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浩瀚，公子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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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剧《大明风华》就要上演“土木堡之变”的戏码了，从预告片的桥段——由张艺兴饰演的朱祁镇想要效仿先祖御驾亲征，最后兵败被俘。张艺兴性格像小绵羊，他饰演的英宗总是给人一种“奶萌”的气质，也引得粉丝叫好。

然而，在历史上，“土木堡之变”绝对不像电视剧里的那样儿戏，它给大明王朝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甚至一度面临亡国之灾，虽然在于谦的带领下大明转危为安，可是经此一役后的大明却失去了初期的蓬勃与生气。

其实，大明能够转危为安，于谦的英勇自然不必多说，而大明本身的监察制度也是逢凶化吉的关键，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看看大明的监察制度是如何挽狂澜于既倒的！

土木惊变——大明危矣！

1449年年初，瓦剌太师也先屡次进犯明朝边关，这一举动激起了年仅22岁皇帝朱祁镇的极度愤慨。

朱祁镇，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明英宗，宣德二年生，九岁便即位为大明天子，也许是受其祖父辈三代的影响，朱祁镇生来就对打仗十分热衷，尤其是对于被自己祖先赶到草原上去的蒙古人，有着天生的征服欲。但每次在朝会上慨慷激昂一番后，都会被“三杨”及群臣以“大明连战数十年，天下疲敝”为由给劝阻下来，瓦剌人的这种挑衅使得他想要“一战而博名”的欲望更加强烈。

终于，在权宦王振的怂恿下，明英宗力排众议，决定御驾亲征！

1449年7月16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然后和王振带领约25万大军从北京出发。

和朱棣，朱瞻基不同的是，朱祁镇从小就在蜜罐子里长大，仅有的一点军事学识也都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对于指挥军队，朱祁镇算是一窍不通。就在他手忙脚乱的时候，他最宠信的权宦王振拍着胸脯告诉他，他会指挥军队，明英宗大喜，遂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了王振，自己就两手一拍，坐在御辇里美滋滋地做着千秋大梦了。

这真的是把“昏庸”二字刻在自己脸上了，要知道，此次行军大明几乎是所有精锐倾巢而出，不仅如此，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那也都是见过阵仗的将才，朱祁镇明明有这么多选择的余地，却偏偏选择了同样对军事一无所知的王振，这25万人的性命注定要搭在土木堡了！

1449年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未交锋，镇守太监郭敬报告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导致士兵疲惫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449年8月13日，明军狼狈逃到土木堡，而瓦剌军紧追不舍。

在这紧急关头，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火速撤入居庸关内，以长城作防线，保护英宗还京。王振不知道是不是被鬼迷了心窍，此时从明军的驻地几乎都可以看到瓦剌先头部队的旗帜了，他还就是不准入关，没办法，全军只能开到土木堡暂时驻扎，而25万大军所不知道的是，这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最后一站了。

次日，瓦剌军队包围土木堡。也先遣使诈和，并主动撤离，以麻痹明军。明英宗不疑有诈，遣曹鼐起草诏书。王振下令移营就水，当明军大军移动时，饥渴难忍的军士一哄而起，奔向河边，乱成一团，瓦剌军伏兵四起，趁机发动总攻，仓促应战的明军被打得大败。明军二十余万人有三分之一战死，中伤居半：

“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

就这样，25万人从北京出发，在大同，宣府等地绕了一圈后，转至土木堡，随后束手就擒，明军精锐全军覆没，太师英国公张辅，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等全部战死，当然，王振这个太监也死了，不过他不是战死的，是被护卫樊忠用大铁锤砸死的。

眼看大势已去，英宗却出人意料地十分平静：

“初，师既败，上乃下马盘膝面南坐”。

就这样，两个月前还是大明天子的朱祁镇成为了瓦剌的俘虏，也先大获全胜：

“军士脱者逾山坠谷，连日饥饿，仅得达关。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太监喜宁降于也先，尽以中国虚实告之。”

短短两个月时间，25万大军灰飞烟灭，天子被俘，大明朝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危矣！

监察机制——明朝的“救命稻草”

土木堡一役，明朝政府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损失都极其之大，永乐、宣德两朝所积攒的国力几乎都付之一炬了。面对近乎瘫痪的政府，高祖皇帝所开创的监察体系挑起了政府运作的重担。

作为接下来要讲的重点，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明朝的监察体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

“双向并行系统”之一——都察院

有明一代，负责监察御史和按察司官员考课的上司机构就是都察院，总结来说，都察院的职能就是监督政策实行的结果：

“在京都察院、及十三道、在外按察司，俱称风宪衙门，以肃政饬法为职。”——《大明会典》

都察院机构设置如下：左右都御史各一员，正二品；左右副都御使各一员，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一员，正四品；下辖经历司、司务厅、照磨所和司狱司，其属官人数不等。

