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的日常生活
如何来判断历史上某一件事情的真实性，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可以说，无论是以古代考据的方式，还是以现代学术的方法，甚至是根据一些高科技的影像资料，其实都不足以让某一历史事件称为确凿的。
我们得到的结论，多多少少都会带有个人的倾向性，只能说哪一种说法更为合理，哪种道理更有价值。
为什么正史的记载比较可信？
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这样的观点：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于是，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以此为观点，反对封建时代里所有的正史记载。
梁启超虽然学力深厚，但也有很多比较荒唐的观点，究其原因无非就是为了当时的变法而造势，并不一定真的准确。
这种关于二十四史的论断，明显就是刻意扭曲的，当不得真。
那么，为何二十四史作为正史，历来被很多人信服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史书大部分都是官修，有一个朝代在背后支持，参与编纂的人都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学者，搜集到的信息很多都是第一手的资料。
或许有人会问，官方修史，那岂不是要美化自己吗？
这里就需要纠正一点了，二十四史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后来的朝代为前一个朝代修史。
比如：
《后汉书》是南朝人范晔修的；
《三国志》是西晋人陈寿修的；
《晋书》是唐朝人房玄龄修的；
《隋书》是唐朝人魏征修的；
《新唐书》是宋朝人欧阳修等修的；
《元史》是明朝人宋濂等修的；
《明史》是清朝人张廷玉等修的。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后一个朝代来修前一个朝代的史书，会不会去美化前朝呢？显然是不会的。
那么，他们会丑化前朝吗？
很大程度上，也不会，因为这与“修史”的目的有关。
我国官方“修史”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为前代修史；
为当代立论。
第一个目的就象征着，上一个时代已经终结了，现在的朝代是合法取代了上一个朝代的结果；
第二个目的是要当代的统治者接受教训，不要走上一个朝代的弯路，导致国灭家亡。
所以，正史的记载中，绝对大多数的信息都是比较客观的。
因为新朝的今人与旧朝的古人早就没有了直接的利害冲突，无论是钦佩还是鄙夷，都不会有任何实质的影响。
毕竟在国家层面上为前代修史，本身就承认了前代政权的合法性，那么对于前代的古人自然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态度。
正史的编纂上，这些学者也是比较严谨的，因为这是一件流传百世的大业，做得不好就是砸自己的名声，而古人恰恰非常注重身后之名。
像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对于史料的选择就接近严苛的程度。选录的内容都确保是真实可信的，而那些无法确定真假的资料，不论真假，一概弃置不录。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出自《三国志》的一些不靠谱的事，那都是裴松之在做注解的时候，以“注”的形式罗列上去的。裴松之并不对真假做甄别，只是将所有的材料罗列上去，让读者自行选择。
所以，正是因为这种严谨的态度，正史的可信度才有所保障，这是野史做不到的。
信史与野史，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严格意义上的正史除了官修之外，还必须是纪传体通史，这是《史记》开了一个头，历代都延续。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史书可信度也比较高，但不是纪传体，不能作为正史。
比如孔子所作的《春秋》、司马光所做的《资治通鉴》一类，都属于非正史的信史。
这一类的史书的影响力不下于正史，主要是编纂者的社会威望比较高，自然不会无的放矢。
所以，当正史的记载有模糊之处，可以去对照这些信史的记录，根据不同的版本来推敲，往往也能得出一些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
而信史的编纂，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表述著述者的个人情绪，但因为学识渊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整个社会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
比如，孔子作《春秋》的时候，说：
郑伯克段于鄢。其中的“克”字就隐含着对国君的批评，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价值判断，可以让后世研究历史的学者对于这段历史的性质有一个参考。
不同于信史，历来还流传着非常多的“野史”，这些内容的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了，但也不是毫无价值。
“野史”的存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为了猎奇，比如“条亮五事不闻于事者”这种文献，明显就是捏造出来的虚拟故事，后来其中的“空城计”等内容被收在了评书、戏曲、演义之中，正史是不会收录的。
但是，野史之中也同样会有一些比较有参考意义的记载，但其目的不是纪史，而是记事。
这有很大的差别，作者只是讲述了他所遇到的一件事情而已，其结论是后来的学者根据这样的案例推断出来的。
也就是在客观上有所反映，并不代表其自身具有历史价值。
比如，明末清初之际，很多明朝遗民，尤其是一些社会名士有不同的命运和选择。像田间等选择隐遁，像钱谦益、吴伟业等人选择出仕新朝，像叶绍袁等人就选择了逃禅避难。
