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萬年無期
中國古代文化不是全是重農抑商的，這主要是商鞅那一派的主張，不過這也的確適合中國當時的國情所以各朝統治者都採取這個方針來治國。再之，西方古代文化不是全是重商的，好像俄羅斯、法國等相對幅員遼闊的歐洲國家對農業並不是採取像中國古代對商業一樣來全面打壓的政策。我認為之所以會出現中國重農而西方重商，是因為地理環境問題。歐洲國家土地是僧多粥少，國家多，海岸線長而破碎，氣候也不大適合大規模農業種植，要將已佔有資源的利用率達到最大化就只有物物交換，後來也就慢慢發展成商業。再後來商業對稅金的貢獻比農業還大，那就只有重商了。而中國土地富饒，疆域遼闊，氣候宜人，不用物物交換百姓便可靠天吃飯，而且不同於歐洲之於海邊，中國文明的發源地深在內陸，發展商業中重要的貨物長距離運輸在古代科技水平下較難在陸地實現，自然商業的發展就只能緩慢而行了。其實按照時間線，商業在人類遊牧時期就已經出現了，而農業則要出現在遊牧時期之後，從這點講，是因為中國古代文明要較西方先進所以才會重農而不是重商。國外也不是沒有啊,直到16-17世紀封建自然經濟解體之後,在海外殖民地的大量掠奪推動了重商主義。之前雖然不說重農抑商,但是從效果上看是類似的。封建城邦間的課稅有效的抑制了商業活動。中國在古代沒有殖民地可以掠奪,也就很難通過貿易活動大量積累財富。對於中央政權來說,經濟發達的地區就有了叛亂的資本。另外,在生產力相對不高的時候,中央政權需要穩定的農業收成,來維穩。
西風悍馬
從中國歷史角度看，重農抑商一直是主流。
商人自秦代開始被壓制，之前則因為春秋戰國的政治環境得到生存，政權想抑制，商人攜帶資產逃離就是了。
秦國抑制商業，原因在於商鞅變法建立起的耕戰體制，農夫向國家繳納糧食多就可以獲得爵位晉升，國家政權因為統一與軍隊建設的原因就需要將農夫束縛在土地上，自然就得抑制商業。尤其商鞅變法的第一炮就是著名的《墾草令》：
這份《墾草令》為鼓勵百姓耕地，禁止庶民從事酒店旅舍，禁止商人出售糧食，規定商人必須為軍隊提供鎧甲，提高酒肉價格，對商業流轉徵收重稅。
這種愚民政策和強制固定，避免農民逃離土地的抑商主義完全被漢代繼承，而西漢初期諸侯叛亂，包括七王之亂，都有大量商人參加，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這是歷代重農抑商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自獨尊儒術之後所謂君子不言利又被勳貴士大夫掌握，世家豪強及後期的士大夫都透過別支或奴僕從事工商，以謀取暴利，但嘴上還得說，商乃賤業。
中國又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糧食自產，布自織，衣服鞋襪自做，甚至農具都可在居住地買，多數時候就不需要商人。
而中國商人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中國大多數時期是半封閉社會，東臨大海，北部草原，西部高山，南部原始叢林，商人很難攜帶資產逃離貴族高官的殺肥。
士農工商，商人是卑賤的。這就很難產生政治上的代言人，自然也就無法擺脫養肥了就殺的命運。歐洲商人比中國同行幸運：
反觀世界同時期的歐洲、印度、中東。他們就沒統一過，商人有隨時逃亡的可能，換一個國家還能生存。而各國就得寄託希望商人給本國帶來需要的商品，並鼓勵商人繳納稅金以獲得地位提升。
四川達州人
因為在古代東方國家普遍都是‘重農抑商’的，而大多數西方國家則施行的是‘重商主義’。
我國古代的“重農抑商”政策實際上源自於我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由政治、經濟、地理等多方面因素導致的，而大多數西方國家並沒有施行這一政策，更多的選擇了“重商主義”作為國家經濟的指導綱領。
大多數西方國家自古以來就是海洋國家，地理環境促使了商業貿易的蓬勃發展。
公元十五世紀，西方在“一個針尖上能站幾個天使”的宗教爭論失去魅力之時，哥倫布帶領西方世界進入了地理大發現時期，並使市場擴大到了世界的範圍。人們的眼光從天上回到人間，從身邊的城堡拓展到了遙遠的異域，王權開始壓制神權，君主國家紛紛出現。國家利益、個人私利再次甦醒，使得西方從國王到貧民開始追逐黃金，就此進入了亞當·斯密所說的“重商主義”時期。
西方地理大發現和世界貿易大環境的變化，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使新生資本主義集團，不滿足對國內市場有限資源利潤的攫取。造船事業發達和航海技術提高，為開闢海外市場創造了條件。西方人航海探險成功和海外貿易豐厚回報是西方重商主義理論產生的客觀基礎，而追求貿易利潤――黃金是發展動力和誘因。
因此，西方重商主義所考慮的不僅僅是個人的“致富藝術”，而是整個國家的致富之道，整個國民的財富增長。重商主義把專制王權、私人利益與民族國家利益十分有效的結合在了一塊，產生了極強的向心力。通過不斷的貿易與掠奪，使得國家與個人都從中獲取了巨大利益，進而更加深入地貫徹“重商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