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浩瀚，公子拾遗”
本期概览
要论吃，私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咱们中国更有心得了，更有甚者认为，与其说五千多年的人文历史，倒不如说是五千多年的美食进化历程。
然而，在我们品尝各种美味珍馐的时候，意想不到的灾难也会向我们袭来，如近日甚为嚣张的“新型冠状病毒”，而事实上，中国人对于“美味”和“危险”的抉择已经进行了千年，譬如宋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今天我们就从宋朝入手，来看看古人所面临的“美味”和“危险”到底是什么？
狩猎——采集——圈养：向食物链顶端出发！
肉食，自古以来就是人类饮食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早在远古时期，彼时还没有五谷杂粮可言，我们的祖先就以肉类作为主要的食物摄入。
彼时的人类，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工具可以使用，要想获得食物就只能从野外获取，这也就是狩猎时代的意识开端，从这一时代开始，男女的分工开始变得明确，男性因为天生的力量优势，自然就成为了狩猎的主力军。
但是，因为缺乏先进的狩猎工具，在野外进行狩猎过程中，远古人类其实一直在“猎人”和“猎物”这两种身份中“无缝切换”，所以提升狩猎工具显得尤为重要，而在提升狩猎工具的同时，女性采集水平也自然得到了较大的提升，野外的水果等也逐渐纳入了人类的饮食结构中，不仅如此，采集时代的到来使得动物毛皮，天然建材等非食物材料也开始为人类服务，这不能不说是文明的一种进步。
当狩猎和采集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人类不再满足于仅仅获得食物的需求，为了节约时间，人类将狩猎进化为了圈养，这样不仅提高了食物获取的稳定性，而且大大降低了获取食物的风险。从圈养时代开始，人类解放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劳力用于文明的发展，随后分化而出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其本质上就是地理的自然选择而已。
人类自此攀上了食物链顶端的地位，我们祖先的餐桌开始变得丰富了起来！
宋人到底爱吃什么肉？
到了宋代，人类盘踞在食物链顶端已近千年，此时可供宋人消费的肉食品种类非常多。我们先来看看宋人获取的肉品究竟有哪些？
羊肉
羊肉是宋人最为喜爱的肉类，没有之一。宋代羊肉消费量之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都城东京羊肉供应的壮观景象中窥见一二：
“时京城每日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
京城一天就需要消耗数百只羊，一年的用量最少也在7万只上下，这还只是平均数，遇到特殊节日，其用量更是平时的数倍，以至于到了只能靠吃素来弥补羊肉短缺的问题：
“仁宗之丧，百官及诸军朝晡皆给酒肉，京师羊为之竭，请给百官素食。”
那么，宋朝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羊肉消耗量呢？
其一、用作官员的伙食。
古代的官员俸禄可不像如今的薪水，在宋代官员的俸禄里，就有羊这一项，以地方官而论，最少者每人每月2只，多者达20只。所谓：
“虎臣曰：‘龙者，君象；羊者，仕途禄料也。子必面君登朝矣。’”
梦到羊就联想到了朝见皇帝，这固然有点可笑，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羊肉确实是官员俸禄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北宋宰相张齐贤在没发迹之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布衣时尝春游嵩岳，醉卧巨石上。梦人驱群羊于前，曰：‘此张相公食料羊也。’既贵每食数斤，犹未厌妖，健啖世无比者。”
