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有個習慣，就是喜歡在每次會戰進行到關鍵時刻的時候，直接越過戰區統帥部、前線指揮部，直接發電報給軍長、師長，而這種電報的命令大多數時候都可以概括為四個字，死守待援。而且，每當需要將領賣命的時候，他都會不顧師生關係，直接以平輩稱呼對方，與自己的學生稱兄道弟。而每當收到這樣的電報，學生往往都惶恐不已，最終都下場糟糕。尤其是當校長的命令和戰區指揮部的命令相牴觸的時候，更是感到惶惑。
長衡會戰的時候，在薛嶽原定的以長沙為決戰戰場的計劃被打破之後，國軍各路部隊實際上都已經被日軍壓迫，不斷向南撤退，之前三次長沙會戰取勝的關鍵，也就是爭取外線，實際上已經做不到了，在這種情況下，死守衡陽其實意義並不是太大。尤其關鍵的是，衡陽能否堅守，關鍵在於衡陽與廣西之間的鐵路是否能夠保持暢通，如果鐵路也被日軍切斷，那麼再堅守就沒多少意義了。
而薛嶽的作戰方案也並沒有以衡陽為決戰之地，只是邊打邊看，在長沙被日軍輕鬆攻破，第四軍被擊潰之後，各路部隊不斷向南撤退的情況下，薛嶽才臨時決心將各路部隊向衡陽集中，複製第三次長沙會戰的成功經驗。也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之下，薛嶽命令方先覺堅守衡陽，為外圍國軍爭取外線之後的求心攻擊爭取時間。但這次日軍投入的部隊遠超過之前的三次長沙會戰，國軍各路部隊爭取外線都已失敗，薛嶽和重慶、白崇禧都出現了意見分歧，指揮已經不靈，卻仍然要求方先覺堅守衡陽。
因此，方先覺堅守衡陽的同時，實際上並不把解圍的希望寄託在薛嶽身上，而是寄希望於重慶。因此，他從衡陽保衛戰打響之後，就在不斷向重慶直接發電報，報告衡陽的戰況，意圖當然是很明顯的，要重慶考慮清楚，如果能夠調動部隊增援，那麼第十軍就繼續在衡陽堅守，如果自忖增援無望，就要及早放棄衡陽，向西轉進，以利再戰。但重慶每次來的電報都是各種鼓勵之詞，核心也還是四個字，死守待援，不許放棄衡陽。
方先覺作為第十軍軍長，在衡陽外圍的增援部隊始終無法到達的情況下，是不是可以自己下令撤退呢？重慶不同意，他真不敢。此前常德會戰時，餘程萬率五十七師按計劃死守常德，等待國軍外線部隊增援，但一直打到常德已經被日軍炸成一片廢墟，五十七師僅剩二百多人，餘程萬才最終下決心率五十多人撤出衡陽，但在戰後仍然被追究責任，差點被送上軍事法庭進行審判，是在王耀武和餘程萬多方活動之下，才免於懲罰。
同古之戰，戴安瀾死守同古，等待遠征軍後續部隊到來後反攻，但他在同古血戰半月之久，後續部隊仍然無法按原定計劃到達戰場，再繼續堅守已經是無謂的犧牲，但蔣仍然通過駐滇參謀團轉給戴安瀾一封電報，要求他死守同古。此時緬甸戰場形勢已經變化，原定計劃已經無法繼續實施，杜聿明已經在考慮後撤至平滿納與日軍進行決戰，於是下令戴安瀾率部撤退。撤離同古，去往平滿納的路上，戴安瀾奉命晉見校長時，心情就非常忐忑，怕被追究責任。
所以，方先覺雖然不斷致電重慶，要求派部隊增援，而校長的電報總是要求他死守待援，也總是說他已經在親自督促國軍各部隊向衡陽增援，李天霞的一百軍、王甲本的七十九軍和粵軍六十二軍都已在積極向衡陽外圍日軍攻擊，所以始終要求方先覺堅守待援，不能放棄衡陽。但實際上，這時候衡陽外圍的國軍在日軍的猛烈攻擊之下，已經無力突破日軍防線，更進一步接近衡陽。這就讓方先覺同意了日軍的傳單的判斷“不是你們對不起國家，而是國家不要你們了”，最終在發出“最後一電”之後，率部投降了。
所以，衡陽保衛戰最後就成了一本說不清的糊塗賬。第十軍的人認為自己是彈盡援絕之後才投降，主要是因為友軍增援不力，而六十二軍和七十九軍、一百軍則認為不是自己曾援不力，而是當他們千辛萬苦突破日軍防線，接近衡陽的時候，方先覺已經率第十軍殘部投降了，導致整個戰役潰敗，七十九軍尤其損失慘重，在撤離戰場時被日軍伏擊，軍長王甲本陣亡。而方先覺“降漢不降曹”的投降也在逃回重慶後被宣傳成了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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