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西風凋碧樹
1924年秋，清華學校正在籌辦“國學研究院。”
校長曹雲祥希望聘請胡適進入國學院，擔任其中一位導師。
但胡適卻拒絕了：“非第一等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
梁任公，就是攪動“戊戌變法”的梁啟超；
章太炎，更是大名鼎鼎的國學大師；
王靜安，就是最神秘的王國維。
當時，王國維正擔任清朝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如果接受了清華大學的邀請，就不再方便跟清室往來頻繁。
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好友蔣汝藻在信中勸慰他：
“清華每月有400大洋，有屋可居，有書可讀，又無需上課，為吾兄計似宜不可失此機會。”
但這不是最重要的，打動王國維的是後面的幾句話：
“從此脫離鬼蜮，垂入清平，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文字，即吾人應盡之義務。”
脫離鬼蜮，垂入清平，正是王國維最盼望的事；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文字，也是他最大的心願。
就這樣，王國維進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和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稱為“清華四大導師。”
這所研究院有多牛？存在的4年中，畢業生僅僅70餘人，但是質量非常之高，有50餘人都成為中國人文學界的著名學者。
王國維也因此桃李滿天下。
但令人詫異的是，號稱“國學大師”的王國維，年輕時崇尚的卻是西方“新學。”
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
1877年，王國維生於浙江海寧縣。
從小“體質羸弱”的小王，人生道路早已被父親王乃譽規劃好：讀經書、考科舉、點翰林、做高官，這也是傳統士大夫走過千年的老路。
要想在科舉中金榜題名，就要讀《四書五經》。
可王國維從小就不喜歡這類書，就這麼馬馬虎虎的讀了幾年，竟然在15歲那年考中秀才，成為“海寧四才子”之一。
1892年，他前往杭州繼續考試，再也沒有好運氣，不出意外的名落孫山。
但世界為他關閉一扇窗戶的時候，也很貼心的為他打開一扇門。
在杭州，他第一次知道了《四書五經》之外還有更寬廣的天地，後來在他的《三十自序》中回憶：
“十六歲見友人讀《漢書》而悅之，乃以幼時所儲蓄之錢，購前四史於杭州，是為平生讀書之始。”
他的父親也是開明的家長，並不阻攔王國維讀這些課外書。
王國維選書的理由很簡單：能夠救國救民的書，就必須讀。
而要救國救民，只有學習西方的文明。
從此他開始憑藉自己的興趣，走上了一條望斷天涯的登天路。
衣帶漸寬終不悔
既然背離《四書五經》的道路，也就直接導致他在科舉中再無寸功，金榜題名的榮耀，也與他徹底無緣。
1898年，王國維來到上海謀生，在《時務報》中做些抄寫、校對的工作。清貧的生活，沒有讓他忘記來上海的目的：讀書救國。
在幾年的時間裡，他勤奮刻苦的學習了德文、英文、日文，並且通讀了康德、叔本華、尼采等哲學家的著作，成為最精通西方哲學的中國人之一。
如果按照這條路走下去，王國維很可能像胡適一樣，成為西裝革履、吃麵包喝牛奶的“全盤西化”人士。
正是羅振玉的出現，才真正造就了“中西合璧”的王國維。
在《時務報》工作時，王國維每天午後會去隔壁的東文學社，學習3個小時。
有一次，他在學習之餘順手在扇面上題了一首詩，其中有句話是這麼說的：“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
如此大氣雄渾的詩句，瞬間讓東文學社的老闆羅振玉大感驚異，就決定資助這個年輕的學子，讓他好好學習，沒有後顧之憂。
羅振玉不僅資助王國維東渡日本留學，還讓他在自己主辦的《教育世界》上，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性文章。
就在一顆學術明星冉冉升起時，羅振玉給了他當頭一棒。
當時的王國維，沉溺在尼采的唯意志論中不可自拔，羅振玉就勸他：“尼采諸家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創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
王國維的反應是：“聞而懼之。”
西方的學問發韌於西方的土壤，依據的也是西方的傳統習俗，如果照搬到中國的大地上，可能會水土不服。
而一個國家失去了自己的傳統文化，那麼就成為顧炎武口中的“亡天下。”
在那個烽火連天的年代，縈繞在讀書人心中的一股情節就是：
國已將亡，天下不可再亡。
明白了這層道理，王國維大徹大悟。
從此以後，他在研讀西方經典的同時，花費了大量的心思，去研究諸子百家和宋明理學。
西學與中學的融會貫通，放佛讓王國維打通了任督二脈，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1903年，王國維發表《哲學辯惑》；
1904年，撰寫了《紅樓夢評論》；
1908年，寫下了《人間詞話》。
辛亥革命以後，他和羅振玉東渡日本，暫時避開國內的紛爭，只求能夠靜心做學問。
王國維的學術功底經過十幾年的積累，終於在日本爆發出巨大的能量：
第一部關於戲曲的著作《宋元戲曲考》發表；
將中國歷史向前推進1000年的《殷墟書契考釋》發表；
最早研究敦煌漢簡的《流沙墜簡考釋》發表，更被魯迅稱為真正研究國學的書。
