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我发烧了，而且是反复发烧！”
专职做心理咨询师之前，江晖在部队服役了30年，服务对象是飞行员。他平时要对飞行员的身体和心理进行评估，发生事故要对他们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健康恢复。
现在，他是心理咨询机构心乐土上海负责人。2月5日，他的团队接到了一个来自湖北武汉的独居年轻男性求助者的电话：
“我发烧了，而且是反复发烧！”求助者说。
“不敢去医院，怕到医院就被隔离了。”求助者说。
“你能告诉我，你的具体位置吗？”心理咨询师问。
“我喝酒了，我不想去看病。”求助者说。
求助者已经失去信心，不想去就医。咨询师试着了解他的基本情况，但他有些惊恐，一会儿说需要帮助，一会儿又说不需要帮助。他不看本地信息，因为觉得不可靠。他只看外部信息，可外部信息又混乱，这让他完全失去了判断能力。
情况紧急，如果他真被感染了不去就医，不但自己有生命危险，还是潜在的传染源。经过反复沟通，求助者终于说出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并且同意心理咨询师找人来帮他。但再问是否有亲戚朋友的联系方式，他却坚持不说。
江晖团队只好反复拨打武汉的12345便民服务热线，电话总是占线，直到晚上10点多才联系上，电话那头的人说会处理此事，危机事件才算进行了闭环处理。在此期间，心理咨询师一直与求助者保持联系，稳定他的情绪，确保不会出现特殊状况。
疫情期间江晖在家里统筹公益援助项目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波及范围极广。随着疑似、确诊、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疫情引起的心理问题日益严重。这种情况下，1月27日，互联网公司美团联合幸福谋方、壹点灵、怡然心语、心乐土等多家心理咨询机构，发起免费在线心理援助行动。
初期主要面向武汉地区的医护人员、病患及普通民众。到2月1日，服务向全国开放，扩展到300多个城市和地区。目前，已扩展到全国700多个城市。
美团召集了30多家机构的1100多名心理咨询师“参战”，江晖正是其中的一位。除了他以外，新浪微博树洞救援西北地区负责人张智涵、曾作为医院救护组组长参与汶川地震伤员心理辅导工作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苏奕、天津广播电台《听萧然》栏目常驻心理咨询嘉宾英楠楠等知名心理专家也都深度参与了心理援助行动。
心理干预工作有很强的专业性，对参与者的专业、道德、心理等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心理干预活动至少要包括三类人：心理危机干预督导；心理危机干预实施者；心理危机干预的志愿者和其他一些社会工作者。
当心理危机干预实施者不在状态，或者自身情感被卷入时（心理咨询师也是人），就需要督导的支持。“我们既要保证求助者的安全，也要保证心理咨询师的安全。汶川地震后，一些前去提供援助的心理咨询师，自身也受到刺激和创伤，很多年走不来，甚至都不做心理咨询工作了。”江晖说。
他说，近一段时间，有求助者与团队的心理咨询师沟通，非常平静地说：“你知道吗？我姑姑一家去世了好几人。”简单的一句话，其中蕴藏的悲伤与绝望，相隔千里，也迅速传导过来了。其他心理咨询师马上在工作群对这位心理咨询师说：“你要稳住！稳住自己！”
有的求助者就算自己感觉无助，也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一位学过心理学的护士说，看到这么多病人，她也想自杀。但她不下五遍提醒心理咨询师：“你不要过度卷入。”她担心心理咨询师被她的情绪影响，但她又需要别人理解她的情绪并帮助她。
还有一位护士对心理咨询师说，她最近太辛苦，已经连续工作很多天，有点撑不住了。一方面是身体撑不住，一方面是情绪撑不住。在医院，看到有些重症患者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她想帮他们，但又很无力。每次到重症病房，她就特别难过，感觉痛苦要把自己压垮了。她说，就想找个人倾诉一下，接下来还要去上班。
这时，心理咨询师能做的就是倾听，让她觉得有人与她同在，适当的时候，对她表示肯定。
按理，医生护士都是见惯了生死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一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医护人员工作强度太大，因为患者太多，危重病人也太多。二是医护人员本身也处在危险中，随时可能被感染，有的医护人员的亲人和朋友，也被感染甚至去世了。
02 “后背”