其二、用作祭祀。
“士大夫及商旅过者，无不杀牲以祭，大者羊豕，小者鸡鹤，殆无虚日。”
上述可知，宋代用羊进行祭祀是非常常见的，再比如供奉李冰父子的蜀道永康军城外崇德庙，每当祭祀之时，用羊数量相当大：
“祠祭甚盛，岁刦羊五万，民买一羊将以祭而偶产黑者，亦不敢留，并驱以享。庙前屠户数十百家，永康郡计至专仰羊税，甚矣其杀也。”
此外，宋代用以祭祀的祭品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祭品会被分食。宋代虽然经济发达，但是和现在的生产力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分食祭品其实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庆元元年夏，浮梁北乡桃树村，众户买牛赛神。得一头于淮西商人，极肥腯。享献既毕，分昨而食之。凡七八十人，肉才下咽，悉苦身热腹胀，如中毒状，经三日始愈。”
猪肉
在宋朝人的餐桌上，怎么可以少了猪肉呢？
你问宋朝人有多爱吃猪肉？为了吃猪肉，不惜违背祖法算不算真爱了呢？
宋代“祖宗家法”规定：“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宋太祖赵匡胤“尝畜两彘”也只是因为“彘血解妖术”，通俗来的说，就是宫廷贵族吃猪肉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如果不是因为猪血可以破解妖术，赵匡胤甚至都不会允许宫中饲养猪。
但是，猪肉的诱惑很明显还是要大于祖宗之法的。比如“张仆射齐贤体质丰大，饮食过人，尤嗜肥猪肉，每食数斤”，可见宋人食用猪肉是相当普遍的，毕竟连在朝官员都爱吃，更何况平头老百姓呢？只要你吃得起，尽管吃就是了！
甚至，有宋一代，猪肉还成为”戏谑“的代名词：
“顾子敦肥伟，号顾屠，故东坡《送行诗》有‘磨刀向猪羊’之句以戏之。又尹京时，与从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东坡大书案上曰：‘顾屠肉案。’同会皆大笑。又以三十钱掷案上，子敦警觉，东坡曰：且快片批四两来’”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猪肉的做法和种类也逐渐开始丰富，尤其是到了南宋，因为北方的领土沦丧，导致了宋朝畜牧业遭到重创，和金国的紧张关系，也导致了羊肉供应的缺口日益增大，猪肉作为羊肉的替代品一时间成为了宋人的“不二选择”：
“杭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皆装饰肉案，动器新丽。每曰各铺悬挂成边猪，不下十余边。如冬年两节，各铺日卖数十边。案前操刀者五七人，主顾从使索唤刦切。且如猪肉名件，或细抹落索儿精、钝刀丁头肉、条撺精、窜燥子肉、烧猪煎肝、膂肉、盒鹿肉。骨头亦有数名件，……肉市上纷纷，卖者听其分寸，略无错误。至饭前，所挂之肉骨已尽矣。盖人烟调密，食之者众故也。”
牛马驴肉
和上述的羊肉，猪肉相比，牛马驴肉显得较为特殊，原因其实很简单，牛在古代社会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之一，而马既是主要的畜力之一，而且在军事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宋朝政府明令禁止屠杀牛马等劳力型牲畜。
说到这里，和大家说一个题外话，想必大家都看过《水浒传》吧，其中我们经常可见的一个镜头就是“小二，上一壶好酒，再上两斤上好的牛肉！”，其实啊，要真是在宋代这么喊，估计早就被官府抓起来了，而在小说笔法的修饰下，这种话就类似于接头暗号，毕竟敢在明面上和官府作对的人，十有八九，也都是绿林好汉！
ok，我们言归正传，宋朝对于随意宰杀牛马的处罚有多严格呢？以淳化二年为例：
宋太宗下诏规定：“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铜钱为器用，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处斩，引匿不以幵与同罪。”
