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鍾正生 張璐 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高級研究員
來源 |《中國外匯》2020年第5期
要點
總結本次疫情中的經濟表現與政策應對，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的潛力和薄弱環節，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和待加強之處。
2020年年初，中美經過一年半的博弈交鋒，達成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中國經濟經過2018下半年以來的明顯減速之後，前期宏觀政策的效果逐步顯現，從而獲得了企穩的內外基礎。正在各方對中國經濟的判斷趨於樂觀之際，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成為對經濟韌性、國家治理的新考驗。隨著疫情逐漸得到控制，有必要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變革的方向以及經濟治理現代化的方向做進一步的思考，以獲得轉危為機的力量。
疫情中的“強”與“弱”
總結本次疫情中的經濟表現與政策應對，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的潛力和薄弱環節，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和待加強之處。
經濟層面，線上業態展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根據國內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公司QuestMobile發佈的數據，中國移動互聯網日人均使用時長，2020年春節前為6.1小時，春節期間為6.8小時；春節假期之後，由於遠程辦公、學習的需求上升，進一步增加至7.3小時，接近8小時工作制大關。而2019年春節還只有5.6小時。其中，效率辦公日均活躍用戶上漲近4000萬，在線視頻、K12（基礎教育）分別上漲2400萬左右。春節後，日人均App使用個數超過9.5個。商務用戶人群活躍時段從早10點持續到晚8點，基本沒有太多低谷；生鮮電商日活躍用戶從平日的不到800萬，在春節期間突破了1000萬，節後再次突破1200萬。疫情時期，線上消費、辦公、教育等對線下功能起到了良好的替代承接。其蘊含的效率提升和成本節約，對於日後的經濟增長也將有良好的促進作用。
而現金流緊缺的中小企業、依賴高週轉的地產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的出口企業，暴露出明顯的脆弱性。具體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本次疫情發生在春節消費高峰（歷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佔到全年的16%左右，近五年春節黃金週旅遊總收入也佔到全年10%以上），因此造成的消費缺失，給餐飲住宿、娛樂旅遊等行業造成了嚴重損失。西貝的“貸款發工資也撐不過3個月”引發廣泛關注。而現金流更為緊缺、融資更難、房租等固定成本壓力更大的中小企業，無疑是最脆弱的環節。二是在疫情影響下，今年春節的房地產銷售停滯達到17天，比去年多出整整10天。銷售回款在房地產投資資金來源中佔到50%左右，銷售停滯對地產企業的資金週轉壓力不言而喻，尤其是更依賴於高週轉的房企。2月16日，龍頭房企中國恆大以“全國七五折大促”打響了房企突圍的第一槍。三是疫情對人員返工造成了阻礙。當前，由於中國流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達到16.86%，因而勞動力返工大幅推遲，勢必會導致部分出口企業無法按時交付訂單。另外，也發生了出口貨物因對疫情的擔憂而被拒收的現象。這對於缺乏核心競爭力、成本比較優勢正加速喪失的企業而言，無異於雪上加霜。復工拖得越久，訂單永久性流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政策層面，迅速動員組織的制度優勢最為突出。從武漢的暫時“封城”，到調動各方人員與物資前往湖北；從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的快速建立，到全國19個省市對口支援湖北16個地級市，以及各地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一級響應，這種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對於疫情控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評價說，“中方行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同時，相應的財政貨幣政策也迅速啟動，且措施較為全面。
但在這場國家治理能力的“大考”中，也暴露出若干有待加強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在疾病預防控制環節暴露出報告、預警、決策機制的漏洞：疫情最初重視不足，存在信息失真；紅十字會對社會捐贈的信息披露不足引發詬病；武漢封城之後面對醫療資源不足，沒有及時採取集中隔離，導致疫情在家庭內部、鄰里之間廣泛擴散等。二是中國公共醫療支出長期不足的問題凸顯。2016年中國人均醫療衛生支出只有398美元，遠低於美國的9870美元、日本的4233美元、韓國的2044美元，以及全球平均水平的1026美元。由於醫療資源供給不足，在全國出現了醫療資源配置不均、大城市醫院擁擠高負荷的問題。近來多次出現的暴力傷醫事件對此更是雪上加霜。在經濟總量不斷躍升的過程中，中國醫療體系以及更廣泛的公共服務體系的增強刻不容緩。
疫情後的經濟發展機遇
結合以上情況，筆者建議，中國經濟發展應以本次疫情為契機，加速以下變革，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一，推進製造業智能改造。近年來，中國製造業成本壓力突出，人力、租金、原材料等成本均明顯抬升，佔製造業投資90%左右的民營企業仍然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2016年8月，國務院印發《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提出“3年左右使實體經濟企業綜合成本合理下降”的目標，並隨後推出了減稅降費、引導融資成本下降等相關政策。儘管這些政策措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並不足以逆轉人力、環境、資源等各類要素成本不斷走高的趨勢。只有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增加產品的附加值，才能從根本上化解高成本壓力。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明確指出，要“支持加大設備更新和技改投入，推進傳統制造業優化升級”。本次疫情下凸顯的復工難、固定成本高等問題，使得製造業智能化升級變得更為緊迫。從中國製造業大約3—4年的設備更新換代週期角度看，2020年也恰逢新一輪設備更新換代的起點，應進一步把握好疫情帶來的發展契機推進新一輪更新換代。
