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歷史上的魏延，其才幹、智勇和功勳已是無可懷疑的了，那麼，他最後究竟背叛蜀漢沒有呢？
眾所周知，魏延是在諸葛亮去世以後，與丞相長史楊儀發生火併時失敗被殺的。對此，《三國志·蜀書·魏延傳》記載得十分清楚：
（建興十二年）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
魏延的意思很明白：第一，諸葛亮雖然去世，但北伐事業不能中斷，應當由他繼續“率諸軍擊賊”。這雖然有自視甚高，對諸葛亮死後的困難估計不足的成分，但與“背叛”二字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第二，論官品地位，論功績威望，都應當由他負責統率全軍，現在卻要他聽從一向與他水火不容的楊儀的號令，他心中實在不服。但是，這與“背叛”也根本不能劃等號。
如果魏延當時真的要背叛蜀漢，他可以有三種選擇：其一，率領本部在前線倒戈，投降司馬懿，這可以說是易如反掌。其二，按兵不動，等楊儀率大軍撤退以後，割據漢中，獨樹一幟，觀望形勢，待價而沽，如同當年的張魯一樣。憑著他多年鎮守漢中的威望和實力，這也是不難辦到的。其三，重施劉備奪取劉璋地盤的故伎，製造藉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殺回成都，篡奪蜀漢政權，然後再來對付楊儀一軍，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魏延並沒有選擇其中任何一條路，他僅僅主張由楊儀等人護喪還葬，而由他率軍繼續北伐，不要“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其心洞然可見，哪裡是要反叛呢？
當楊儀不理睬魏延的主張，徑自率大軍南撤之時，魏延長期鬱積的對楊儀的不滿爆發了。在盛怒之中，他率兵搶先南歸，與楊儀爭相上表朝廷，互相攻擊對方為叛逆。最後，雙方在南谷口刀兵相見，魏延失敗，被馬岱“追斬之”。所以，陳壽在《三國志·蜀書·魏延傳》中做了一個比較客觀的結論：
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諸葛）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但是，不管怎麼說，像魏延這樣一個身經百戰，勳勞赫赫的大將，在矢石交飛的戰場上迭經風險而不死，到頭來卻死於“自己人”的刀下；這還不算，當馬岱提著他的頭去報功時，狷狹陰狠的楊儀竟然“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三國志·蜀書·魏延傳》)這實在是一場悲劇！
這場悲劇的責任應該由誰承擔？
我認為，主要責任應該由魏延自己承擔。對此，《三國志·蜀書·魏延傳》記載得也十分清楚：
延每隨（諸葛）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
看來，魏延是一個剛強威猛，頗有點自高自大的人物，既有勇於任事、不畏艱難的優點，也有桀驁不馴、任性而行的缺點。在蜀漢立國之前和建國之初，上有劉備這個雄主統馭，左右有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等大將並立，魏延還不可能目中無人，他的缺點較多地受到控制，而他的優點則較好地得到發揮，在無數次的拼殺鏖戰中建立了累累功勳。隨著劉、關、張、馬、黃、趙等人相繼謝世，諸葛亮獨力支撐蜀漢大局，魏延成了開國元勳中碩果僅存的大將，地位越來越高，資格越來越老。這時，他那剛而自矜、目中無人的毛病就表現得越來越突出了。他以西漢王朝的開國元勳韓信自許，一心要自領一軍，與諸葛亮分道而出，建立吞強魏、復漢業的蓋世奇功。而且，他也確實提出過直出褒中，奇襲長安的妙計。但是，諸葛亮沒有采納他的妙計，對他分兵的要求也總是“制而不許”。這就使他常常感到不那麼得志，對諸葛亮頗有牢騷，甚至認為諸葛亮過於膽小，“嘆恨己才用之不盡”。只是由於對諸葛亮心存畏懼，他還不得不有所顧忌。另一方面，同僚們對他處處讓三分，惟獨楊儀卻偏偏不買他的帳，老是同他爭長論短，這當然要引起他的不快，久而久之，雙方竟“有如水火”。“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三國志·蜀書·費禕傳》)因此，當諸葛亮病逝，由楊儀統兵撤退，要他斷後時，他再也按捺不住不滿的情緒，竟然失去了理智，忘記了大敵當前，三軍新失統帥，亟需加強團結，穩定軍心，卻非要同楊儀見個高低。不管魏延可以舉出多少理由，這種先小忿而忘大局的行為顯然是十分錯誤的，當然也是不得人心的。所以，儘管他一向“善養士卒”，到了這個時候，卻是“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魏延傳》）魏延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帶著兒子逃跑，終於丟了老命。半世威名，毀於一旦，鑄成了千載悲劇。
魏延死後七年，即後主延熙四年(241)，蜀人楊戲著《季漢輔臣贊》，給魏延下了這樣幾句評語：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
折衝外御，鎮保國境。
不協不和，忘節言亂，
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這段讚語，肯定了魏延“折衝外御，鎮保國境”的功勞，嘆惜他不能善始善終，指出根源在於他那“不協不和”的性格。這個評價是比較公允的。所以，人們有理由說魏延並未背叛蜀漢，但也同樣有理由說他的悲劇是咎由自取。
不過，我們還應該看到，對於魏延善始而不能善終的悲劇，身為統帥的諸葛亮也是有一定責任的。