看见了吧，任意屠宰牛马与私销铜钱一样，会被定为处斩的重罪。但是，俗话说的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牛马就摆在那里，只要胆子大，想吃总有办法。毕竟我们国家也明令禁止吃野生动物，不照样有人有办法弄两口嘛，不过我认为，这种做法真的是为人所不齿，大家应该坚决抵制！
牛马不像野生动物，完全是可食用的，那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民众自发地拒绝呢？
要说聪明还真是聪明，宋政府不断对外宣传食用牛肉会遭到报应，试图从思想上控制人们宰杀牛马的行为：
“封丘潭店有陈贵，屠牛为业，前后杀牛千百万头，一日病瘦，数日后发狂。走于田野间，食苗未，其家执之而归。自此惟食会，经月乃死。死前为牛吼数日，死亦有尾生焉。”
这种在我们现在看来十分滑稽的做法，在彼时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纵观整个宋朝，敢随意吃牛马的人确实是少数。
而宋代能吃到牛马肉的情况也是有的，那就是以官府的名义进行售卖，多以死牛，死马为主，由官府亲自派人进行一场“庖丁解牛”，将牛的的尸体拆分成肉，骨，皮毛等等以不同的价格进行售卖，这是宋朝为数不多地能合法吃到牛肉的机会了。
鸡鸭鹅肉
和猪肉的普及率不相上下的是鸡鸭鹅肉，宋代有专门以杀鸡为生计的人，和屠夫不一样，他们专以替人杀鸡为业：
“都下马吉以杀鸡为业。每杀一鸡，得佣钱十文，日有数百钱。前后所杀，莫知纪极。”
从文献记载来看，宋代喜食鸡肉的人家很多。例如，“张大夫士澄房兄士宁居咸平县，豪有力，性嗜鸡子，日食十数以为常。”此外，宋代一些地方习俗中，鸡鹅之类家禽的消费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
“妇产三日或足月，洗儿，作团油饭”
虽然只是地区性的消费习惯，但鸡鹅鸭的消费量也相当可观。因为鸡鸭鹅的体型相较于猪羊较小，所以很容易造成供求的波动，如因战乱、生产、供应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家禽的价格会大幅上涨，甚为夸张：
“张紘善滑稽，绍兴初为金坛丞，适当物价踊贵，鹅每只三千，野鬼每只八百，戏为诗云：‘时见空中飞八百，每闻岸上叫三千。’”
为何那么爱吃肉？因为“补”啊！
自打肉类进入人们的餐桌开始，“食补”一词就开始盛行了。《太平圣惠方》记载：
“安人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道，乃凭于药，故摄生者须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用药。”
从《太平圣惠方》中记载可以看到，其主张食疗为先，遇到食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时，才诉诸药物进行治疗。按照中医“以形补形”的理念，食疗的首选当属肉类，如糖尿病患者宜饮牛乳，消肿病患者要吃鲤鱼粥。
对于食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羊肉，宋人视羊肉为“肉中之贵”，据唐慎微《证类本草》记载：
“羊肉，味甘，大热，无毒。主缓中，字乳余疾，及头脑大风汗出，虚劳寒冷，补中益气，安心止惊。’此外，羊髓、羊肺、羊心、羊肾、羊骨等也被宋人用作食疗、食补的物品。”
他认为食羊肉对人身体有好处，对羊肉的滋补功能非常推崇。并且对于“羊腰子”是极力推荐，称“忽思慧饮膳正要卷第一聚珍异撰灸羊腰：治卒患腰眼疼痛者。”，他认为烧羊腰肉对治疗腰眼疼痛有很好的效果。
羊腰子到底有没有这个功效，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有这个说法在，宋代将羊肉上升到“御用”这个级别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说到这个“补”，光有羊肉肯定是不行的。宋人除了研究羊肉的滋补价值以外，还研究过蛇肉的滋补价值。
“白花蛇，一名褰鼻蛇，生南地及蜀郡诸山中，九月十日釆捕之。……今医家所用，惟取蕲州蕲阳镇山中者。去镇五六里有灵峰寺，寺后有洞，洞中皆此蛇，而极难得。”