但也并非全部官职都有用，除去属官，真正具有监察实权的是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使和左右佥都御史：

“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

在都御史之下是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官员，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而分设十三道，总计共一百一十人。虽然是按照行政区划而设，但其监察范围并不仅限于本布政司，还包括相应的内府监局、在京衙门、直隶府州卫所等。

由此而知，监察御史的监察职权内容可划分为内外两部分：

对内

对外——监察权则指对各布政司进行监察的权力，其内容事项十分繁杂，有巡按、刷卷、提学、印马、屯田、清军、巡关、巡青、监试及其他杂差，再比如恤军、捕盗、正风气、监军纪功等，而且还致力于整顿社会风气、支持福利慈善。总体来说是对明代中央集权政府系统上承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

“双向并行系统”之二——六科机构

作为监察系统的另一个分支系统，六科给事中主要负责过程的监督，尤其是行政过程的监督。

具体而言，六科给事中对行政过程的监察内容主要包括审核奏章公文、监督行政执行、会典监仪

“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

这是对百司的奏章所行使的监察权，而对于皇帝下达的诏令出现错误，六科也可覆奏，具体方式是将审核意见随同诏令重新上奏。有点类似于唐朝时期的“封驳制度”，经此一关，政府系统内部的交易成本降低，行政效率得以提高。

最能体现出六科监察权的当属监督行政执行的职能：

“凡各衙门题奏本状、奉旨发落事件，开坐具本。户、礼、兵、工、刑五科，俱送吏科。每日早朝，六科掌科官同于御前进呈”

六科会在每日早朝时把前一天各衙门待办事项逐一呈报皇帝，通过施压来督促各衙门尽快办理，提高行政效率。

很有意思的是，六科拥有监临重大会议典礼的权力。

每当轮值朝会，参预廷议、廷推、廷鞫，监临乡试、会试和殿试，出使番邦外国，轮值登闻鼓等活动巨星的时候，六科就会打着参与活动的名号，对这些活动进行监督。而且朱元璋在设立这项制度的同时，还耍了一个小心机——六科官员的品级很低，换句话说，就是官小的监督官大的，官大的压制官小的，这种一边压制，一边反监察的模式看似很奇怪，但是却极大地提高了明朝政府的做事效率，毕竟没有了宰相，皇帝一个人负责政务，着实挺累的 ！

无论是都察院还是六科，其根本目的都是一样的——维护皇权的稳定和中央集权政府系统的稳定。而在这样的一套体系中，监察院和六科互不统属，保证了各自行政的公正性，既加强了对官员的监察，也确保监察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对皇权的稳定和政府系统的廉洁、高效、都具有积极意义。

而设立此项制度的明太祖也确实不会想到，自己设立的监察制度居然在近百年之后，救了大明王朝一命！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我们再回到“土木堡之变”后的明朝，来看看上述的监察机构是如何挽救即将倾倒的朱家王朝的！

首先，是面对内忧外患，朝政即将颠覆的危急时刻，监察机构所做出的决策

第一，选择避战南迁还是战守北京的问题

第二，清算王振党羽的问题

第三，另立新君的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三大议”。要知道，作为一个承担起政府运作的责任机构，关键不在于人多，而在于精准，尤其是在如此危急的关头。而“三大议”的决策无疑是此时明王朝的“速效救心丸”！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南迁还是守北的问题是最最重要的，因为瓦剌军已经开进了长城，不日就会兵临城下，在大明精锐尽失的情况下，无论是南迁还是守北都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时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恟恟，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有欲南迁者，尚书胡濙曰：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侍郎于谦曰：欲迁者可斩！为今之计，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学士陈循曰：于侍郎言是。众皆曰是。”——《明英宗实录》

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和当时以徐珵为首的南迁派的矛盾几乎肉眼可见，在常人看来一场激烈的争吵无可避免，但是此时的监察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监察系”领袖于谦极具监察官员风格的一声怒斥之下，这场辩论出乎意料地迅速结束，南迁派不敢再议，主战派取得胜利，坚定了明朝政府战守北京的决心。

第二，是清算王振党羽，“土木堡惊变”的罪魁祸首就是王振，若非他从中挑拨，明英宗这个小孩子是可以被大臣劝阻下来的，如今王振已死，但是深谙官场之道的官员们意识到了一点：王振敢如此放肆，其朝中的朋党一定不少。例如，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就是其中一个：

