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永叔“人間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與東風容易別”，於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
歐陽修“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在豪放中有沉著的風致，所以特別高妙。
《玉樓春》 歐陽修
尊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離歌且莫翻新闋，一曲能教腸寸結。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
何為“豪放’?即豪邁奔放，往往指向作者性情和作品氣格。何為“沉著”？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有言：“重者，沉著之謂。在氣格，不在字句。”又言：“沉著者，厚之發見乎外者也。”由況氏的話不難理解，沉著即厚重，與氣格有關。豪放和沉著的關係如何？舉個例子：一位勇士把一把普通的大刀舞得虎虎生風，這種氣勢體現豪放；一把大刀百餘斤重，非常人可以拿動，更別說揮舞，而這位勇士卻把這把百餘斤重的大刀舞得虎虎生風，這就是豪放中不失沉著。
“人生自是有情痴”體現的是沉著，“此恨不關風與月”體現的是豪放。“直須看盡洛城花”體現的是豪放，“始共春風容易別”體現的是沉著。沉著中有豪放，豪放中不乏沉著。王國維《人間詞話》中多借鑑常州詞派的評詞用語，前有陳廷焯等，此則則有況周頤。
〔二八〕馮夢華《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謂：“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餘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小山矜貴有餘，但可方駕子野、方回，末足抗衡淮海也。
馮煦在《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中說道：“秦觀、晏幾道，是古時候的傷心人。他們的詞作在平淡語中都有興味，在淺近語中都有深致。”我王國維認為只有秦觀能完全擔起這種評價。晏幾道詞作就像他的性格一樣，“矜持尊貴”有餘，只能與張先、賀鑄並駕齊驅，還不能夠跟秦觀相提並論。
晏幾道身為晏殊之子，家境富裕，地位優渥，早年接觸的都是朝中權貴和名流，因此性格和為人方面自然帶著貴族子弟的矜持和高傲，後來在其父親去世後，逐漸家道中落（不善理財），地位和財富已遠遠不如往日，各種落差綜合，讓他的詞作顯出一種落魄貴族的傷心，哀而怨傷。
秦觀沒有特別顯赫的家庭背景，是依靠蘇軾提攜和考中進士進入官場和文人圈子，但他仕途並不順坦，像蘇軾一樣多遭貶黜，四處任職。因為多不得志，所以秦觀的詞作也多側重抒情。但他的生活閱歷明顯要比晏幾道深刻，詞作的內容和意境更廣大。兩人的詞作風格都比較深婉，但秦觀更含蓄一些，表達情意也更節制一些，相比晏幾道的哀而怨傷，他則更哀而多愁（少怨）。
張先、賀鑄、晏幾道、秦觀這四個人有一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同屬婉約派的核心人物，都深諳音律。不同的地方：李清照在《詞論》中評價張先“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評價晏幾道、賀鑄、秦觀能知音律，但“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則專主情致，而少故實”。除了對張先的評價不敢苟同外，其他整體上還算中肯，確實擊中要害。張先和賀鑄的人生相對坦順，賀鑄本身也出自皇家貴戚，故詞作中沒有特別濃重的哀傷。王國維此則講晏幾道跟他們兩人差不多，而不能與秦觀相比，恐怕多出於因身份和歷練不同導致的感情深淺濃淡不同而言。
〔二九〕少遊詞境最悽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則變而淒厲矣。東坡賞其後二語，猶為皮相。
秦觀詞的境界最為悽傷婉轉。到《踏莎行·郴州旅舍》中“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就變得悽切尖銳了。蘇軾欣賞他這闋詞的最後兩句，只是看到了表面現象。
踏莎行·郴州旅舍 秦觀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此則是承續上則而言，“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的秦觀本該是哀而少怨的，但在人生低谷處，心情絕望時，也難免會因太過傷痛，而一洩幽怨。“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正是幽怨噴湧而出的前兆。此則訴說了秦觀婉約詞風下偶發的不同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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