那么，这些选择很多情况下都是对立的，比如选择做明朝遗民的人自然会对选择做清朝臣子的文人感觉不耻，双方经常骂战。
但是根据很多文人的交游信件、日注等等记载，双方其实只是表面骂得凶，其实生活中经常互相拜访，关系不错。
这就说明，两股势力的对立，其实只是时代和历史的要求而已，并不是真实的情况。
这些信息在正史中是不能著录的，野史填补了这一空白，让我们对当时的历史真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就是一个“概率”问题。
野史的可信度是远远不及正史的。不相信有极多依据的正史，难道还要去信一些毫无根据的野史吗？
孤证的择取与现代验证的方法
考据学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比较盛行，被称为“乾嘉学派”，客观上是因为文字狱的兴盛所致，让这些文人不得不去在“故纸堆”中消磨热情，不敢随意讲话。
这就促进了考据学的兴盛，对历史上流传的典籍进行了繁复却高质量的梳理。如今的学者不论是否采用这一学派的方法，但都或多或少受过这一学派的恩惠。
在考据中，有一个常识，就是“孤证不取”。
也就是说，如果一件事情，只记载在某一处，而没有相关内容进行佐证，那就属于“孤证”，并不能作为证据。
我们举一个大家都熟知的案例——《西游记》的作者。
或许很多人会讲，《西游记》的作者不就是吴承恩吗？这还有什么怀疑的？
但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吴承恩作《西游记》”，只是一个暂时的说法，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证实。
《西游记》流传至今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年间的金陵世德堂本，这时候的只有一个“华阳洞天主人”的勘校者，作者明确表示是“无名氏”。
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汪澹漪假托虞集给这部书作序，才提出来《西游记》的作者是长春真人丘处机，因为他确实也写过一部《长春真人西游记》。
所以清代刊行的《西游记》，作者的署名是丘处机。
后来因为丘处机的这部作品被人从苏州玄妙观发现了，是一部游记，所以“丘著说”被质疑。
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等人提出来，“吴承恩作《西游记》”的说法，所依据的就是两朝《淮安府志》在吴承恩的名目下收录了《西游记》一书。
这就属于“孤证”！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文献、实物证明，吴承恩所做的这部《西游记》是一本小说。
然而，根据方志编纂的传统，小说并不会收录在方志之中；更是有人发现，清初黄虞稷编纂的目录学著作《千顷堂书目》中，明确地将吴承恩的这部《西游记》列入了“舆地类”。
这就表明，《淮安府志》中记录的吴承恩《西游记》很可能和丘处机的作品是一样的性质，都属于游记。
但是，我们目前并没有像《长春真人西游记》那样，发现吴承恩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为了方便宣传，就暂时地将《西游记》的著作权判给了吴承恩。
但要知道，这个结论的得出，是属于可信度不高的“孤证”，随时都有可能被推翻。
到了近现代，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和世界逐渐接轨，王国维就提出了“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简单来说，就是纸上的文献记载需要与发掘的考古实物互相印证，得出的结论才更为可靠。
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研究方法，直到现在依然被采用，甚至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等等方式。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方法，都只能是让人们对历史的研究更进一步，对历史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并不能完全地还原历史真相。
这就是所谓的“时代性”。
我们常说，不能以今天的思维方式去看古人的行事，因为古人所处的时代有“历史局限性”，就像我们知道地球是椭圆形的，这是建立在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地球全貌的基础上，但并不能以此来批判古人“天圆地方”的愚昧。
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也要受到“时代性”的历史局限，我们不能很好地体会到古人的所思所想，所以就很难从第一角度来对历史事件进行还原和评判。
所以我们说，核实历史的“确凿性”，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真正的价值就是如古人一样，如何“为当代立论”。
唯有见诸往，方知其来者。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我是待晓儿，专注于文化的科普与解读，欢迎关注与交流。
待晓儿
1、确实，孤证不取。不仅在考据学，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2、通过多种类型的史料对比。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史料群，关于此点，你可以去看史料学的内容。简单说主要有出土史料（简牍、碑刻、墓志）、文人笔记、小说有时候也能成为史料。
3、再就是通过多种史料的对比。
4、若要再深入，可去看看训诂学的内容。
5、再次就要注意版本学、目录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的内容。
若有疑问，请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