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市南崗區民益街85號南崗區少年宮，始建於1908年，原為中東鐵路警察局，1923年起改作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公署辦公樓。在哈爾濱的歷史上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省級架構的特區長官公署呢？這就需要從它的歷史說起。
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公署
1896年，清政府特使李鴻章與沙皇俄國簽訂《中俄密約》之後，清政府駐德國公使許景澄奉旨與華俄道勝銀行董事長烏赫託姆斯基，在德國柏林簽訂了《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要修鐵路當然要徵地，按照合同第六款規定：“凡該公司建造鐵路所需用地，及附近開採沙、石塊、石灰等項所需土地，若系官地，由中國政府給與，不納地價；若系民地，按照時價或一次繳清或按年向地主納租，由該公司自行籌款付給。凡該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納地稅，由該公司一手經理。”
沙俄故意牽強附會地曲解合同中“由該公司一手經理”一詞，稱“一手經理”在法文中為“治理”之意，圖謀“自治”。從鐵路修建的那一天起就以築路為名，大肆圈地、徵地，在東起綏芬河，西至滿洲里，南至大連（1905年日俄戰爭後至長春）鐵路沿線兩邊寬約11公里、1607平方公里的地帶，圈為鐵路用地，這塊地被稱為“中東鐵路附屬地”，由中東鐵路局負責管轄。
沙皇賦予中東鐵路局長相當於俄國國內一方總督的權力。在鐵路開工後，為淡化中國人的主權意識，將哈爾濱改為松花江市，將哈爾濱火車站改為松花江站，同時向鐵路沿線大量移民。1906年10月，沙皇內閣批准了由中東鐵路局制訂的《東省鐵路附屬地民政總則大綱》，以租界的形式在鐵路沿線及其城鎮建立民事機關，成立警察局、法院、郵政局、教育處、地畝處等行政機構，此前，還以護路為名，向鐵路沿線派駐了軍隊。
為了儘快在哈爾濱地區及中東鐵路沿線村鎮實現“自治”，中東鐵路局局長霍爾瓦特在哈爾濱指使在哈的俄國僑民籌建市公議會，以奪取市政權。東三省地方官員目睹俄國人“自治”之風越演越烈，感到事關重大，紛紛上書朝廷，陳明利害。清政府為此照會俄國駐華公使，聲明：“原擬自治章程，中國萬難允任，應即撤銷。”而沙俄政府恃強專橫，駐華公使甚至密令中東鐵路局“不理睬中國的抗議”，聲稱“俄國人是中東鐵路附屬地的真正主人”。
有了沙俄政府在背後撐腰，中東鐵路局更加有恃無恐，強行成立了市公議會及董事會，全面掌管了哈爾濱的市政大全。當中國商民拒絕交納名目繁多的稅捐時，沙俄出動警察，搗毀商店的牌匾，把商品扔到大街上，查封店鋪。中國地方官員前去交涉時，甚至會遭到羈押。
1909年4月27日，中俄雙方就中東鐵路附屬地管轄權問題舉行反覆磋商，並簽訂了《中俄東省鐵路公議會大綱》，得到了俄方“鐵路界內首先承認中國主權，不得稍有損失”的承諾。但此時大清王朝氣數已盡，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沒過多久，尚未成年的宣統皇帝和大清王朝就退出了歷史舞臺，這個條約遂成一紙空文，哈爾濱及中東鐵路附屬地實際上仍為沙俄的殖民地。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在哈爾濱以布爾什維克黨員留金為首的“工兵蘇維埃委員會”與以霍爾瓦特為首的沙俄殘餘勢力，為爭奪路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附屬地內局面異常混亂。中國政府抓住這一機會，迅速派兵進入哈爾濱市和鐵路沿線地區，成立了新的中東鐵路警備司令部，東省鐵路督辦公署也將重新辦公，為下一步全面收回路權打牢基礎。
1920年1月14日，不甘失敗的霍爾瓦特公然宣稱：“中東鐵路界內俄國人有國家統治權”。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嚴厲譴責：“中東鐵路屬我國領土，不容第二國施行統治權”。同時電令護路軍總司令鮑貴卿與霍爾瓦特談判，將鐵路交我國暫時接管，霍不肯就範。
面對不肯交權的霍爾瓦特，護路軍總司令鮑貴卿採取果斷措施，派出軍隊攻佔了位於大直街上的沙俄護路軍司令部。俄軍全部被繳械，霍爾瓦特被迫下臺。
中國政府陸續收回對中東鐵路沿線地區的一些行政管轄權之後，鑑於該地區機關林立，互不統屬，難以管理，1922年11月24日，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作霖下令成立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公署，處理轄區軍警、外交、行政、司法等各項事務。首任行政長官由新任的護路軍司令朱慶瀾兼任。
1923年3月1日，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公署在哈爾濱成立，辦公地點設在位於夾樹街（現民益街）的原中東鐵路哈爾濱警察局樓內。隨著長官公署的遷入，夾樹街不久更名為長官公署街。
1924年5月，北京政府正式批准東省特別區獨立於黑龍江、吉林二省區域之外，成為與省並列的特別區，行政長官公署即為特別區之政權機關，其管轄範圍即以哈爾濱為中心，東至綏芬河，西抵滿洲里，南到長春的T字形帶狀地區。