当地人在研究过这种蛇以后，便认定其有药用价值，于是将蛇肉作为入药之用：
“土人冬月寻其蠻处而撅取之。夏月食盖盆子者，治疾尤有功。采者置食竹筒中，作绳网以击其首，剖腹乃死。入药以酒浸煮，去首与鳞骨，三两可得肉一两用也。”
总结来看，宋人吃肉，绝不仅仅是为了增加餐桌上的食物种类，更多的是带有目的性的去吃，哪些是具有滋补价值的，哪些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哪些是具有药用价值的，可见宋人对肉食的药用和食补作用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
贪嘴的另一面——”野味“的恶果
也许贪婪就是人类的本性，和”新型冠状病毒“始作俑者一样，正常的肉类饮食同样满足不了宋人的胃口，大量的野味和珍品肉食被人们搬上餐桌，例如蛇、蛙、兔、鹤、虎、野鹜、猜子、鳩、雀、野鬼、鹿、享鸟、狐狸、穿山甲、螺类等等。
更有甚者，竟然还不满足于国内的野味，还贪恋国外的野味：
契丹国所产的毘狸，“形类大鼠而足短，极肥，其国以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国主之膳，自公、相下，不可得而尝。常以羊乳词之。顷年虏使尝携至京，烹以进御。今朝臣奉使其国者皆得食之，然中国人亦不嗜其味也。”
野味的大量食用，必然会对当时人们肉食的卫生与安全问题造成隐患。宋代不比如今，医疗手段相对低下，野生动物身上携带的寄生虫与病菌不是宋朝人可以认知的，但是，野味的广泛食用导致的死亡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的，而这一切，处于迷信封建思想之下的宋人却归咎为“鬼神说”，如嘉祐年间，有巨鱼死在堰下，肉被人割走作灯油来照明，遂导致当地出现大疫，近乎一半的人死于此疫。
比这更为夸张的还有：
“南城田夫周三，当农隙时，专以捕鱼整鳅鳝为事，而杀蛙甚多，至老不辑。淳熙十年得疾，不能名其证状，初觉腹中一物往来胸臆间，渐痛楚攻剧，食饮不复入口。家人引手摩报之，隐隐若数蛙暢动于内。久之登侵，宛转一榻上，跳掷簸顿，呻吟哀鸣，与蛙受苦时不异。凡一岁乃死。”
在我们现在看来，这其实就是寄生虫感染，但是宋人又怎么会知道呢？既然毫无根据，就只能归结为“命数”，仅仅认为这是轮回报应，而委过于鬼神，是并不能让人信服的，所以，因为无知，野味的滥用并没有引起宋人的注意。
野味，讲究一个“鲜”字，所谓“鲜”，则莫过于“时鲜”，而时鲜之上品，莫过于河豚！
宋人对河豚是情有独钟的，甚至苏东坡曾盛赞河豚的味美，认为食用河豚“值得一死”，而河豚的难点在于，河豚处理不好是会毒死人的，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河膝的内脏有剧毒：
“餱，口飩也，背青，腹白，触物即怒，其肝杀人。正今人名为河豚者也，然则豚当为飩。”
虽然古人处理河豚极其小心，但是中毒事件也并不少见：
“姻家张谏院言，南来无他快事，只学得手煮河飩耳。须臾烹煮，对余方且共食，忽有客见顾，俱起延款，为猫翻盆，犬复佐食，顷之猫犬皆死。幸矣哉，夺两人于猫犬之口也。”
张谏院用新学的煮河膝的手艺来招待亲家袁裝，被猫打翻了食盆，意外地将吃掉河豚的猫、狗毒死，因制作河豚时没有处理好，二人差点因此丧命。
可见，宋人为了追求一口“鲜”，真的是将命都豁出去了！
写在最后的话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人类是食物链顶端的物种，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可以无所不食，中国是美食大国，在“吃”这一方面的造诣，不是欧美人的面包可以比拟的，但是，这也不代表我们可以无视物种的规律，为了贪求一口“野味”，而导致全民的灾难。
这次的“新型冠状肺炎”和2003年的非典何其相似！03年的果子狸，19年的蛇肉，这些，当真是非吃不可吗？追求这一口“鲜味”的人到底是何居心呢？
愿大家能在这个“不太平”的春节平平安安，祈愿灾病远离我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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