皿方罍，是迄今出土最大最精美的青铜方罍，被誉为“方罍之王”。1919年，它于乱世重见天日，然而，器身与器盖却离散近九十年。2014年，湖南人用“众筹”的方式，以2000余万美元洽购器身回国，最终让国宝合体。不可思议的天价、百年漂泊的故事，使其在2018年登上央视《国家宝藏》，并成为最终入选特展的九件“国宝”之一。
方罍之王的身世究竟有多坎坷，今天，“北京日报纪事”就带大家挖一挖皿方罍身首异处的曲折故事。
皿方罍
1919年，中国动荡不安。湖南省桃源县，乱世中偏安一隅，皿方罍选择在这里出世，却依然躲不过多舛的命运。《桃源县志》记载，“民国八年，水田乡农人艾清宴耕田于茅山峪山下，挖得古鼎一尊，不识为何物。”
湖南省博物馆曾多次派专家到茅山峪考察。在村民口述中，艾清宴当时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有一回，他扛着粪耙前往外婆家请人抬棺材，路上不小心踩塌了一堆土，土堆里面赫然有一个大黑疙瘩，污泥中仍光泽闪烁。艾清宴喊家人把它挖了出来，自此成了村民中口口相传的古鼎怪器。
5年之后，益阳古董商石瑜璋慕名而来，一看此物，就愿意出400大洋收走。当时正好是午餐时间，艾清宴的大哥回家听说怪器要被人买走了，就拿上盖子去漆家河的新民学校，找校长钟逢雨“掌眼”：“如此破铜，怎么值这么多钱？”
钟校长看到盖子上“父己尊彝”几个蝌蚪文，知道此物非同一般，他留下盖子，表示愿意出800大洋购买全器。艾清宴的大哥毕竟年轻气盛，还未到村里，就大喊“发财了，发大财了”。石瑜璋闻声，心知这笔生意要黄，慌忙中抱着近百斤的器身跑出了村。
谁也没料到，石瑜璋这一逃，方罍从此身首分离，离散无常，一去就是近百年。
钟逢雨牵挂着器身，就在1925年6月11日的《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题为“桃源发现商朝太庙古物，惜为他人私行购去”，斥责石瑜璋“仅以洋银百元估买入手，希图媚外渔利”，是“全国公敌”，并恳请当局沿途检查。
这一文物流失事件，还引起了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注意，要求湖南省追查。
7月5日、7月26日，《大公报》又连续追踪报道：长沙内务司发出23号训令，要求石瑜璋所在的益阳县尽力侦办。然而，兵荒马乱，即便已经追查到器身就在长沙的杨克昌古玩店，政府仍未查扣，只要求石瑜璋5日内归案。
让人扼腕又无可奈何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物保护法是在1927年后的将近十年里，才相继起草、拟订的。种种“时差”滞后，让内外勾结倒卖古玩的商人占尽便宜。1926年段祺瑞政府倒台后，“追缴”方罍的政令旋即成空。
这时军阀混战，湘军正从川、黔军阀手中收复湘西，地方政权就在驻军首领周磐手中。奸商石瑜璋仍想得到盖子，遂向湘军首领周磐求助。说起这位团长，当年还真是号人物，他是彭德怀平江起义前的上司，与彭德怀曾有生死之交，后来因为志向不合分道扬镳。
据《周磐自传》，1925年4月到6月，周磐驻军于桃源县漆家河。石瑜璋托人找到周磐，出价5万块银元，希望帮忙购回方罍之盖，并许诺事成之后再给3万块银元作为酬劳。周磐一听，感觉此事非同小可，但当面并未答应。
石某走后，周磐赶去常德向师长贺耀祖作了汇报，贺耀祖求财心切，迅速派兵到钟校长家里搜寻，但无功而返。
军方如此兴师动众，钟校长担心怀璧其罪，就找到周磐，主动表示要将方罍之盖捐给国家，但求资助兴学。周磐当即支付给钟校长5000块银元与5000元期票，却将方罍盖据为己有。
钟逢雨用方罍之资，兴办教育，新民学校成为当时四邻八县最好的学校。2002年，涌泉学校恢复原名新民学校，钟逢雨铜像至今仍伫立在校园里。
周磐私藏国宝，小节有失，大节更是难保。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周磐升任师长，军事力量增强，为他个人保存方罍盖提供了保障。
蒋介石逃往台湾后，周磐跟随宋希濂逃到大西南，任第14兵团副司令官，1950年在昆明被俘。1952年，在镇反运动中，周磐向新中国政府写了一份“补充坦白材料”，主动交代了皿方罍出土和流转的详细经过，并献出盖子，以期“立功赎罪”。不过，他最终没有逃过吃枪子的命运。
1952年4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将罍盖转交给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6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湖南省博物馆合并，罍盖又移交给了湖南省博物馆，从此安好。