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公署下設政務廳、市政管理局、地畝管理局、警察總管理處、教育廳、哈爾濱特別市政局。特別區行政長官由中華民國大總統特令任用，首任行政長官由護路軍總司令朱慶瀾擔任。
朱慶瀾，字子橋，1874年3月11日，生於山東濟南，祖籍浙江紹興。年幼喪父，少年喪母，17歲時到黃河水利工地當挑土工人。後投到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手下當兵，因戰功顯赫屢獲提升，27歲即任三營統領。1906年兼任奉天鄉鎮巡警局總辦，東北營務處會辦,1908年升任標統。1909年調四川任陸軍第17鎮統。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重慶宣告獨立，推朱慶瀾為副都督。1913年10月30日出任黑龍江省護軍使兼民政長。1914年6月29日袁世凱下令裁撤各省都督設將軍府，任陸軍中將朱慶瀾為鎮安右將軍督理黑龍江省軍務兼巡按使，成為黑龍江省的最高軍政長官。朱慶瀾在主政黑龍江期間，勵精圖治，鼓勵移民開發,修建國防工事，收回松花江航行權。商民將新下水的一艘貨輪命名為“慶瀾”號以示紀念。他將官銀號按舊例每年給省長的俸銀20萬元用於辦學校，辦教養院收養孤兒。百姓評價說“來時一匹戰馬，一條軍毯，走時兩袖清風。”由於在任期間業績顯著，頻受政府嘉獎。1915年袁世凱恢復帝制，國內討袁護國風起雲湧，朱慶瀾在黑龍江地方軍閥的威逼下通電辭職。
朱慶瀾
1916年袁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任命朱慶瀾為廣東省省長。朱慶瀾上任伊始即聲明：廉潔自律，言出法隨，粵省雖富裕之區，慶瀾絕不取一錢。他大力整頓金融秩序，平抑物價，查禁賭博，扼制貪汙腐敗。他同情支持孫中山的護法運動，將省長親軍20個營撥給孫中山，使孫中山擁有一支屬於自己的革命武裝的願望得以實現。由於朱慶瀾支持孫中山得罪了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和廣東地方勢力，朱慶瀾不斷受到排擠，不得不掛冕離粵，避居上海。經實業家張騫的建議，他募集股金在蘇北創辦鹽業公司。
1922年10月18日，經張作霖多次敦請，朱慶瀾應邀出關，擔任中東鐵路護路軍總司令。12月2日又兼任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在哈爾濱工作期間他擴充軍隊，平息匪患，整頓治安，加強對白俄流亡者的管理，禁菸禁賭，加強教育事業的投入，創辦廣益男中和崇德女中，並由夫人徐雅志擔任崇德女中的首任校長（現蕭紅中學），建設極樂寺親任佛教協會會長，在得知蘇聯發生災荒時發起成立“俄國災荒賑濟會”，將募集到300多車皮糧食運往蘇聯赤塔。朱慶瀾在任東省特別行政區長官時最主要功績是收回中東鐵路局地畝處。地畝處是1905年中東鐵路局成立的機構，他掌管著中東鐵路附屬地內土地使用審批大權，職權之大不啻一殖民政府。中東鐵路附屬地回收後地畝處仍把持在沙俄殘餘勢力手中。地畝處的處長關達吉曾任俄國阿穆爾省總督。1900年他製造了海蘭泡慘案，血洗江東六十四屯，是屠殺上萬名中國人的劊子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他跑到了哈爾濱，受到霍爾瓦特的庇護，任命他為地畝處處長。地畝處能否回收，事關中國的主權。在東北地方當局的支持下，朱慶瀾發佈告示，裁撤地畝處，另設地畝管理局。此舉立即遭到中東鐵路局局長，地畝處長的抵制，拒絕移交。駐哈爾濱的美、英、法、日四國領事也出面干涉。關達基還將地畝處所有檔案送交四國領事團封存，阻撓破壞接收工作。美國駐華大使也跑到哈爾濱對接收工作橫加指責，朱慶瀾當面予以駁斥，最終將地畝處大權收回。敢於在帝國主義面前說“不”，大長了中國人的志氣，維護了國家的主權。
1925年2月11日，張作霖將朱慶瀾免職換上奉系將領。朱慶瀾從此脫離政界，專心致力於賑災及慈善事業，先後在平津、關外創辦慈善團體。1929年陝西災情慘重餓死250萬人，朱慶瀾四處募捐，在報上疾呼“3元錢救一命”，並親赴東北勸捐，將募捐到的糧食全部運往西安，災民受惠者近百萬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第二天，朱慶瀾就以個人名義發表通電，呼籲停止內戰，團結抗戰。是全國第一份個人通電。1932年在北平成立了遼、吉、黑、熱民眾抗日後援會，親任會長，支持馬占山、馮佔海、李杜、馮玉祥的抗日武裝。
1937年朱慶瀾任全國賑濟委員會常委兼任第五救濟區特派員，常駐西安，負責陝、甘、寧、青、豫西、晉南等地區的賑濟工作。在西安期間他看到法門寺塔身傾斜並出現裂痕，外層砌磚剝落，發起募捐修塔。在施工過程中，工人意外發現塔下地宮，朱慶瀾聞訊後立即趕赴現場察看，鑑於日軍已逼近西安，為護國寶安全，命工人按原樣封砌，並宣誓嚴守秘密，使一大批國家珍貴文物和佛國重寶佛指舍利得以保全。
1941年1月13日，因積勞成疾，朱慶瀾病逝於西安，享年67歲。
在朱慶瀾逝世27年後，1968年韓國總統朴正熙向其追授了建國勳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戰爭期間對韓國獨立運動的支持。由於當時的中韓關係和國內正處於動亂時期，勳章和證書輾轉17年才送達到朱慶瀾後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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