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网络）
北宋朝（960年—1127年）与辽朝（907年—1125年）之间长期的对峙，是通常史书中大书特书的段落。
但西夏王朝1038年开国后，中华大地实际进入了宋、辽、夏“三足鼎立”的时期，为期长达一个多世纪。
无论都带有游牧民族性质而产生的亲切感，还是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财富雄厚的北宋共同掣肘的需要，辽朝和西夏曾经长期友好，这一点也确实让北宋颇为头疼。北宋不敢两面受敌，遂一面曲意逢迎辽朝、使用金钱物质维护和平局面，一面在西北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应对新兴党项政权的进攻。
随着兴宗与北宋仁宗又一次和约的签署，辽与北宋的和平关系得以继续维持。
但是李元昊对此极为不满，因为在与辽朝“蜜月”关系时期，李元昊与辽兴宗曾经共同约定合力围困北宋，而辽与北宋单独媾和，并且独收大量财帑，自然让西夏感到颇为幽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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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这件事可以随着时间流逝而慢慢化解的，但此时又一件事为本来就已有隙的辽夏关系雪上加霜——
李元昊即位前，其父李德明曾上表辽圣宗为元昊求婚，圣宗慨然应允，只是未及处理就离世了。兴宗即位后信守诺言，于登基当年就将自己的姐姐兴平公主嫁给李元昊，并因此拜元昊为辽驸马都督，封夏国公、西夏王。兴宗派兵送公主至夏都银州，元昊则亲率万余将士在府州境迎候公主，礼仪颇为隆重。
没成想俩个人成婚后关系一直不睦，李元昊醉心于征战，兴平公主只好长时间独守空房，渐生忧郁之症，而元昊却连不屑于探望。不仅如此，其间元昊曾多次遣使赴辽廷，却从不报告公主实情。结果直到兴平公主于元昊称帝之1038年忧愤而死，李元昊居然都没有正式向兴宗报告。
得知姐姐死讯的兴宗勃然大怒，立即派北院承旨耶律庶携亲笔诏书前往责问李元昊。此时，元昊正忙于应付北宋方向的战事，生怕辽军因兴平公主之事拔军西向与宋军成合围西夏之势，于是连忙做恭顺状，极尽讨好顺从之能事，向辽使解释和求情，还将战斗中俘获的宋军俘虏和大量部队冬装悉数献给辽朝，以求兴宗能网开一面。
兴宗毕竟登基时间不长，考虑到国家大势，遂暂时咽下这口气，佯作谅解了李元昊。
西夏孜孜以求的就是北宋的疆土和财富，李元昊以为自己成功地化解了兴平公主之死的危机，居然厚着脸皮以辽、西夏曾经约定共同伐宋的理由，要求兴宗派军配合夏军攻宋。兴宗表面答应出兵，部队也确实进行了集结，但是只是集中到幽州，就不在向南前进半步了。
（参见拙作）
李元昊看出了兴宗虚与委蛇的态度，对辽军在战事关键时刻未予援助深表不满，从此二人的矛盾日益公开化了。
其实，辽夏双方的根本矛盾还是利益之争或者人口之争。我们知道，与匈奴、突厥、柔然、回鹘、鲜卑等大族不同，虽然契丹民族建立强大的辽帝国，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契丹族人口却与辽阔的国土不相适应，到圣宗时，契丹族人口已到最盛，也不过100余万人，所以辽朝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中原的燕云十六州和河套地区，因为那里为辽朝提供了二、三百万人口，也就意味着为辽朝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兵源，从而使得其得以控制北至贝加尔湖，东至大海的辽阔疆域。
新兴的西夏国同样面临人口比较匮乏的不利局面，最多时人口也不过400万人左右，以西夏这样小的人口基数，面对拥有5000余万人口的北宋和1000万人口的辽朝，在兵源上就已然处于劣势。
其实，辽夏双方的根本矛盾还是利益之争或者人口之争。我们知道，与匈奴、突厥、柔然、回鹘、鲜卑等大族不同，虽然契丹民族建立强大的辽帝国，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契丹族人口却与辽阔的国土不相适应，到圣宗时，契丹族人口已到最盛，也不过100余万人，所以辽朝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中原的燕云十六州和河套地区，因为那里为辽朝提供了二、三百万人口，也就意味着为辽朝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兵源，从而使得其得以控制北至贝加尔湖，东至大海的辽阔疆域。
新兴的西夏国同样面临人口比较匮乏的不利局面，最多时人口也不过400万人左右，以西夏这样小的人口基数，面对拥有5000余万人口的北宋和1000万人口的辽朝，在兵源上就已然处于劣势。
