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陈赛
在白到令人目眩的天空下，冰川瓦解，冲入罗斯海，形成南极陆地表面的起始之处，有两个独立的棚屋，“发现屋”与“新大陆屋”（Terra Nova，拉丁语）。“发现屋”建于1902年，正是南极探险时代的黎明时分。英国皇家海军军官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在南行途经墨尔本时设计了这个营地的草图，当时没有人对宽广的低角度屋顶和大窗户（澳洲内陆以散热为目的的房屋结构）提出过异议，也没有人想到自己真会住在那里，或者困在那里。在绝望中，最后一批房客几乎把天花板都撕了下来。他们把屋梁连着钉子烧掉了，为了几个小时的取暖。整个墙壁烟熏火燎，坑坑洼洼。
“新大陸屋”位于更北处12英里。9年后，斯科特花了一周的时间建成这个棚屋，作为第二次南极之旅的指挥中心。墙壁是双重厚木板，塞入了厚厚的皮棉和海藻。棚屋还连着一组马厩，以容纳探险队的19匹满洲小马，不过没有一匹小马在冰天雪地里存活下来。这两个棚屋的内部都还保留着它们最初的样子，不是因为它们的结构有多坚固，而是南极酷寒里没有什么东西会腐坏，一切都保留了下来。如果你去位于麦克默多湾的南极科考站，坐直升机去埃文斯海角，就会看到“新大陆屋”里的一切都还是当年斯科特那些中途放弃的队员们打算坐船回家时的样子。他们留下了自己的行李、论文，你甚至能看到狗的骸骨，仍然戴着金属项圈，坐在狗屋的地板上。
我人生中最寒冷的一个夏天就是在这两个棚屋的附近度过的。那一年我26岁，正在读研，准备成为一名行星科学家。我去南极是为了在冰冷荒凉、茫茫无际的雪原下寻找生命的踪迹。这里的环境以与火星相似而出名，而我正是被这一点所吸引，自觉是一个来自遥远星球的探险者。另外魅惑我的，是Edwin Mickleburgh在《越过冰海》（Beyongthe Frozen Sea）一书中写过的一句话，“它的美触动人心如此之深，就像一个伤口。”
在南极的每一天，我一起床就得穿上十几层厚厚的保暖内衣和羽绒服。那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的一个项目，专门训练年轻的研究员。有些早晨，我们骑着雪地摩托，穿过被风吹的漫天飞舞的蓝冰，后面拖着一雪橇的设备。还有些早晨，我们直奔直升机停机坪，跳进A-STAR或者B212，飞跃一道道冰脊。到了海冰的边缘，得有一个人先跳下去，直升机还在头顶盘旋，用4英寸的钻头在海面凿一个洞。冰层必须至少一米厚，否则直升机无法着陆。it would buckle beneath us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得随身拖一个巨大的跟自己差不多重量的救生包，里面装着睡袋、帐篷、木桩、便携炉、两夸脱的白色汽油、一个套锅、6份冻干食品、6个糖果棒、两大块Mainstay 3600生存配给、茶包、可可包、卫生纸、蜡烛、火柴、信号灯，还有一本标配的爱情小说，以备等待救援时阅读。我得练习怎么从冰块里锯出冰墙、战壕、雪穴，还要背诵HF无线电字母表: alpha, bravo, charlie, delta, echo。我认真研究了冰隙的几何学，比如绝对不能靠近三个裂缝交会的地方，因为冰会像活板门一样突然崩塌。
我还学会了如何辨识变幻莫测的天气。有时候，一股冷空气会突然下沉，几秒钟之内，一个平静的下午就会被东南极冰盖下嚎叫的下坡风吞噬。或者遇上某些阴天，白云与白雪交融，光线变得如此漫散，阴影消失了，几乎不可能判断距离或分辨地平线。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科学兴趣：企鹅、纤毛虫、南极扇贝的阀门……对我而言，则是南极内陆那些在不可思议的荒凉中艰难求生的细菌细胞。我分析过南极干谷，就在麦克默多湾边上，那里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地方之一，已经有两百万年没有下过雨了，血红舌头状的冰川表面沾满了铁氧化物矿物（火星表面也沾满了这种矿物质）。我还研究过布拉蒂纳岛，它拥有所有岛的特征，却又完全不是一个岛，而是一层厚厚的土和岩石附着在一层浮冰之上。绿色、黄色、桔黄色的蓝藻悬浮在那里，就像融冰池塘里的毛毡，艳丽的色彩映衬着地貌更显贫瘠和荒凉。我调查了所有能找到的微生物群落，试图理解生命如何能在这样险恶的，火星一样的环境里生存下来。