在江晖看来，这次疫情事件与以往的灾难事件都不同。首先是影响范围广，发展速度快，持续时间长。此外，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上充斥着大量信息，有时大到让人无法承载，容易过分放大事件。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彼此依赖性更强，每个系统都需要互相支持。当恐惧和愤怒破坏了互相的信任，信心变得不足，互相的依赖可能产生更多的摩擦。
需要心理援助的人太多了。美团的数据表明，截至到2月17日，共有1309位（其中湖北地区318位）用户进行了心理咨询预约。
其中，接近70%的预约用户为女性，近一半以上预约用户为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群体。就预约用户的城市分布而言，上海和北京的用户占比较高，分别为15%和14.3%，其次是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为8.4%。
黄晶为医护人员家属做心理援助
壹点灵“微光行动”公益咨询团队负责人黄晶记得，美团的心理援助行动推出当天，她和团队就接到了100多个心理援助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每天接到的心理援助需求已经接近400个。许多易感人群（情绪易受感染）和处于情绪应激状态的人群，都在寻求帮助。地震的心理援助需求者集中在震区，而现在心理援助需求者遍布全国。
“这次疫情是对中国心理咨询师梯队力量的一个考验。中国心理咨询师全加起来，也承载不了全国的心理援助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属于超负荷工作状态。”黄晶说。
不过，我国心理咨询业的进步还是有目共睹的。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前，能够从事灾难心理干预的专业人员不足200人，而同期日本大约有3000人，美国大约有6000人。地震发生以后，全国各地一些志愿者和明星都参与了心理救助，但不少人认为，这些人的心理干预很多时候反而造成了干扰。
现在，心理咨询从业人员更多了，可用的资源也更多了。例如，当天组织一支几百人的心理咨询师队伍，第二天就可以开始工作，后续支持也能跟上。
疫情期间吕华在苏州医院对民众进行免费心理援助
吕华是苏州吴江精神康复医院的书记，也是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日常从事着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工作。疫情发生以后，她牵头组建了吴江当地的心理救援医疗队，并协助幸福谋方等多家民间心理机构进行疫情心理危机干预技能培训和定期督导。至今已带领团队完成对疫区的援助个案310例，咨询时长达400多小时。
她们团队还同时开通了两条心理热线，一条服务一线医护人员和确诊患者，一条服务普通民众。目前，接到的电话大多是普通民众和被隔离人员的恐慌焦虑；一线医护人员的求助还较少，正是战胜疫情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全力抢救病人，无暇他顾。
但她认为，疫情结束以后，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问题值得格外关注，因为长期的体力透支和过度紧张后，身体的疲劳感，救治中的无力感，对家人的愧疚感，以及社会的不理解都可能让他们备受煎熬。
江晖团队将他们此次的疫情公益心理咨询项目命名为“后背”。“因为医生们都上前线去了，他们叫‘逆行者’，我们心理人只能看到他们的‘后背’，但我们愿意做他们背后的支持者。”
黄晶则说，医护人员都有一种“全能感”，救过那么多的人，碰到下一个患者，总认为自己也能救。现在的情况是，很多患者确实没有救过来。这时，医护人员的“全能感”会坍塌，就像汶川地震发生以后，到现场救援的人，看见那么多人埋在废墟下，却什么也做不了。医护人员最终撤下时，问题才会显现。
人死以后，要举行殡葬仪式。这不是为了告知死者，而是为了告诉生者——人已经死了——在心理上有一个告别。但疫情之下，一些死去的患者与亲属之间没有告别仪式。疫情阻击阶段，痛苦在人心里憋着，但疫情结束，问题终究会爆发出来。
黄晶说，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在生者面前提起死者，一旦提起，人就会忍不住哭泣和悲伤，时间久了，甚至会出现抑郁。生者与死者的亲密关系突然断裂，可能让生者在焦虑与抑郁之间不停切换，心理学上叫“双向情感障碍”。
3月就要来了，春天也来了。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心理咨询师们不曾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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