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我發燒了，而且是反覆發燒！”
專職做心理諮詢師之前，江暉在部隊服役了30年，服務對象是飛行員。他平時要對飛行員的身體和心理進行評估，發生事故要對他們進行心理危機干預和心理健康恢復。
現在，他是心理諮詢機構心樂土上海負責人。2月5日，他的團隊接到了一個來自湖北武漢的獨居年輕男性求助者的電話：
“我發燒了，而且是反覆發燒！”求助者說。
“不敢去醫院，怕到醫院就被隔離了。”求助者說。
“你能告訴我，你的具體位置嗎？”心理諮詢師問。
“我喝酒了，我不想去看病。”求助者說。
求助者已經失去信心，不想去就醫。諮詢師試著瞭解他的基本情況，但他有些驚恐，一會兒說需要幫助，一會兒又說不需要幫助。他不看本地信息，因為覺得不可靠。他只看外部信息，可外部信息又混亂，這讓他完全失去了判斷能力。
情況緊急，如果他真被感染了不去就醫，不但自己有生命危險，還是潛在的傳染源。經過反覆溝通，求助者終於說出自己的住址和電話，並且同意心理諮詢師找人來幫他。但再問是否有親戚朋友的聯繫方式，他卻堅持不說。
江暉團隊只好反覆撥打武漢的12345便民服務熱線，電話總是佔線，直到晚上10點多才聯繫上，電話那頭的人說會處理此事，危機事件才算進行了閉環處理。在此期間，心理諮詢師一直與求助者保持聯繫，穩定他的情緒，確保不會出現特殊狀況。
疫情期間江暉在家裡統籌公益援助項目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波及範圍極廣。隨著疑似、確診、死亡人數的不斷增加，疫情引起的心理問題日益嚴重。這種情況下，1月27日，互聯網公司美團聯合幸福謀方、壹點靈、怡然心語、心樂土等多家心理諮詢機構，發起免費在線心理援助行動。
初期主要面向武漢地區的醫護人員、病患及普通民眾。到2月1日，服務向全國開放，擴展到300多個城市和地區。目前，已擴展到全國700多個城市。
美團召集了30多家機構的1100多名心理諮詢師“參戰”，江暉正是其中的一位。除了他以外，新浪微博樹洞救援西北地區負責人張智涵、曾作為醫院救護組組長參與汶川地震傷員心理輔導工作的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蘇奕、天津廣播電臺《聽蕭然》欄目常駐心理諮詢嘉賓英楠楠等知名心理專家也都深度參與了心理援助行動。
心理干預工作有很強的專業性，對參與者的專業、道德、心理等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心理干預活動至少要包括三類人：心理危機干預督導；心理危機干預實施者；心理危機干預的志願者和其他一些社會工作者。
當心理危機干預實施者不在狀態，或者自身情感被捲入時（心理諮詢師也是人），就需要督導的支持。“我們既要保證求助者的安全，也要保證心理諮詢師的安全。汶川地震後，一些前去提供援助的心理諮詢師，自身也受到刺激和創傷，很多年走不來，甚至都不做心理諮詢工作了。”江暉說。
他說，近一段時間，有求助者與團隊的心理諮詢師溝通，非常平靜地說：“你知道嗎？我姑姑一家去世了好幾人。”簡單的一句話，其中蘊藏的悲傷與絕望，相隔千里，也迅速傳導過來了。其他心理諮詢師馬上在工作群對這位心理諮詢師說：“你要穩住！穩住自己！”
有的求助者就算自己感覺無助，也會考慮別人的感受。一位學過心理學的護士說，看到這麼多病人，她也想自殺。但她不下五遍提醒心理諮詢師：“你不要過度捲入。”她擔心心理諮詢師被她的情緒影響，但她又需要別人理解她的情緒並幫助她。
還有一位護士對心理諮詢師說，她最近太辛苦，已經連續工作很多天，有點撐不住了。一方面是身體撐不住，一方面是情緒撐不住。在醫院，看到有些重症患者沒有搶救過來去世了，她想幫他們，但又很無力。每次到重症病房，她就特別難過，感覺痛苦要把自己壓垮了。她說，就想找個人傾訴一下，接下來還要去上班。
這時，心理諮詢師能做的就是傾聽，讓她覺得有人與她同在，適當的時候，對她表示肯定。
按理，醫生護士都是見慣了生死的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一是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醫護人員工作強度太大，因為患者太多，危重病人也太多。二是醫護人員本身也處在危險中，隨時可能被感染，有的醫護人員的親人和朋友，也被感染甚至去世了。
02 “後背”
