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
其实，在西汉朝堂，公孙弘的资历比主父偃老得多，年龄也大得多。
因为生年不详，主父偃死时享年几何，不得而知。不过，出任齐相之前，他曾向劝诫者宣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照此推断，他早年离家出游时，应该是十余岁，挣扎奋斗四十多年，到元朔三年（前126）他被族诛时，已经是年过半百的油腻老男人了。而公孙弘的生年是公元前200年，此时已经74岁，两年后，即元朔五年（前124），他出任丞相时，已是76岁高龄了。追溯他的早年岁月，却是一曲颇为励志的传奇桥段，且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之记载：“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字季。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养后母孝谨。”
太史公用一组蒙太奇镜头，摄取了公孙先生的几个人生片段。其一，公孙弘，名弘，字季，其出生地齐国菑川薛县乃秦代设置，后废除，具体位置讫无定论，一般说是山东寿光市南部纪台镇。其二，他年轻时曾在薛县监狱做狱吏，因犯法被开除，因为生计艰难，“牧豕海上”，在渤海边给人家放猪，当了一名“猪倌”。其三，四十多岁时，他开始发奋学习春秋等百家著作，渐渐闻名乡里，他对后母很孝顺，至于生身父母，已不可考。
猪倌公孙弘
景帝时代，公孙弘拜著名公羊学博士胡毋生为师，《史记·儒林列传》载：“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清代学者唐晏《两汉三国学案》颂曰：“胡毋子都，贱为布衣，贫为鄙夫。然而乐义好礼，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声。甚可荣也！”
建元元年（前140）十月，武帝下诏要求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时，公孙弘已年届花甲，慨然应征，名列“贤良”，被举荐为博士。“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徵以贤良为博士”（《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公孙弘来到京城长安，邂逅了年过九旬的老学究辕固先生。这位辕固老，堪称儒林奇葩，《汉书·儒林传》记载了他的两桩迂腐事，其一，他与黄生在景帝面前激烈争论“汤武革命”究竟是“受命”还是“篡弑”？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景帝实在烦了，于是说道：“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美味吧；治学不论汤武是否“受命”，也不算蠢猪嘛。两人这才哑口无言。其二，窦太后痴迷《老子》，将他招来问学，他竟说这些都是闲言俗语，一堆垃圾，惹得老太太勃然大怒，下令将他扔进野猪圈里，与野猪角斗，若不是景帝暗中搭救，早一命呜呼了。
对于这位蔼然长者，公孙弘毕恭毕敬，尊崇有加，老先生告诫他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公孙先生，请您务必诚心正意传播学问，切勿用歪理邪说来投世人之所好！
辕固先生斗野猪
后来，武帝派他出使匈奴，因为回来后复命不合圣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他究竟说了些啥触怒无敌，太史公没有记载，想来可能是书呆子之论吧，武帝还算宽厚，没有加以刑戮，只是令他免官回乡。
时光荏苒，风月无波，转眼到了元光五年（前130）八月，公孙弘年届七旬，已是古稀之年，武帝再次下令求贤，菑川国再次推荐了七旬老翁公孙弘。他说，我先前应命赴京，因为无能罢官回家，诸位还是推举贤者上位吧！这期间，他的后母去世，他谨遵礼节，守孝三年，贤名卓著。故乡人不肯改变决定，他只好再次入京，接受皇帝策问。武帝向众贤良发布制书，策问“天人之道”。《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记载了公孙弘的策文：
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常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公孙先生论天下
他说，我听说啊，上古尧舜之时，不注重功名封赏而人心向善，不倚重刑罚镇压而百姓遵纪守法，那是因为统治者率先垂范，言明身正，为百姓树立了信义。而那些末世之君，纵然厚加赏赐，却难以打动人心，纵然刑罚苛酷，却难以止息各类犯罪，那是因为当权者自身不能，老百姓也不肯信任，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啊。因此呢，选拔有才能者上位，令其恪尽职守；遏制无用的废话，减少扯淡纠缠；抛弃无用的奢侈器物，减免百姓赋税；不剥夺农时，不浪费民力，则百姓富庶；才德兼备者提拔，少才无德者黜退，则朝廷威德愈重；立功者爵禄高登，无能者下台滚蛋，则群臣心有所忌，奋力竞争；罚当其罪，则奸邪之徒心怀恐惧，犯罪行为日趋减少；赏赐贤者，则天下臣民更加努力，奋勇争先——这八项“治民之本”，堪称统治老百姓的“要术”，皇帝陛下不可不察也。