北宋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王國維知道他沒有文韜武略、沒有用兵奇謀，能做的只有“為往聖繼絕學。”
清楚了自己該如何報國，王國維就在這條道路上一路狂奔。
在禮樂崩壞的清末民國年間，所有人都向“美麗自由”的西方世界看齊，只有王國維在人群中逆行而上，向世界證明：中國的學問，一樣很精彩。
在民國初期，最洶湧的群眾運動就是剪鞭子，畢竟要走向現代化，就要與過去決裂。
可王國維的腦後，仍然託著那根小辮子，終生都沒有剪掉。
夫人不解的問他：“大家都剪掉了，你怎麼還留著？”王國維說：“都到這個時候了，我還剪它幹什麼？”
在那個年代，大家都剪了鞭子、換上西服，爭先恐後的表達自己的進步，只有王國維還穿著長袍馬褂、扎著小辮子，行走在大街上，看上去那麼扎眼。
只有王國維知道：“300年前，中國人已經歷過一次剃髮易服，但文脈好歹傳承下來。
如今面臨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若沒有一兩個護道者，恐怕連皮帶囊都要被換了。到那時，中國還是堯舜禹湯的中國嗎？中國人，還是炎黃子孫嗎？”
都以為王國維一輩子都在為清室守節，其實在他的心裡，皇帝、朝廷、發服，是幾千年來中國的象徵。
面對洶湧而來的西方文明，他的堅守像是大海浪濤中的一葉扁舟，孤獨無助卻又堅定前行。
我們可以站在上帝視角去批判他的愚，卻不能否定他付出巨大勇氣的堅守。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遍觀王國維的照片，表情都是統一的：嚴肅、古板、不苟言笑。
趙元任的妻子楊步偉很直爽，喜歡跟人開玩笑。但只要見到王國維就收斂起來，大氣都不敢出。
即便在老師們聚餐這種放鬆的場合，楊步偉都不敢跟王國維坐在一桌，就因為那種莊嚴、不怒自威的氣場，讓所有人都在他面前保持由衷的剋制。
事實上，王國維不僅面目嚴肅，生活中也無趣的很。
他能寫出《宋元戲曲考》，卻沒有看過一場戲；
每天經過頤和園，卻沒有好好玩一玩；
即便跟學生在一起的時候，如果沒有問題要回答，他就一根又一根的抽菸，兩人相對無言，也不覺得尷尬。
所以他的孩子王東明回憶說：“父親的一生中，可能沒有娛樂這兩個字。”
徐中舒曾評價自己的老師：“他是有熱烈的內心情感的人。”
王國維在家中書房讀書寫作時，別人一般不去打擾他的清淨。
但孩子們玩耍時，還是會不小心闖進書房，每當這時夫人就來到門口，裝作很兇的樣子叫孩子們出來。
王國維被打擾了清淨，卻沒有絲毫的懊惱，反而擋在孩子們前面，跟夫人做起“老鷹抓小雞”的遊戲。
孩子們在他休息的時候，也喜歡纏著他讀詩。
王國維就拿著書本一遍一遍的讀，甚至還跟孩子們玩他不擅長的畫畫。
他隨便勾兩筆，胡話張口就來：“這是一艘船，這是個老頭子。”
這樣的老頑童，跟那個令人生畏的王先生判若兩人。
朱顏辭鏡花辭樹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溥儀的小朝廷逐出紫禁城。
王國維作為溥儀的老師，也在被逐之列。這次事情，被他視為奇恥大辱，一直如鯁在喉。
1926年春夏，馮玉祥的西北軍加入國民革命軍，命其部下開進河北。
兩年前的悲慘遭遇，再一次浮上心頭。
如果僅僅是這樣，那也不過是再難受一次，可事情遠遠不止這麼簡單。
也是在當年，北伐軍攻入長沙，自命清室遺老、且留有鞭子的學者葉德輝，被軍隊強勢鎮壓。
這哪裡是簡單的改朝換代，而是要徹底除舊佈新的節奏啊。
1927年，更是人心惶惶的一年。
學生薑亮夫去拜訪王國維，王就問他：“有人勸我剪辮子，你怎麼看？”
姜亮夫只好說了些寬慰的話，讓老師放寬心，還是順應事實的好。
王國維卻說：“我總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點辱。”
一生堅守的中國文化，被所有人棄如敝履。本想著多讀書、多教點學生，可時代卻要徹底掃清文脈存在的土壤。
一介書生王國維，在激烈動盪的的大時代浪潮中進退失據，面對前路彷徨，徹底失去了方向。
同樣是禮樂崩壞的時代，孔夫子還能“修六經、注春秋”，王國維卻無力反抗，只能眼不見為淨。
1927年6月2日，頤和園昆明湖邊。
王國維平靜的抽了一支菸，然後無悲無喜的向前走去，一頭扎進平靜的昆明湖中。
被打撈起來後，眾人在他的口袋中發現一封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面對翻天覆地的世界，王國維那瘦弱的肩膀，怎能接續老舊中國的脈搏？
他能做的，只是給時代的斯文和士人的體面，找個平靜的歸宿。
就像陳寅恪在為他撰寫紀念碑文中說的：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
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
............
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
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
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家衛的《一代宗師》中說：“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有燈就有人。”
王國維用弱小的身軀，點亮一盞微弱的油燈，在時代的大潮中迎風搖曳，卻發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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