皿方罍，是迄今出土最大最精美的青銅方罍，被譽為“方罍之王”。1919年，它於亂世重見天日，然而，器身與器蓋卻離散近九十年。2014年，湖南人用“眾籌”的方式，以2000餘萬美元洽購器身回國，最終讓國寶合體。不可思議的天價、百年漂泊的故事，使其在2018年登上央視《國家寶藏》，併成為最終入選特展的九件“國寶”之一。
方罍之王的身世究竟有多坎坷，今天，“北京日報紀事”就帶大家挖一挖皿方罍身首異處的曲折故事。
皿方罍
1919年，中國動盪不安。湖南省桃源縣，亂世中偏安一隅，皿方罍選擇在這裡出世，卻依然躲不過多舛的命運。《桃源縣誌》記載，“民國八年，水田鄉農人艾清宴耕田於茅山峪山下，挖得古鼎一尊，不識為何物。”
湖南省博物館曾多次派專家到茅山峪考察。在村民口述中，艾清宴當時還是個十來歲的孩子，有一回，他扛著糞耙前往外婆家請人抬棺材，路上不小心踩塌了一堆土，土堆裡面赫然有一個大黑疙瘩，汙泥中仍光澤閃爍。艾清宴喊家人把它挖了出來，自此成了村民中口口相傳的古鼎怪器。
5年之後，益陽古董商石瑜璋慕名而來，一看此物，就願意出400大洋收走。當時正好是午餐時間，艾清宴的大哥回家聽說怪器要被人買走了，就拿上蓋子去漆家河的新民學校，找校長鍾逢雨“掌眼”：“如此破銅，怎麼值這麼多錢？”
鍾校長看到蓋子上“父己尊彝”幾個蝌蚪文，知道此物非同一般，他留下蓋子，表示願意出800大洋購買全器。艾清宴的大哥畢竟年輕氣盛，還未到村裡，就大喊“發財了，發大財了”。石瑜璋聞聲，心知這筆生意要黃，慌忙中抱著近百斤的器身跑出了村。
誰也沒料到，石瑜璋這一逃，方罍從此身首分離，離散無常，一去就是近百年。
鍾逢雨牽掛著器身，就在1925年6月11日的《大公報》上發表文章，題為“桃源發現商朝太廟古物，惜為他人私行購去”，斥責石瑜璋“僅以洋銀百元估買入手，希圖媚外漁利”，是“全國公敵”，並懇請當局沿途檢查。
這一文物流失事件，還引起了教育總長章士釗的注意，要求湖南省追查。
7月5日、7月26日，《大公報》又連續追蹤報道：長沙內務司發出23號訓令，要求石瑜璋所在的益陽縣盡力偵辦。然而，兵荒馬亂，即便已經追查到器身就在長沙的楊克昌古玩店，政府仍未查扣，只要求石瑜璋5日內歸案。
讓人扼腕又無可奈何的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物保護法是在1927年後的將近十年裡，才相繼起草、擬訂的。種種“時差”滯後，讓內外勾結倒賣古玩的商人佔盡便宜。1926年段祺瑞政府倒臺後，“追繳”方罍的政令旋即成空。
這時軍閥混戰，湘軍正從川、黔軍閥手中收復湘西，地方政權就在駐軍首領周磐手中。奸商石瑜璋仍想得到蓋子，遂向湘軍首領周磐求助。說起這位團長，當年還真是號人物，他是彭德懷平江起義前的上司，與彭德懷曾有生死之交，後來因為志向不合分道揚鑣。
據《周磐自傳》，1925年4月到6月，周磐駐軍於桃源縣漆家河。石瑜璋託人找到周磐，出價5萬塊銀元，希望幫忙購回方罍之蓋，並許諾事成之後再給3萬塊銀元作為酬勞。周磐一聽，感覺此事非同小可，但當面並未答應。
石某走後，周磐趕去常德向師長賀耀祖作了彙報，賀耀祖求財心切，迅速派兵到鍾校長家裡搜尋，但無功而返。
軍方如此興師動眾，鍾校長擔心懷璧其罪，就找到周磐，主動表示要將方罍之蓋捐給國家，但求資助興學。周磐當即支付給鍾校長5000塊銀元與5000元期票，卻將方罍蓋據為己有。
鍾逢雨用方罍之資，興辦教育，新民學校成為當時四鄰八縣最好的學校。2002年，湧泉學校恢復原名新民學校，鍾逢雨銅像至今仍佇立在校園裡。
周磐私藏國寶，小節有失，大節更是難保。1926年北伐戰爭爆發後，周磐升任師長，軍事力量增強，為他個人保存方罍蓋提供了保障。
蔣介石逃往臺灣後，周磐跟隨宋希濂逃到大西南，任第14兵團副司令官，1950年在昆明被俘。1952年，在鎮反運動中，周磐向新中國政府寫了一份“補充坦白材料”，主動交代了皿方罍出土和流轉的詳細經過，並獻出蓋子，以期“立功贖罪”。不過，他最終沒有逃過吃槍子的命運。
1952年4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將罍蓋轉交給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956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與湖南省博物館合併，罍蓋又移交給了湖南省博物館，從此安好。