说罢了“治民”，公孙先生开始讲述“施治之道”，即统治者应遵循的道法，就是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
说罢了“治民之本”与“施治之道”，他意犹未尽，开始疾言厉色——
臣闻尧遭鸿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之余烈也。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臣弘愚戆，不足以奉大对。
我听说尧帝时遭遇滔滔洪水，令大禹治水，可是没听说过大禹先生身上带水呀！然而，商汤之时天下大旱，那是夏桀、商纣遗留下来的祸害呢。桀纣之恶行，受到了苍天的惩罚；大禹、商汤积德，所以能统一天下。我因此观之，感慨遥深矣！苍天之大德，浩渺无际，没有丝毫私心，顺之者则雄起千丈，高耸寰宇；逆之者则覆亡无极，分崩离析。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之总合的轮回之道啊！
呵呵！公孙弘之论，正如《荀子·天论》所云：“天行无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拿老天爷来警告武帝“顺应天道”，其寓意实在过于明显，连自己都感觉有些惊悚，于是赶紧申明——“臣弘愚戆，不足以奉大对”，我是个愚昧无知的蠢货啊，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陛下的“大对”！
公孙与武帝
负责“阅卷”的太常大人审阅了一百多位贤良的对策“试卷”，认为公孙弘的对策平淡无奇，或许是感觉过分尖锐，害怕触怒皇帝呢，于是将他列为下等，“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武帝最后审阅，一见公孙先生策文，大呼妙文，定为第一，传令进见，一个年过古稀的老爷子，白发如雪，齿牙豁落，哪还有什么“状貌甚丽”啊，太史公之遣词，无非形容他精神健旺，朝气蓬勃也。
武帝给他派发的官帽，是左内史，主管策命等文事。上任伊始，他就挥笔给武帝上了一封奏疏：“陛下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民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他说，先世“吏正”（良正），今世“吏邪”（邪恶），导致“民薄”（民风浇薄），因为弊政丛生，所以“倦而不听”，号令不灵；而那些“邪吏”推行“弊政”，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用“倦令”（懒政滥政）来治理“薄民”，天晓得会出现怎样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啊！
公孙弘用词之犀利，火力之猛烈，犹如刀剑，寒光闪闪；他所说的“先圣”，则是辅佐周武王建立周朝的周公旦。“书奏，天子以册书答曰：‘问：弘称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视孰与周公贤？’”（《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武帝看了奏疏，作书诘问他：先生您称颂周公如何了得，您觉得自己与周公相比，哪个更优秀呢？公孙先生见到皇上如此责问，回怼说：
愚臣浅薄，安敢比材于周公！虽然，愚心晓然见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臣闻揉曲术者不累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
大禹治水
他说，愚臣浅薄，哪里敢与周公比试高低呀！尽管如此，我还是晓得，躬行治世之道，是可以达到先圣时期之治业的。那些虎豹马牛，看上去是禽兽中难以制服的啊，可是等到它们被驯服，就变得很乖，对人唯命是从啦！我听说啊，木匠烘弯一根直木需要数日，而销熔一块金石却需要数月，人对于利害好恶的认知与取舍，岂是禽兽木石可以比拟的嘛？教化多年才能有所改变，愚臣认为还是太慢啦！
武帝与公孙这番言语，颇堪玩味。武帝质问他与周公相比如何？与其说是责难，不如说是调侃，你甚至可以透过这句话，窥视到武帝脸上荡漾的一丝丝恶作剧之波；而公孙弘毫不示弱，继续怒怼，说周公时代的理想境界，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就看你努力与否啦！——武帝听罢，颇为惊异，“上异其言”。
人生多少事，尽在传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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