不过，由于交接时并未说明缘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湖南文博专家并不清楚方罍盖的来历，只知有盖，不知有身。一个偶然的机会，湖南省博物馆时任馆长、青铜器专家高至喜在档案中发现了周磐的“补充坦白材料”，才知道方罍盖的身世。
高至喜多方打听器身下落，却在国外的著作中发现，罍身早已从长沙流散到了海外。
1928年，法国学者著有《中国艺术史》一书，书中有皿方罍的照片，据其记载，皿方罍曾辗转流传于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20世纪早期知名的古董商之手。另外，日本学者梅原末治1933年出版的《支那古铜精华彝器部》亦著录此器，称为巴黎卢氏（卢芹斋）藏。
从长沙到上海，器身的第一位收藏者是英国商人、收藏家包尔禄。
包尔禄1877年出生于上海，是中德混血儿，在做贸易的同时，还买走了大量中国艺术品。他以80万美元购得器身，获知器盖尚在湖南，又托石瑜璋以14万银元代为购买。石瑜璋为利所动，冒险回到桃源，不料被贺耀祖的军队抓了个正着，不仅入狱一年，还被罚款12000银元才获释放。
包尔禄并未就此罢手。没过多久，他又托人直接找到周磬，欲以20万块银元购买方罍盖，但周磐狮子大开口，索价50万美元，以至终未成交。
到了1928年前后，此器收藏在姚叔来、卢芹斋手中。他俩都与民国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脱不开关系。姚叔来是张静江的妻弟，卢芹斋则是张静江的仆人。1902年，张静江在巴黎开设“运通”公司，售卖中国古董，将收入资助孙中山，支援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后，张静江回国，卢芹斋留在法国，成了国际著名的文物贩子，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就是他卖到国外的。
乱世无法度，这也意味着抗战前卢芹斋所有盗卖古物的罪名，都将不了了之。因为公诉、惩罚对他缺乏约束而且于法无据，他不仅逃脱了法律制裁，而且更加有恃无恐，甚至问心无愧地飘飘然起来，还自诩为发扬中华文明的海外使者。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卢芹斋当年那些商业凭证，如今成了他不打自招的确凿罪证。2013年，法国汉学家罗拉女士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卢芹斋传》，其文物交易中的往来信函、账目、订单、图版等史料，也浮出水面，皿方罍图录正是其中一例。
在罗拉揭示的链条里，卢芹斋随时了解西方博物馆与大藏家的需求，还在国内建立了高效率的采购偷运网络，使贩卖文物成为一个跨国生意。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皿方罍曾经被卢芹斋倒卖，而为卢芹斋作传的罗拉恰好是佳士得高级副总裁、中国瓷器与艺术品部国际主管，在方罍器身的回归中，她也参与谈判，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在国内，高至喜继续关注着方罍器身的流转。自1936年出版的黄浚《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和1940年印行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之后，器身就再无音讯了。
1964年，高至喜综合自己对皿方罍的研究，在主编《湖南省文物图录》时，先行刊布了方罍盖的材料，并称皿方罍为“方罍之王”。1989年，高至喜又在《中国文物报》上撰文记述了皿方罍身首分离的曲折传奇。
直到1992年的一天，湖南博物馆前馆长熊传薪接到了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的电话。熊传薪在接受北京日报纪事记者采访时回忆，当时对方肯定地说，方罍身找到了，就在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手里。熊传薪深知马承源在青铜器研究领域里的地位，对这一结论并未存疑。
马承源，是从地下党成长起来的专家，有“中国青铜文物鉴定第一人”的美誉，他为上海博物馆收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青铜器，其专著《中国青铜器研究》《中国青铜器》更是开创了全新的中国青铜器分期体系。
1992年，马承源应邀出席日本的一次文博会议，会议结束，他没有跟着大部队去赏樱花，而是拜访了自己的老朋友新田栋一。