但最让我动容的，不是这块大陆的生物学、崩塌的冰隙，或者狂暴的极地暴风雪，甚至不是我的心被这块风景所魅惑的程度，而是那些斯科特和他的两次南极探险所搭建的那两个棚屋。屋外雪光潋滟，屋内的世界却阴暗可怖，墙的回响，废弃的罐头和包装盒，很多都是满的。成瓶的番茄酱、一听听的卷心菜、一台留声机、试管、以及装着化学粉末的瓶瓶罐罐。坏了的驯鹿皮靴、雪橇皮带、胡乱堆着的海豹尸体，死亡的回声。
麦克默多科考站有一个小图书馆，位于155楼前面的洗衣房和配料室之间，没有窗户，只有三十多架子书。在一些月光如洗的夜晚，我睡不着觉，就会去那个小图书馆，蜷缩在一个旧椅子里，翻看那些关于早期探险的书和照片，久久凝视那些曾经住在棚屋里的人的面孔。有一天，我发现一本爱德华·威尔逊的日记。他是那支探险队里的科学家。他最后一次见到“新大陆屋”是在1911年10月末，他们五人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南极，却发现挪威的国旗已经在几个星期前插到了那里。五人最终都在回家的途中死去。威尔逊搜集了35磅重的地质化石，证明南极曾经覆盖着蕨类植物。这位执着的科学家一直拖着那些沉重的化石，直到生命的尽头。
在从南极返回的途中，威尔逊对环境温度所做的记录，至今仍然是南极高原最寒冷的记录——冷到一杯水倒到空中，会在落地之前迅速结冰。几天后，探险队在“中央屏障补给站”（Middle Barrier Depot）挖出了一批预先存放的物资，却发现燃料罐已经挥发没了。那是1912年3月，距离他们的死亡只有几个星期。他们需要燃料才能融化饮用水和烘干衣物，没有燃料，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逐渐陷入一张冰冻之网——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冻疮的脚趾，清晨不敢爬出驯鹿皮的睡袋，寒夜里没有半点火光可以依傍。事后证明，这是那次探险的关键转折点，而燃料的挥发与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东西有关——O型环，一个小小可弯曲的密封垫片（用以密封罐内部的燃料）在极寒中破裂开了。
作为太空科学家，我对O型环可不陌生。1986年，在斯科特探险队覆没的74年后，加工理工学院教授理查德·费曼坐在一个陪审团面前，把一个O型环扔到了一杯冰水里，解释为什么橡胶圈会在极寒条件下会失去可弯曲性。他把O型环放在台子上，直视前方说：“我相信是这个东西造成了我们的麻烦。”事实上，的确如此。费曼当时是审查“挑战者号”灾难原因的委员会的科学家之一。
“挑战者号”爆炸的时候我只有六岁，但我记得清清楚楚，克里斯塔·麦考利夫即将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中学老师，而我和全美国的所有小学生一样，正紧紧盯着电视机准备观看“挑战者号”升空。过了一会儿，我们老师走到房间前面，她的脸色苍白，啪的一声关掉了电源。这是我人生最初的记忆，但并没有打消我成为宇航员的梦想。即使今天，两艘太空飞船坠毁，美国宇航局的载人飞行计划陷入混乱，我仍然盼望着有一天能坐上火箭去往太空。
距离斯科特的南极探险已经100年过去了，今天的前沿是茫茫外太空。就像很多年轻科学家一样，我已将一生事业寄于这一伟大的未知，但有时候我怀疑我对探险的信念是错误的，如果事实与我罗曼蒂克式的理想不同呢？