“庚午，王御午门左门，都察院右都御史陈镒合诸大臣廷启曰……六科十三道亦有言……锦衣卫指挥马顺唱逐百官，给事中王竑奋臂捽顺发，啮其肉，曰：顺倚振肆强，今犹若此，诚奸党也。”

这相当于是一次杀鸡儆猴，虽然王振是“土木堡之战”惨败的罪魁祸首，但从锦衣卫指挥马顺的言行当中可以看出王振一党当时在政府里面仍然具有十分庞大的势力，仍有可能继续专权恣肆，“南迁之议”定下的战守决心将会瓦解，政府内部的团结也将遭到破坏，故而，清算王振朋党是符合当时朝臣的心意的。

第三，是关于另立新君，国不可一日无君，这是大家的共识，即便有监察机构作为临时首脑，国家体系依然是不完善的，更何况，皇帝被俘，成为了瓦剌的“摇钱树”，但是，只要大明尽快的册立新君，就可以摆脱这样的尴尬局面：

“丙子，文武百官合辞请于皇太后曰：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

这个提议一开始是被朱祁钰拒绝的，他其实并未继承大位的心思，不然朱祁镇也不会放心的把留守重任交给他，此时，监察机构的“领袖”于谦再次立下功劳：

“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愿殿下弘济艰难，以安宗社，以慰人心”

就这样，朱祁钰被推上了皇位，大明政府在短短一个月内重新恢复了议政能力。这不得不说是监察机构的功劳啊！

再次，决策既然已定，那接下来的就是执行了。

在明确了坚守北京的方针后，明朝政府系统做出了一系列的决策以备战，监察系统也积极参与其中，主要负责后勤、督军与安民三个方面。

后勤指为军队提供战术策略、粮草、武器、战马等后勤支持。

督军主要在于维持严明的军纪以提升军队战斗力，这在明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是十分重要的。

安民则指抚恤遭受战祸的百姓，安定京城内外的民心，其宗旨在于为明朝政府系统的备战与作战提供一个稳定的后方。

先来说说后勤，后勤对于战争来说是最重要的，古人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备战过程中需要操练兵马、招募士兵、运送粮草等，监察官员则通过现场监察来维持这些事项的秩序，确保后勤支持的稳定性。

比如监察御史白圭、李宾、夏裕和给事中金达、王庾，就奉命往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各府县招募民壮，就彼卫所，量选官旗，兼同操练，听调策应；而在通州运粮的过程中，明政府不仅派遣御史、给事中各二员沿途提督巡察，还派遣右都御史陈镒总督其事。

可以说监察系统渗透进了后勤支持的各个领域，起到了主导和监督的重要作用。

再来说说督军，因为“土木堡之变”后，明军战斗力骤减，监察系统主要是通过纠劾失职将领和守关监军两种方式来整顿军纪，从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一方面，监察官员纠劾了一批失职、渎职的将领，杀鸡儆猴，对其余将领造成了巨大威慑，例如指挥郑谦、徐福、姚瑄因弃关逃归而受到副都御史罗亨信的纠劾，从此守关将领别无选择，只能坚守关卡，进而在也先率军南下的过程中消耗其一定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基于明代御史监军、巡抚的惯例，“土木堡之变”期间，部分都御史、副都御使和佥都御史奉命去总督或赞理军务，直接作为军队长官来整顿军纪，操练军队。

如此一来，明军的战斗机制被完全恢复了，剩下的就是等待也先大军兵临城下，殊死一战了。应该说这两项措施为不久之后“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就是关于安民了，“北京保卫战”中，除了奋勇杀敌的将士，城中的百姓也是充当后勤支援的主力，所谓军民一心，正是如此！而能有如此成果，安民政策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视：

当务之急是派人前往流民聚集之地通过赈济等手段来安抚百姓，比如右都御史陈镒就先后被派往顺天府、通州、昌平等处抚安军民。

最为核心的是城内治安，为了避免祸起萧墙，在日常巡视皇城、五城以外，监察官员还关注流民对城内治安的冲击、细作内奸的暗中破坏等问题。例如给事中李震言就以流民涌入京城会影响治安为由阻止兵马司拆毁九门之外的军民房屋，吏科给事中程信则以“西直等门虽有二百余军分守各铺，缴闸之外守门不过五六十名，俱各老弱，又无兵器，倘有内患，仓卒难为”为由，建议每个城门增加二百士兵，以备不时之需。

可以说，监察机构在政府应急运作中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无论是决策的正确性还是执行力都堪当完美，如果说非要挑一个毛病，那可能就是为后来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但是，对于拯救大明而言，监察机构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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