第二，把握線上業態的契機。雲辦公、雲教育、雲消費等線上業態在疫情下獲得助力，這也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要素。原因有三：其一，信息產業的發展有助於提升辦公、生產和銷售的效率，提升產品的附加值，因此是“推動先進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的重要切入點。在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在其經濟轉型過程中，都可以看到生產性服務業在製造業投入中佔比的提升，以及製造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中國的情況看，2006—2018年，第三產業全要素生產率（TFP）年均增速達到1.72%，而二產與一產則分別只有0.7%與-0.53%，因此，更應重視三產對經濟增長的正面溢出效應。其二，線上教育等的發展，為中國區域間發展不平衡問題提供瞭解決方案；物聯網等的發展，則對形成區域間“優勢互補發展格局”具有基礎性作用；線上業態還可通過減少實體接觸而助力環保。其三，與線上業態發展相關的“信息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是2019年中央提出的發展目標，也是中國未來國際競爭的焦點所在。
第三，以城鎮化為主線，實現平穩的去房地產化。本次疫情中勞動力流動性過高的問題凸顯，對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提出了要求。據交通運輸部估算，2020年需要返城的農民工數量在3億人。如果能推動這部分勞動力更多駐紮在城市，可以大大延長他們的工作年限和工作時間，延緩勞動力成本的抬升。近年來，在中央政府明確要求“房住不炒”的背景下，如何推動平穩地去房地產化，是中國經濟的最大的關切所在。以推進城鎮化為主線，加強保障房建設，鼓勵各地在房價穩定的基礎上放開城市落戶、放開農村宅基地流動轉讓，這些對於穩定房地產投資，從而穩定中國經濟，具有重要意義。
疫情後的治理現代化方向
吸取本次疫情的經驗教訓，筆者提出以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推進方向：
第一，提高醫療領域支出，完善疾病預警體系。中國醫療領域基礎建設不足，是這次新冠疫情暴露出的根本問題。截至2016年，中國醫療衛生支出佔GDP的比重不足5%，低於墨西哥的5.5%、韓國的7.3%，較日本10.9%和美國17.1%相差更遠，而10%是全球平均水平。醫療基礎設施相對薄弱的墨西哥和韓國都曾為此付出過慘痛的教訓：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中，墨西哥初期反應遲緩，疫情一度出現失控狀態，且初期死亡率曾高達8%，後隨著疫苗和特效藥物的投放使用，才將死亡率降至0.08%；而同期感染規模更大的美國死亡率卻一直較低。2015年，韓國爆發MERS疫情，韓國境內累計出現186例確診病例，致死率高達20.4%。韓國政府初期防禦措施薄弱，拒絕公開信息，引發民眾的強烈不滿。民調機構蓋勒普對韓國2015年6月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韓國近七成國民表示不信任政府公開的信息。6月中旬，時任韓國總統朴槿惠的支持率首次跌破30%。部分韓國專家據此認為，朴槿惠的政治“滑鐵盧”正是從MERS疫情管理不力開始的。當前，醫療體系建設和疾病預警制度存在明顯短板，需要將此作為“補短板”的重要環節，將財政支出從傳統基建向醫療衛生等民生服務領域轉移。這樣也許在拉動GDP上達不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聚焦長遠，更符合“高質量增長”的內涵。
第二，強化政府職能轉變，理順央地財政關係。本次疫情中暴露出的國家治理薄弱環節，應當成為政府職能轉變的助推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主要的作用，讓政府職能向公共服務領域聚焦。在對地方官員的考核機制上，需要適度弱化對經濟增長的考核，而增加民生領域的權重，強化對突發公共事件響應的問責。2018年非洲豬瘟在中國的傳播、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擴散，其背後的初期響應不力、信息披露不足是共通的，所付出的代價亟需總結反思。另外，本次疫情中房地產銷售停滯，也引發了對地方政府收入和償債資金來源的擔憂。2019年地方政府本級收入中土地出讓收入佔比超過40%，這就使得地方政府財力在很大程度上與房企拿地意願、進而與房地產銷售情況掛鉤。這顯然不利於形成“房住不炒”的長效機制。要弱化上述“房地產綁架”，打造公共服務型政府，需從根本上改革中央與地方財權、事權的配置格局。這項被討論多年的改革，是時候推出些標誌性的舉措了。
第三，加強政策協同，激發市場活力。本次疫情應對中，形成了財政與貨幣政策協同發力、社會力量積極參與（體現為社會捐贈、微觀信息蒐集等）的實踐經驗，對於提升未來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大有裨益。在支持民營小微企業和穩增長的方式上，財政與貨幣政策各有側重，需要綜合發揮財政的定向性與貨幣的總量性特徵。在宏觀調控之外，更重要的是激發企業活力，提升中國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長水平。2018年之後，企業家信心低沉導致投資、庫存下降，成為經濟下行壓力的一個重要來源。這既受到中美貿易摩擦的外部衝擊，也源於內部民企受到的融資歧視和隱性壁壘。在中美貿易摩擦按下“暫停鍵”，疫情戰役初見成效之後，進一步減少隱性壁壘、推進競爭中性，對於穩定預期、提振士氣、集聚人氣、激發活力，具有“四兩撥千斤”的槓桿效應。更重要的是，疫情面前，眾志成城，或可成為扭轉反全球化浪潮的一個契機，不能白白錯過這樣一次“危中之機”。唯如此，全球價值鏈的有序夯實、全球經濟的平穩修復，才能成為中國應對短期重大事件衝擊的有效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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