在“新大陆屋”里，我在劳伦斯·爱德华·格雷斯·奥茨（L. E. G. Oates）船长的床铺前面徘徊许久。他是南极归途中第二个死去的人。直到今天，他的这片小小空间仍然乱糟糟的堆满了骑兵装备。在麦克默多图书馆，我的视线久久无法离开当年探险队随行摄影师给他拍下的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中，他站在马厩里（现在空空如也，沾满了海豹的血），光线柔和的打在他的右侧肩膀，他热切的目光从厚厚的羊毛帽子下直视照相机。
在归途中，奥兹得了严重的冻疮，身体急剧衰弱。斯科特在日记中描述了奥兹如何在不断加重的寒意与黑暗中离开营帐，跨入零下40度的暴风雪，只留下了简单的一句：“我出去一下，过一会儿回来”。这位穿着短袜独自消失在茫茫雪原，以换取队友一线生机的年轻船长的故事很快在英国引起了轰动，《新闻晚报》呼吁全英国的孩子都应该读一读这个故事。
然而，与斯科特的故事不同，威尔逊对于这一事件的叙述更加直率，也可能更接近事实。他在1911年11月2日写到，“任何努力都是荒唐的……”；12月8日，“我们饥肠辘辘……”当他写到奥兹时，并没有提到他是因为不愿意连累队友而自杀。在写给奥兹母亲的信中，他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她儿子最后时刻的英勇之举。事实上，这个故事只在斯科特几天后的日记里出现过。所以，事实很可能是，奥兹船长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只是他双腿溃烂的厉害，糊里糊涂的出了营帐，没有任何人试图阻止他。他并不是那个对苦难隐忍、克制，面对覆灭亦不可侵犯的男人。更有可能的是，他只是一个绝望的幽魂，带着对斯科特切齿的愤怒，被病痛折磨至疯狂的边缘。
关于“挑战者号”的叙述也有同样的矛盾之处。飞船是1986年1月28日从卡纳维拉尔角市发射的，启动时间是11:38分，之后一个脆弱的O型环把飞船变成一个液氧燃烧的地狱。《纽约时报》第二天的头条是“挑战者号在发射74秒之后爆炸：7名宇航员瞬间罹难”。二月底，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飞船载人模块的位置。NBC的报道里说，当电缆把残骸拖上甲板时，一个蓝色的推进器滑出，重新消失在大海里。事实上，那是宇航员格里高利·杰维斯（Gregory Jarvis）的尸体，五个星期后，潜水员才重新找到他的尸体。
随着更多的图像、碎片的发现和残骸的修复，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就在“挑战者号”升空后一分钟内，飞船的固态助推器在4800英尺的高空爆炸，飞船前机身——飞船搭载载人模块的小尖顶——迅速与外部燃料箱脱离。令人寒心的是，飞船解体之后，载人舱并没有当即爆炸，而是在其自身动力推动之下，带着七名乘客继续上升，远离火球。它沿着轨道划过天空，形成一道圆弧状的抛物线。在爆炸的那一瞬间，宇航员注意到的，其实是寂静——燃料箱脱离，机身解体，引擎的轰鸣声停止。
在一片沉寂中，载人舱继续上升，下面的浓烟盛开如白色的天竺葵。在O型环失效的25秒钟之后，载人舱升到了65000英尺的最高点，然后开始下降，并于2分45秒之后撞击海面。在研究了大量的像素图像之后，调查组专家没有发现任何反常的俯仰或偏航。在发现的飞船遗骸中，最令人难以释怀的是四个个人逃生空气包（封装了紧急时刻可供呼吸的气体），其中三个被打开了，而且是手动打开的，而不是撞击的结果。在那2分45秒内，那7名宇航员中有多少是有意识的？调查组里有一些科学家和宇航员认为他们很可能从头到尾都是有意识的，但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在官方事故报告中，“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是最重要的一条信息。很多硬件已经损毁的面目全非，还有很多则始终没有找到。读者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失效的O型环上了，关于宇航员的遭遇则显得语焉不详。格里高利·杰维斯从海中打捞出来的尸体从来没有被讨论过，同样没被提及的，还有那最后的2分45秒，以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2分45秒？它们之所以很少被提及，我想可能是出于一种伤痛和敬意——关于失去挑战者号意味着什么的美国集体叙事的核心。
