼不同之處。那麼是否是羅振玉假造的呢？經把遺折和羅振玉的奏摺筆跡相對照，二者字跡根本不同，故羅振玉假造遺折一說，缺乏事實根據。”（秦國經：《遜清皇室軼事》第70—71頁，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版）
筆者曾把這本書交給羅繼祖先生看，老師閱後專寫《觀堂餘絮》一文，他說：“遺折中間省略一段當是勸溥儀速離津他去以避危就安，孤臣孽子之用心，愚忠可憫，史魚、靈均，一身兼之。溥儀倘地下相逢，不知何言以對！作者斷言此折非偽，乃據以與《遺書》對勘而得，其辨別力而不逮溥儀，而矢言觀堂之死為忠清則不失為‘實事求是''。”原來遺折是羅振玉命其第四子羅福葆仿王國維的筆跡寫下的，他對此並不隱諱，其外孫劉蕙孫（《老殘遊記》作者劉鶚之孫）回憶說：“1929年我在旅順，雪堂先生對我說起他和靜安的友誼，最後說：‘他最後覺得對我不起，欲以一死報知己。我也覺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對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復生，只好為他弄個諡法。遺折是我替他做的。''”
關於羅振玉代遞遺折的目的，曾引起不少猜疑，然而這事在深悉內情的其嫡孫繼祖師看來則毫不奇怪，他在《跋〈觀堂書札〉》一文中寫道：“祖父和王先生效忠清朝的信念至死不渝，這一點是共同的，並不為家庭嫌隙而有所動搖。所以祖父一看到王先生臨終遺囑而痛感愧對死友，在王先生一死明志，並沒有‘希冀飾終恩澤''的動機，而祖父卻迫不急待地代遞遺折。溥儀說遺折寫得很工整，不是王國維的手筆，這話倒是說對了。祖父對於王先生身後，特別是遺書的編纂刊行，不超過一年，遺書四集赫然在案，是盡了心力的。”（《讀書》1982年第8期）幾年後，他又在一本回憶祖父的書中寫道：“祖父一接到投湖消息，又看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十六字的遺囑，才痛感自己不能捐棄小嫌，萬分慚愧。急急忙忙代作了一份遺折呈給溥儀，這份遺折雖未留稿，內容可以估計到，一定是希望溥儀毋忘在莒，近賢遠佞。在祖父認為死者的心事他是明白的，代遞遺折，盡後死之責，心安理得，所以絲毫沒有想到會有人責備他‘欺君''。”
予諡忠愨
溥儀看過遺折大受感動，遂與陳寶琛等師傅們商議，發出一道上諭：“南書房行走五品銜王國維，學問博通，躬行廉謹，由諸生經朕特加拔擢，供職南齋。因值播遷，留京講學。尚不時來津召對，依戀出於至誠。遽覽遺章，竟自沉淵而逝。孤忠耿耿，深惻朕懷。著加恩予諡忠愨。派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賞給陀羅經被，並賞銀貳千圓治喪，由留京辦事處發給，以示朕憫惜貞臣之至意。欽此。”（《清廢帝溥儀檔》，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羅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園內設“忠愨公”靈位，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公祭，羅還親撰《祭王忠愨公文》，最早發表在天津《日日新聞》上，讚頌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祭文中回顧了羅王兩人三十年的交往歷程：“嗚呼！公竟死耶？憶予與公訂交，在光緒戊戌，於今三十年矣。時公方為汪穰卿舍人司書記，闇然無聞於當世。暨予立東文學社，公來受學，知為偉器，為謀月廩，俾得專力於學。尋資之東渡，留學物理學校。歲餘以腳氣返國，予勸公專修國學，遂從予受小學、訓詁。自是予所至，公皆與偕。復申之以婚姻。及辛亥國變，相與避地海東，公益得肆力於學，蔚然成碩儒。暨癸亥春，以素庵相國薦，供奉南齋。明年秋，予繼入，遂主公家。十月之變，勢且殆，因與公及膠州柯蓼園學士約同死。明年予侍車駕至天津，得苟生至今。公則奉命就清華學校講師之聘，乃閱二年，而竟死矣。公既死，有遺囑、有封奏，遺囑騰於萬口，封奏予固不得見，然公之心事，予固可意逆而知之也。”（天津貽安堂1927年刻本）
公祭後羅振玉旋即赴京，參與處理後事。他帶著溥儀的“諭旨”，從清室駐北京辦事處領得貳千圓賞銀，全數交給了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親友中間數額最高的葬禮銀一千元。從各個角度講，均不失三十年友誼的情份。王國維的家屬子女依父親的意願，不請風水師擇墳，也不挑選“吉日”，而在清華外面七間房買塊地安葬，“墳是清華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個碑，上書宣統皇帝加予的‘諡號''王忠愨公，墳地四面都種了樹”（王貞明：《父親之死及其他》，載臺灣《聯合副刊》1983年8月8日）。
溥儀給王國維頒下“忠愨”諡號後，京、津以及華北各報都以極大篇幅報道了王忠愨公殉節的新聞，但當時還沒有人對他的死因提出疑問。就在這種氣氛中，羅振玉主持了王國維遺著的校理和編輯出版工作，將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編四集，以《海寧王忠愨公遺書》為書名出版，盡了後死者的一份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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