在江暉看來，這次疫情事件與以往的災難事件都不同。首先是影響範圍廣，發展速度快，持續時間長。此外，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上充斥著大量信息，有時大到讓人無法承載，容易過分放大事件。
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彼此依賴性更強，每個系統都需要互相支持。當恐懼和憤怒破壞了互相的信任，信心變得不足，互相的依賴可能產生更多的摩擦。
需要心理援助的人太多了。美團的數據表明，截至到2月17日，共有1309位（其中湖北地區318位）用戶進行了心理諮詢預約。
其中，接近70%的預約用戶為女性，近一半以上預約用戶為20到30歲之間的年輕群體。就預約用戶的城市分佈而言，上海和北京的用戶佔比較高，分別為15%和14.3%，其次是疫情最為嚴重的武漢，為8.4%。
黃晶為醫護人員家屬做心理援助
壹點靈“微光行動”公益諮詢團隊負責人黃晶記得，美團的心理援助行動推出當天，她和團隊就接到了100多個心理援助需求，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在每天接到的心理援助需求已經接近400個。許多易感人群（情緒易受感染）和處於情緒應激狀態的人群，都在尋求幫助。地震的心理援助需求者集中在震區，而現在心理援助需求者遍佈全國。
“這次疫情是對中國心理諮詢師梯隊力量的一個考驗。中國心理諮詢師全加起來，也承載不了全國的心理援助需求，所以我們現在屬於超負荷工作狀態。”黃晶說。
不過，我國心理諮詢業的進步還是有目共睹的。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前，能夠從事災難心理干預的專業人員不足200人，而同期日本大約有3000人，美國大約有6000人。地震發生以後，全國各地一些志願者和明星都參與了心理救助，但不少人認為，這些人的心理干預很多時候反而造成了干擾。
現在，心理諮詢從業人員更多了，可用的資源也更多了。例如，當天組織一支幾百人的心理諮詢師隊伍，第二天就可以開始工作，後續支持也能跟上。
疫情期間呂華在蘇州醫院對民眾進行免費心理援助
呂華是蘇州吳江精神康復醫院的書記，也是醫院的副主任醫師，日常從事著心理諮詢心理治療工作。疫情發生以後，她牽頭組建了吳江當地的心理救援醫療隊，並協助幸福謀方等多家民間心理機構進行疫情心理危機干預技能培訓和定期督導。至今已帶領團隊完成對疫區的援助個案310例，諮詢時長達400多小時。
她們團隊還同時開通了兩條心理熱線，一條服務一線醫護人員和確診患者，一條服務普通民眾。目前，接到的電話大多是普通民眾和被隔離人員的恐慌焦慮；一線醫護人員的求助還較少，正是戰勝疫情的關鍵時期，他們需要全力搶救病人，無暇他顧。
但她認為，疫情結束以後，一線醫護人員的心理問題值得格外關注，因為長期的體力透支和過度緊張後，身體的疲勞感，救治中的無力感，對家人的愧疚感，以及社會的不理解都可能讓他們備受煎熬。
江暉團隊將他們此次的疫情公益心理諮詢項目命名為“後背”。“因為醫生們都上前線去了，他們叫‘逆行者’，我們心理人只能看到他們的‘後背’，但我們願意做他們背後的支持者。”
黃晶則說，醫護人員都有一種“全能感”，救過那麼多的人，碰到下一個患者，總認為自己也能救。現在的情況是，很多患者確實沒有救過來。這時，醫護人員的“全能感”會坍塌，就像汶川地震發生以後，到現場救援的人，看見那麼多人埋在廢墟下，卻什麼也做不了。醫護人員最終撤下時，問題才會顯現。
人死以後，要舉行殯葬儀式。這不是為了告知死者，而是為了告訴生者——人已經死了——在心理上有一個告別。但疫情之下，一些死去的患者與親屬之間沒有告別儀式。疫情阻擊階段，痛苦在人心裡憋著，但疫情結束，問題終究會爆發出來。
黃晶說，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不能在生者面前提起死者，一旦提起，人就會忍不住哭泣和悲傷，時間久了，甚至會出現抑鬱。生者與死者的親密關係突然斷裂，可能讓生者在焦慮與抑鬱之間不停切換，心理學上叫“雙向情感障礙”。
3月就要來了，春天也來了。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心理諮詢師們不曾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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