我很努力的不去想那最后几分钟。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想知道麦克·史密斯是否看到了他的舷窗外火光升腾，或者他当时在想些什么。在那点时间里，我大概会想起一切我能想起的事情。我不想沉溺于那个突如其来的寂静瞬间，或者让自己不断想像朱迪·雷斯尼克（Judy Resnik）发狂的找辅助氧气桶的样子。我也不想知道奥兹船长是否真的死于精神错乱。我试图向自己辩解，这些特定叙事的细节最终是无足轻重的。他们死了：这就是悲哀的事情，算了吧。
但不知为何，我没法不去想这些事情。五个人在从南极回家的路上死掉了，另外七个人在去太空的路上死掉了，死于雪白的冰原和燃烧的天空。12个生命终结于焦炭般的肉体、恐怖和麻木，都是因为一个小小的O型环的脆弱本质。
26岁那年夏天，我在南极待的久了，开始注意到光线的变化。在我的项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午夜的太阳开始不断下沉，越来越低，向地平线靠拢，闪耀着微弱的，奶油色的白炽光。我决定在回家之前徒步去一次城堡岩（位于罗斯岛的哈特角半岛中部），看一看冰川之上的火山风景。
一天清晨，我到麦克默多科考站的消防站拿上一个无线电设备，提交了一个徒步计划，与当天当值的人打了声招呼就出发了。我紧紧沿着每隔20英尺一个的路标往前走。天空难以置信的明亮，就像南极任何一个地方，闻不到任何一点气味。到处都是雪原，我能听到靴子踩在又干又冷的雪里，就像踩在泡沫塑料上，每走一步都发出吱吱叫的声音。
走到冰的尽头，我开始沿着一根弯弯曲曲的绳索往上爬。我的靴子紧紧蹬着脚下冰冷的火成岩——它们曾经是一个古老火山口的熔岩。到达岩顶时，我摔了一跤，精疲力尽，红色外套里热汗直流。我久久凝视着对面绵延不断的罗斯冰架。在我身后是埃里伯斯活火山和特罗尔山的尖顶，前方矗立着皇家学会岭，东边是开放的海域，星星点点的布满了平顶冰山。整个绵延起伏的科考基地——实验室、宿舍楼、直升机停机坪——全都消失在一片白色汪洋里。我想起了“旅行者一号”从太阳系边缘拍到的一张地球的照片。从37亿英里之外回望，我们的整个世界——人类的一切，也不过沧海一粟。
在“挑战者号”事故的同一年，两个美国人掉进了一个75英尺深的冰裂缝，救援队试图用滑轮把他们吊出地面，无奈他们夹得太紧，没法拉出来。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救援队只能听着他们哭，听着哭声变成哀嚎、尖叫，直到声音渐渐停止。到底是什么驱使我们走到这些地方——从极地的虚空到太空更广漠的虚空。即使走到世界的尽头，我们仍然无法逃离寒冷、抽痛的双腿、以及那些O型环的荒谬本质。但也许这正是我们奋斗的目的。也许在这样的浩瀚之中，当我们直面自身无法化简的本质，理智与理性的坚固垮掉了。在这样巨大的悖论之中，连科学家都可以相信一些更大的事物。张力越强，弓越紧，射得越远。
站在刺骨的空气里，我开始感到一阵极度的寒意。我的皮肤发潮，雪已经渗入到手腕的血管之中在城堡岩的顶端站久了，呼吸渐渐难以为继，我最后看了一眼那环绕着我的广袤无垠的空间。除了远处直升机的嗡嗡声，就只剩下绝对的寂静。“新大陆屋”与“发现屋”就在不远的某处，被冰封着，失去了时间性，顽强的顶着风。我紧紧抓住脚下那根磨损了的绳子，开始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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