不過，由於交接時並未說明緣由，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湖南文博專家並不清楚方罍蓋的來歷，只知有蓋，不知有身。一個偶然的機會，湖南省博物館時任館長、青銅器專家高至喜在檔案中發現了周磐的“補充坦白材料”，才知道方罍蓋的身世。
高至喜多方打聽器身下落，卻在國外的著作中發現，罍身早已從長沙流散到了海外。
1928年，法國學者著有《中國藝術史》一書，書中有皿方罍的照片，據其記載，皿方罍曾輾轉流傳於包爾祿、姚叔來、盧芹齋等20世紀早期知名的古董商之手。另外，日本學者梅原末治1933年出版的《支那古銅精華彝器部》亦著錄此器，稱為巴黎盧氏（盧芹齋）藏。
從長沙到上海，器身的第一位收藏者是英國商人、收藏家包爾祿。
包爾祿1877年出生於上海，是中德混血兒，在做貿易的同時，還買走了大量中國藝術品。他以80萬美元購得器身，獲知器蓋尚在湖南，又託石瑜璋以14萬銀元代為購買。石瑜璋為利所動，冒險回到桃源，不料被賀耀祖的軍隊抓了個正著，不僅入獄一年，還被罰款12000銀元才獲釋放。
包爾祿並未就此罷手。沒過多久，他又託人直接找到周磬，欲以20萬塊銀元購買方罍蓋，但周磐獅子大開口，索價50萬美元，以至終未成交。
到了1928年前後，此器收藏在姚叔來、盧芹齋手中。他倆都與民國四大元老之一張靜江脫不開關係。姚叔來是張靜江的妻弟，盧芹齋則是張靜江的僕人。1902年，張靜江在巴黎開設“運通”公司，售賣中國古董，將收入資助孫中山，支援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後，張靜江回國，盧芹齋留在法國，成了國際著名的文物販子，昭陵六駿中的“颯露紫”和“拳毛騧”就是他賣到國外的。
亂世無法度，這也意味著抗戰前盧芹齋所有盜賣古物的罪名，都將不了了之。因為公訴、懲罰對他缺乏約束而且於法無據，他不僅逃脫了法律制裁，而且更加有恃無恐，甚至問心無愧地飄飄然起來，還自詡為發揚中華文明的海外使者。
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盧芹齋當年那些商業憑證，如今成了他不打自招的確鑿罪證。2013年，法國漢學家羅拉女士經過數年研究，出版了《盧芹齋傳》，其文物交易中的往來信函、賬目、訂單、圖版等史料，也浮出水面，皿方罍圖錄正是其中一例。
在羅拉揭示的鏈條裡，盧芹齋隨時瞭解西方博物館與大藏家的需求，還在國內建立了高效率的採購偷運網絡，使販賣文物成為一個跨國生意。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皿方罍曾經被盧芹齋倒賣，而為盧芹齋作傳的羅拉恰好是佳士得高級副總裁、中國瓷器與藝術品部國際主管，在方罍器身的迴歸中，她也參與談判，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
在國內，高至喜繼續關注著方罍器身的流轉。自1936年出版的黃浚《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和1940年印行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之後，器身就再無音訊了。
1964年，高至喜綜合自己對皿方罍的研究，在主編《湖南省文物圖錄》時，先行刊佈了方罍蓋的材料，並稱皿方罍為“方罍之王”。1989年，高至喜又在《中國文物報》上撰文記述了皿方罍身首分離的曲折傳奇。
直到1992年的一天，湖南博物館前館長熊傳薪接到了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的電話。熊傳薪在接受北京日報紀事記者採訪時回憶，當時對方肯定地說，方罍身找到了，就在日本收藏家新田棟一手裡。熊傳薪深知馬承源在青銅器研究領域裡的地位，對這一結論並未存疑。
馬承源，是從地下黨成長起來的專家，有“中國青銅文物鑑定第一人”的美譽，他為上海博物館收集了數以萬計的珍貴青銅器，其專著《中國青銅器研究》《中國青銅器》更是開創了全新的中國青銅器分期體系。
1992年，馬承源應邀出席日本的一次文博會議，會議結束，他沒有跟著大部隊去賞櫻花，而是拜訪了自己的老朋友新田棟一。