首先，諸葛亮對魏延的使用確實不像劉備那麼放得開手。劉備在世時，雖然手下良將眾多，卻一直把魏延視為特達卓異之才，委以方面之任，讓他長期鎮守漢中，屏障益州，可謂用之不疑。而諸葛亮呢，儘管北伐時良將寥寥，可與魏延頡頏者幾乎沒有，但他對魏延總是不那麼放心，既不認真考慮魏延的重要建議，也不願讓魏延分兵而進。這種頗有保留的用人態度，自然要使心高氣傲的魏延感到不快，不能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可悲的是，諸葛亮與魏延並無私怨，他的忠誠勤謹、光明磊落、嚴於律己、賞罰公平，都是舉世公認的；他也比較注意選賢任能，培養了一些人才。但是，可能正是由於他律己甚嚴吧，他在衡量和使用人才時，不知不覺地比較偏愛那些穩重溫馴、謹言慎行的人；而對那種頗有才幹而鋒芒畢露的人，對那種優點突出缺點也明顯的人，對那種好提意見時有牢騷的人，總是不那麼喜歡，往往不能充分發揮他們各自的長處，對魏延就是如此。對於最高統帥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片面性，也是諸葛亮不及劉備之處。
其次，在處理魏延與楊儀的矛盾問題上，諸葛亮雖然“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三國志·蜀書·楊儀傳》)，卻一直未能採取妥善措施，眼看著二人由日常意氣之爭發展到尖銳對立，“有如水火”的地步。儘管他在主觀上“不忍有所偏廢”，但由於魏延常在前鋒迎敵，而楊儀一直在身邊辦事，對二人倚重的程度實際上還是有所不同。特別是在他臨終之時，如果把魏、楊二人叫到一起，曉之以大義，託之以後事，二人的矛盾即使不能渙然冰釋，至少也可以暫時緩和一下。遺憾的是，諸葛亮僅僅把楊儀、費禕、姜維等人找來安排後事，卻把魏延排除在外，只是留給他一個“斷後”的命令。既然魏延身為第一號大將，這樣做顯然是不大妥當的。魏、楊矛盾的激化，不能不說與此有關。
今天，我們越是敬佩諸葛亮的高風亮節，就越是為他沒有處理好魏延問題而惋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魏延的悲劇多少反映了蜀漢政權人才不盛，難乎為繼的悲劇。（待續）
作者簡介：沈伯俊，1946年4月生於重慶，原籍安徽廬江。1970年畢業於四川大學外文系。1980年參加經國務院批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招收研究人員考試，以四川省文學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歷任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南開大學教授、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西遊記》文化研究會理事、四川三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系四川省學術帶頭人、四川省專家評議（審）委員會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長期研究明清文學，主攻明清小說。主要著作有：《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合著，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三國演義辭典》（合著，巴蜀書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國演義》（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整理本（巴蜀書社1993年11月）、《三國漫談》（巴蜀書社1995年2月）、《三國演義》評點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三國演義》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羅貫中和〈三國演義〉》（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三國漫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西遊記》校注本（嶽麓書社2002年8月）、《圖說三國》（主編並撰文，成都地圖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說三國》（中華書局2005年12月）、《賞味三國》（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遊三國》（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國演義大辭典》（中華書局2007年7月）、《羅貫中與〈三國演義〉》（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07年11月）、《你不知道的三國》（文匯出版社2008年1月）、《三國志通俗演義》校注本（文匯出版社2008年4月）、《三國演義（名家批註圖文本）》（鳳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校點《後水滸傳》、《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等6部明代小說。選編《〈水滸〉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1994年3月）。發表學術論文210餘篇，短評、札記、隨筆等230餘篇。其中，《三國演義辭典》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韓國出版韓文版；《三國漫談》亦在韓國出版韓文版；幾種《三國》整理本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被譽為“沈本《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時期《三國演義》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被國內外同行譽為“權威的《三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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