在辽、夏边境，亦有很多党项族游牧人群的归属问题日渐复杂。在党项建立西夏政权前后，辽朝对其境内的党项族等少数民族的统治手段与中原王朝的一贯做法相同的，即“因俗而治”：即对于其国民中的汉人、汉化的契丹人或其他定居民族如渤海族等，自然按照原有的郡县制体制管理；对于国土西部的居民如党项、阻卜等族，辽朝的基本要求是“岁有常贡”，允许其自治而不加干涉，但是一旦国有战事，则这些民族也须按照一定比例选派兵士加入辽朝军队。
（参见拙作）
辽朝的这种策略在西夏立国后遇到了巨大障碍：党项是在辽朝和北宋曾经的疆域内或者民族羁縻地区发展起来的，立国后必然需要增益其人口、扩充疆域，直接导致要分辽朝人口的“一杯羹”了。
辽、夏交界地多为戈壁、草原和荒漠，不象现代这样有清晰的边界，当然也不如辽朝和北宋那样通过“澶渊之盟”划清了边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辽、夏边界的居民除了汉人外，多为游牧的党项族，他们逐水草而居，时而靠近辽朝边地的城池，时而又深入同族的西夏州县境内，他们的归属成为辽、夏反目为仇的导火索和主要原因。
随着西夏的立国和兴起，原本归顺于辽朝的党项各部落甚至一些契丹族部落都归降了元昊，当辽兴宗派人向西夏追索这些部落和人口时，元昊不仅不予遣返，有时还出兵援助这些部落抵抗前来镇压的辽军。
辽朝首先在经济上制裁西夏，如禁止西夏人以出使辽廷的名义在辽境内私下购买可以用作兵器制造的金属，也不许西夏人到辽境内购买马匹，还下令沿西夏边地一线修筑藩篱以拦阻西夏人随便出入辽境。元昊对此大为不满，派兵不时袭扰辽境，一直以西夏“上国”自居的辽朝自然更加愤怒，兴宗于1044年决定“诏诸道兵会西南边以讨元昊”。
结果辽军兵马未动，内部先出了岔子——兴宗重熙年间政治已远不如萧太后、辽圣宗时期清明，大奴隶主、大地主和皇亲国戚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国内矛盾不断激化，在幽州东南120里的武清，当地人李宜儿不堪忍受压迫和剥削，揭竿而起发动了农民起义，起义规模较大，聚众数千人，虽然很快被辽燕京留守耶律仁先率军镇压了，但耽搁了辽军征西夏的行程。
到了深秋时节，辽军总算做好了战斗准备。不过，西夏人也做好了各种准备。
兴宗亲率大军十万，以皇太弟耶律重元为兵马大元帅为南路，以北院枢密使萧惠为北路，以东京留守萧孝友为后应，兴宗自率中军从金肃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出发，三路大军过黄河征伐西夏。
结果辽军长驱直入夏境400余里，却连一个夏军的影子也没见着，原来，元昊深知辽军势大，只得命令实施坚壁清野，军队现行后撤，以回避辽军的锋芒。
这时，元昊的一支侦查小分队被辽军擒获，兴宗遂根据招供，命殿前副检点萧迭里率军直接杀向元昊屯兵的贺兰山北，夏军猝不及防，在强大的辽军打击大败。元昊逃入贺兰山中，在谋士建议下，他修书一封，遣使向兴宗请降，并希望辽军退师十里。正当兴宗犹豫之时，北院枢密使萧惠建议一鼓作气消灭西夏，兴宗从其议。
萧惠率军大举进攻夏军，元昊命令夏军阶次后撤，每退30里便烧掉当地所有房屋和粮草，连退三次，共计100里。兴宗看到既无法消灭夏军主力，自己的部队又面临无粮无草的威胁，遂答应西夏请和，谁料缓过神儿的元昊趁人之危，亲率大军夜袭辽军大营，在恶劣天气帮助下，辽军军心大乱，自相践踏死者无数。元昊还向兴宗驻跸的得胜寺南壁辽军发起突袭，辽军大败，兴宗侥幸脱逃，而辽大臣数十人和兴宗的女婿都被元昊俘获，甚至兴宗征夏所随身携带的皇帝仪仗器物也成为夏军的战利品。
战斗一结束，元昊就连忙派专使到兴宗处请和，为表诚意，还迅速放回了驸马等人，同时，元昊为炫耀自己的赫赫武功，还上表北宋仁宗报告此事，并献上一批被俘的辽朝官员，但仁宗从北宋与辽朝长期和平友好关系大局考虑，收下了元昊的表章，但拒绝接受辽被俘人员。
这次大败让辽朝上下感到了极大震动，兴宗本人也觉得羞辱万分。其实，辽军大败并不难理解：辽朝多年未经大规模战事，满足于北宋年年上贡、岁岁来朝，军队战斗力明显下降，以兴宗为代表的指挥者更是有勇无谋、缺乏临阵经验，军队焉有不败之理？反观西夏，元昊祖辈三代皆为民族、国家勃兴之人，经验丰富、能征善战，军队长期经受与北宋对峙的考验，训练有素、以一当十，加上指挥得当，以少胜多就不足为奇了。
这次大战的决战地点在河曲（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境），史称辽、夏“河曲之战”。战争的结果对辽朝来说，不仅是耶律阿保机立国以来最为耻辱性的失败，而且消耗了辽军的大量兵士和资源，使辽国国势日益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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