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们泉州侨乡开发协会受市城市规划局之委托，就泉州市古城控规的修改进行调查研究时，讨论中得知会长许集美、副会长蔡载经、顾问组副组长王今生3人，在他们先后任晋江县长、泉州市长时曾保护过泉州的灵山圣墓、九日山和开元寺三处文物古迹，现就他们所谈情况记述如下：
许集美保护灵山圣墓
1949年9月，许集美任建国后第一任晋江县长（后县市分开时又为泉州市首任市长）时，一天，对泉州市地方史和考古工作深有研究的吴文良先生匆匆忙忙来向他报告，说东门外的灵山圣墓被当地群众挖去一些石头，据说，还要炸掉风动石（又称碧玉毬）取石，请县政府想办法加以保护。许集美初任县长，正忙于借粮、支前，恢复城市经济，还没有精力来考虑文物古迹的保护。他倾听吴文良先生的介绍，得知灵山圣墓建于唐代，是阿拉伯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派来中国传教的门徒三贤、四贤的墓葬。圣墓的结构独特，全由花冈石组成，是研究泉州伊斯兰教胜迹的重要文物，区内的风动石是名闻遐迩的文物，都应加以保护。
许集美十分赞许吴先生对泉州文化的研究，除表示感谢外，立即以晋江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发出布告（市文史资料18辑《追思吴文良先生》一文误为专署许集美专员），严禁挖掘圣墓和周围建筑的石头，切实做好保护。解放初，人民政府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布告张贴后，挖圣墓石立即停止，圣墓保护下来了。1987年圣墓被列入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许集美对我说：“这应该归功于吴文良先生，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他对吴先生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深表惋惜。
蔡载经保护九日山
1966年，晋江地委、专署决定在南安县丰州镇的晋江流域上，南连金鸡山、北接九日山处建设一座金鸡拦河闸，为灌溉晋江、南安和泉州三个县、市23个公社36万多亩的农田和泉州市的工业以及市区和沿海群众的生活用水，并于是年10月成立拦河闸建设指挥部。
建设拦河闸的工程浩大，需要五六万方的石料，对大量石料的来源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晋江北岸的九日山高达98米，遍布岩石，就地取材，既可缩短工时，又可以降低造价，解决经费之不足；另一种意见，即时任泉州市副市长、拦河闸指挥部副指挥蔡载经的意见，他认为九日山是泉州市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延福寺建于西晋太康九年，为闽南最早的佛教寺院。山上的亭、台、堂、阁数十处，多为石建筑，闻名于世。祈风石刻，记录了我国南宋时与世界各国贸易，每年两次船舶来往的情况。山上摩崖石刻自唐至清70多方，有“山中无石不刻字”之称，这些都应加以保护。两种意见，激烈争论相持不下。蔡载经将两种不同意见向当时分管这一工作的张海天副专员汇报，张海天同意蔡载经的意见，从九日山采石终于罢议，九日山石刻保护下来了。侨乡开发协会在一次讨论上，张海天对蔡载经说，幸亏你当年提了意见，保护九日山。蔡载经很谦虚地说：没有你的支持我是做不到的。
王今生保护开元寺
凡是到过泉州的人，不论是国内的或从国外来的，如果没有参观开元寺，都会觉得是一种遗憾。这不仅因为它是泉州著名的三大丛林之一，而且在其范围内还有作为泉州历史文化名城重要标志的东西塔。开元寺建于唐代，现存的紫云屏、天王殿、大雄宝殿、甘露戒坛、藏经阁、檀越祠、小开元等，组成我省最大的佛教建筑群，寺院的全木结构和雕刻艺术令国内外的建筑学家叹为观止。
这座闻名海内外的寺院，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却险遭厄运，幸得时任泉州市长的王今生出面将它保护下来。凡是年纪大一点的泉州人，几乎都知道王今生保开元寺，但经过的具体情况就说不清楚了。一天，在谈论中，我问王今生：“人家都说你‘文革’保护开元寺，《当代中国》一书亦有记载，到底您是怎样保护的？”王今生很谦虚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1966年破“四旧”时，有人跑来对我说，糟了，糟了：许多“红卫兵”在开元寺破“四旧”，您看怎么办？我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去看看。我立即到了开元寺，见了许多“红卫兵”在那里准备动手。我随即招呼他们过来，平心静气对他们说：我们商量一下，开元寺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破，也得请示省和国务院同意，我提一个办法，请大家考虑，我们买些篾屏，把这些佛庙围起来，你们看行吗？毕竟这些年青人，是我们的下一代，只要我们说得有理由，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的，最后他们同意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现在看来，确实是简单，可在当时却是不简单。市长是当权派、“走资派”，阻挡“红卫兵”破“四旧”，更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轻则批判、重点就游斗。正如蔡载经同志说的：王今生同志主要有两条：一是敢于挺身而出，不计个人得失；二是方法对头，用商量的办法。
说来，三位市长保护三处文物，经过都很简单：一个正确的主张，一项正确的决策。但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这需要具备其必不可少的条件。
本文原载《泉州文史资料》2001年12月第二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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