新田棟一，原名彭凱棟，出生在日本佔領下的臺灣，雖然改名換姓赴日發展，可依然鄉音未改，說一口地道的閩南話和不太標準的普通話。在日本，他的事業相當順利，而收藏一直是他的私人愛好，也是他懷鄉的一種方式。
1952年的一場大病之後，新田專收佛像，因此青銅器並未擺在藏品中的醒目位置，但馬承源的目光卻一下聚焦到一件威儀華美、似曾相識的青銅器上。他立刻判定，眼前這件青銅器與湖南省博館藏的器蓋應為一體。
馬館長的學生周亞說，老師的眼睛像放大鏡，能見常人不能見的細微之處。當時判定的依據有三：其一，器蓋與器身銘文基本一致；其二，器蓋與器身的形制特點吻合；其三，皿方罍的紋樣很有特點，其上的獸面紋極為特殊。
馬承源與皿方罍如同久別重逢，百感交集。新田聽說蓋子有了下落，則欣喜若狂。
新田自述，1950年，自己創業正艱，但在日本收藏家淺野梅吉處看到此器，愛不釋手，仍重金購得。為補無蓋之憾，他還曾在英國佳士得拍得一春秋時代的方形器蓋，但蓋的大小、紋飾、顏色均與原罍身不符，只得擺在旁邊。
聽說真正的蓋子就在湖南省博物館，新田恨不得馬上飛過去。熊傳薪說，他對新田的來信早有準備，遂將蓋的尺寸報給了新田。新田核對後發現，湖南館藏的方罍蓋正好可以蓋上他私藏的方罍身。
當80歲高齡的新田專程來到博物館，親眼看到方罍蓋時，他說“我彷彿找到了失散40年的孩子，陶醉在團圓的幸福中”。
1993年春，高至喜、熊傳薪、副館長陳建明受邀踏上了東京之旅。新田棟一的家在東京六本木，距中國大使館不遠，是一棟獨棟三層別墅，他的私人藏品，佔據了整個別墅。
“罍蓋已相當精美，器身更讓人吃驚，自然期待它珠聯璧合的樣子。”熊傳薪回憶，當時在新田家裡住了一個多星期，仔細查看了器身的銘文、紋飾、鑄造工藝，並對大小尺寸等做了記錄。賓主雙方徹夜暢談，話題始終圍繞著同一個主題：這件分離了半個多世紀的皿方罍，應早日團圓。
可是怎麼團圓呢？新田重複著他可以重金購買方罍蓋的想法，湖南人則動員新田將方罍身捐給省博物館。新田希望身蓋合一在日本，湖南人指望方罍身早日歸故里。雙方始終未能達成一致。
在餞行的餐桌上，新田仍認為：“這就好比一個茶杯，蓋子在你們那兒，杯身在我這兒，但是杯身是主要的，蓋子是次要的，所以你們應該把這個賣給我。”
熊傳薪明確表示，博物館的東西不能賣。新田又想出個主意，願意出資20萬美金給湖南省博物館捐建一座大樓用作陳列，外加捐贈一西周初期的精美方形蓋以換取皿方罍蓋。
熊傳薪坦言自己有些動心，畢竟當時博物館一窮二白，展覽條件更是捉襟見肘。不過，以迴流文物為己任的博物館，怎麼能讓國寶流出去呢？
1993年3月31日，新田向湖南省博物館致《請願暨陳情書》，表示對皿方罍“身蓋合一”的期盼，並表示捐贈不是投資，20萬美金雖然微不足道，但由於日本稅法所限，只能捐這麼多。1993年12月，此事向省文物廳、國家文物局層層報告。不過，正如熊傳薪所預想的，捐贈交換方案行不通。
收藏家都希望自己的藏品是完整的，更何況是絕世精品。捐贈方案無果後，湖南方面和新田仍保持著聯繫，反覆磋商合展合體之事。
先是湖南提出在上海博物館合展，不過該計劃由於新田對罍身能否返回日本有所顧慮，且罍身通關不符合相關法律而夭折。隨後，新田又提出在新加坡博物館聯合展出。這一次，湖南方面沒有同意。“合一的努力，幾次都沒成功。”提起這段往事，熊傳薪不無遺憾。畢竟，除了讓國寶團聚的赤誠之心，還有國情、法律等種種現實問題難以逾越。
新田也只好將方罍身和蓋拓片放到一起，聊以自慰。
作為文物流失國，我們為什麼不能動用法律手段追討呢？
專家解釋，我國在1970年與1995年簽署的兩份國際公約，都留了“後門”：一是追溯期限有相應限制，二是公約只對簽署協議的國家才生效，且不是“強行法”，約束力甚微。因此追討中常見的現象是，在文物幾經轉手之後，一些國外博物館與收藏者常以“善意取得”為理由進行搪塞。而對於皿方罍這類文物來說，既非戰爭掠奪流出，又非被盜走失，很難追討。
如果新田不願意捐，要想取回器身，只能通過買賣交易。而正如熊傳薪所說，“1993年那會兒，對那麼大一筆錢沒有概念，那個價格想都不敢想，根本沒辦法向對方開口啊。”
那麼，皿方罍最終是如何實現合體的，歡迎繼續關注“北京日報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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