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万年无期
中国古代文化不是全是重农抑商的，这主要是商鞅那一派的主张，不过这也的确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所以各朝统治者都采取这个方针来治国。再之，西方古代文化不是全是重商的，好像俄罗斯、法国等相对幅员辽阔的欧洲国家对农业并不是采取像中国古代对商业一样来全面打压的政策。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中国重农而西方重商，是因为地理环境问题。欧洲国家土地是僧多粥少，国家多，海岸线长而破碎，气候也不大适合大规模农业种植，要将已占有资源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就只有物物交换，后来也就慢慢发展成商业。再后来商业对税金的贡献比农业还大，那就只有重商了。而中国土地富饶，疆域辽阔，气候宜人，不用物物交换百姓便可靠天吃饭，而且不同于欧洲之于海边，中国文明的发源地深在内陆，发展商业中重要的货物长距离运输在古代科技水平下较难在陆地实现，自然商业的发展就只能缓慢而行了。其实按照时间线，商业在人类游牧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农业则要出现在游牧时期之后，从这点讲，是因为中国古代文明要较西方先进所以才会重农而不是重商。国外也不是没有啊,直到16-17世纪封建自然经济解体之后,在海外殖民地的大量掠夺推动了重商主义。之前虽然不说重农抑商,但是从效果上看是类似的。封建城邦间的课税有效的抑制了商业活动。中国在古代没有殖民地可以掠夺,也就很难通过贸易活动大量积累财富。对于中央政权来说,经济发达的地区就有了叛乱的资本。另外,在生产力相对不高的时候,中央政权需要稳定的农业收成,来维稳。
西风悍马
从中国历史角度看，重农抑商一直是主流。
商人自秦代开始被压制，之前则因为春秋战国的政治环境得到生存，政权想抑制，商人携带资产逃离就是了。
秦国抑制商业，原因在于商鞅变法建立起的耕战体制，农夫向国家缴纳粮食多就可以获得爵位晋升，国家政权因为统一与军队建设的原因就需要将农夫束缚在土地上，自然就得抑制商业。尤其商鞅变法的第一炮就是著名的《垦草令》：
这份《垦草令》为鼓励百姓耕地，禁止庶民从事酒店旅舍，禁止商人出售粮食，规定商人必须为军队提供铠甲，提高酒肉价格，对商业流转征收重税。
这种愚民政策和强制固定，避免农民逃离土地的抑商主义完全被汉代继承，而西汉初期诸侯叛乱，包括七王之乱，都有大量商人参加，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这是历代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自独尊儒术之后所谓君子不言利又被勋贵士大夫掌握，世家豪强及后期的士大夫都透过别支或奴仆从事工商，以谋取暴利，但嘴上还得说，商乃贱业。
中国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粮食自产，布自织，衣服鞋袜自做，甚至农具都可在居住地买，多数时候就不需要商人。
而中国商人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大多数时期是半封闭社会，东临大海，北部草原，西部高山，南部原始丛林，商人很难携带资产逃离贵族高官的杀肥。
士农工商，商人是卑贱的。这就很难产生政治上的代言人，自然也就无法摆脱养肥了就杀的命运。欧洲商人比中国同行幸运：
反观世界同时期的欧洲、印度、中东。他们就没统一过，商人有随时逃亡的可能，换一个国家还能生存。而各国就得寄托希望商人给本国带来需要的商品，并鼓励商人缴纳税金以获得地位提升。
四川达州人
因为在古代东方国家普遍都是‘重农抑商’的，而大多数西方国家则施行的是‘重商主义’。
我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实际上源自于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由政治、经济、地理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而大多数西方国家并没有施行这一政策，更多的选择了“重商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的指导纲领。
大多数西方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海洋国家，地理环境促使了商业贸易的蓬勃发展。
公元十五世纪，西方在“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宗教争论失去魅力之时，哥伦布带领西方世界进入了地理大发现时期，并使市场扩大到了世界的范围。人们的眼光从天上回到人间，从身边的城堡拓展到了遥远的异域，王权开始压制神权，君主国家纷纷出现。国家利益、个人私利再次苏醒，使得西方从国王到贫民开始追逐黄金，就此进入了亚当·斯密所说的“重商主义”时期。
西方地理大发现和世界贸易大环境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使新生资本主义集团，不满足对国内市场有限资源利润的攫取。造船事业发达和航海技术提高，为开辟海外市场创造了条件。西方人航海探险成功和海外贸易丰厚回报是西方重商主义理论产生的客观基础，而追求贸易利润――黄金是发展动力和诱因。
因此，西方重商主义所考虑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致富艺术”，而是整个国家的致富之道，整个国民的财富增长。重商主义把专制王权、私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十分有效的结合在了一块，产生了极强的向心力。通过不断的贸易与掠夺，使得国家与个人都从中获取了巨大利益，进而更加深入地贯彻“重商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