新田栋一，原名彭凯栋，出生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虽然改名换姓赴日发展，可依然乡音未改，说一口地道的闽南话和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在日本，他的事业相当顺利，而收藏一直是他的私人爱好，也是他怀乡的一种方式。
1952年的一场大病之后，新田专收佛像，因此青铜器并未摆在藏品中的醒目位置，但马承源的目光却一下聚焦到一件威仪华美、似曾相识的青铜器上。他立刻判定，眼前这件青铜器与湖南省博馆藏的器盖应为一体。
马馆长的学生周亚说，老师的眼睛像放大镜，能见常人不能见的细微之处。当时判定的依据有三：其一，器盖与器身铭文基本一致；其二，器盖与器身的形制特点吻合；其三，皿方罍的纹样很有特点，其上的兽面纹极为特殊。
马承源与皿方罍如同久别重逢，百感交集。新田听说盖子有了下落，则欣喜若狂。
新田自述，1950年，自己创业正艰，但在日本收藏家浅野梅吉处看到此器，爱不释手，仍重金购得。为补无盖之憾，他还曾在英国佳士得拍得一春秋时代的方形器盖，但盖的大小、纹饰、颜色均与原罍身不符，只得摆在旁边。
听说真正的盖子就在湖南省博物馆，新田恨不得马上飞过去。熊传薪说，他对新田的来信早有准备，遂将盖的尺寸报给了新田。新田核对后发现，湖南馆藏的方罍盖正好可以盖上他私藏的方罍身。
当80岁高龄的新田专程来到博物馆，亲眼看到方罍盖时，他说“我仿佛找到了失散40年的孩子，陶醉在团圆的幸福中”。
1993年春，高至喜、熊传薪、副馆长陈建明受邀踏上了东京之旅。新田栋一的家在东京六本木，距中国大使馆不远，是一栋独栋三层别墅，他的私人藏品，占据了整个别墅。
“罍盖已相当精美，器身更让人吃惊，自然期待它珠联璧合的样子。”熊传薪回忆，当时在新田家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仔细查看了器身的铭文、纹饰、铸造工艺，并对大小尺寸等做了记录。宾主双方彻夜畅谈，话题始终围绕着同一个主题：这件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的皿方罍，应早日团圆。
可是怎么团圆呢？新田重复着他可以重金购买方罍盖的想法，湖南人则动员新田将方罍身捐给省博物馆。新田希望身盖合一在日本，湖南人指望方罍身早日归故里。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在饯行的餐桌上，新田仍认为：“这就好比一个茶杯，盖子在你们那儿，杯身在我这儿，但是杯身是主要的，盖子是次要的，所以你们应该把这个卖给我。”
熊传薪明确表示，博物馆的东西不能卖。新田又想出个主意，愿意出资20万美金给湖南省博物馆捐建一座大楼用作陈列，外加捐赠一西周初期的精美方形盖以换取皿方罍盖。
熊传薪坦言自己有些动心，毕竟当时博物馆一穷二白，展览条件更是捉襟见肘。不过，以回流文物为己任的博物馆，怎么能让国宝流出去呢？
1993年3月31日，新田向湖南省博物馆致《请愿暨陈情书》，表示对皿方罍“身盖合一”的期盼，并表示捐赠不是投资，20万美金虽然微不足道，但由于日本税法所限，只能捐这么多。1993年12月，此事向省文物厅、国家文物局层层报告。不过，正如熊传薪所预想的，捐赠交换方案行不通。
收藏家都希望自己的藏品是完整的，更何况是绝世精品。捐赠方案无果后，湖南方面和新田仍保持着联系，反复磋商合展合体之事。
先是湖南提出在上海博物馆合展，不过该计划由于新田对罍身能否返回日本有所顾虑，且罍身通关不符合相关法律而夭折。随后，新田又提出在新加坡博物馆联合展出。这一次，湖南方面没有同意。“合一的努力，几次都没成功。”提起这段往事，熊传薪不无遗憾。毕竟，除了让国宝团聚的赤诚之心，还有国情、法律等种种现实问题难以逾越。
新田也只好将方罍身和盖拓片放到一起，聊以自慰。
作为文物流失国，我们为什么不能动用法律手段追讨呢？
专家解释，我国在1970年与1995年签署的两份国际公约，都留了“后门”：一是追溯期限有相应限制，二是公约只对签署协议的国家才生效，且不是“强行法”，约束力甚微。因此追讨中常见的现象是，在文物几经转手之后，一些国外博物馆与收藏者常以“善意取得”为理由进行搪塞。而对于皿方罍这类文物来说，既非战争掠夺流出，又非被盗走失，很难追讨。
如果新田不愿意捐，要想取回器身，只能通过买卖交易。而正如熊传薪所说，“1993年那会儿，对那么大一笔钱没有概念，那个价格想都不敢想，根本没办法向对方开口啊。”
那么，皿方罍最终是如何实现合体的，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日报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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