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樓宇烈
我是1955年進入北大哲學系，我的興趣、我的愛好、我的目標是研究中國的哲學。畢業以後，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們的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整體的社會環境，很難做專心的、深入的哲學研究。但是我自己還在努力，我還清楚地記得1978年恢復高考，向國外招收留學生，第一批到中國北大來的留學生國籍非常廣泛，可以說世界各大洲都有，美洲的、歐洲的、澳洲的、非洲的留學生。我記得讓我去給他們講中國哲學史，我的課上大概七十多個人，都是外國留學生。我不敢說我講得很好，但是也可以讓大家瞭解中國哲學方面的一些思想。
我對於中國文化感覺有擔當的責任，是因為從八十年代以後有幾件事情對於我觸動很大。其中有一件很小的事情，有一個歐洲瑞士的留學生在我們這兒學中醫，有一天他跑到我這裡來跟我講，他說我來了一年了，很多講中醫的老師還用西醫的理念來詮釋中醫的很多觀點。我覺得裡面問題很多，我知道中醫跟中國哲學關係很密切，我能不能來聽聽您的中國哲學？這給了我很大的觸動，我說我歡迎你來，歡迎你來我們這兒聽中國哲學。但是我馬上又感覺到，當時我們也是用西方理論框架來詮釋中國哲學。我就跟他講，你也別抱太大希望，因為我們現在也是以西方哲學架構來講中國哲學，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就是認為一部哲學史就是一個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是唯物主義不斷戰勝唯心主義的歷史。比如我們講存在第一性、思維第二性，這就完全背離了中國文化中“心物一元”、“對立統一”的傳統，中國文化不存在誰第一誰第二。王陽明認為，當我們去看山中花的時候，山中的花和我的心，“一時明白起來”，二者不是對立的，而應該是統一的。中國哲學不去討論心和物誰先誰後的問題，而是討論心物在一起的時候是什麼意義，心是什麼、物是什麼；不在一起的時候，心又是什麼、物又是什麼。這才是中國的哲學。
這也就讓我想起了三十年代，因為我同時研究中國近代哲學史，1935年的時候中國有十位教授聯名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宣言第一句就說“在文化領域裡，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我後來看到這個宣言時觸動很大，但是還沒有那麼深刻。到了八十年代，當這位留學生希望來聽我的中國哲學，以更深刻地理解中醫、理解中國文化的整體性的時候，我當時就感到中國文化的問題不僅我們對它的否定，而是已經潛移默化地用西方理論框架來構建我們的傳統哲學、傳統文化，我們的傳統文化、傳統哲學已經失去了它最原本的精神。這一點對我觸動很大，我覺得我們需要振興中國文化的靈魂，要擔當起這樣一個責任來。
八十年代還有一個事情對我觸動也很大，應該說當時全世界有一個文化討論熱，由於世界經濟全球化，世界變成地球村，強勢國家文化對於弱勢國家文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很多地方的文化在迅速消亡。這個時候就出現了關於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問題。我們經過了“文革”以後，社會中的很多文化傳統、習俗都在慢慢消失。當時我就看到有人說，我們要向國際看齊、要世界化。有人說越是民族的越具有世界意義，這類觀點對我的觸動很大。我們要跟世界交流，必須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找到自己文化的主體，這樣才能夠跟世界不同文化交流。當時我就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想法，我們必須要重新樹立起文化的主體意識。只有樹立起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才能更好地跟世界文化交流，才能更好地吸取世界文化優秀的東西。如果沒有文化主體意識，我們就看不到自己文化的長處和短處，也看不到世界文化的長處和短處，也不知道怎麼取長補短。文化交流是多元文化的交流，如果單一的文化就會停滯發展，沒有發展前途。
到了九十年代後期，我寫過一篇文章——《對於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建構的思考》，我總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一些問題，我覺得文化傳播上的兩個不平衡問題很嚴重。一個是西方文化傳播的比重遠遠超過了中國文化傳播的比重。年輕人知道很多西方文化的歷史、知識，而欠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我常常舉一個例子，歷史上兩位同年去世的世界性戲劇家，一位是英國的莎士比亞，一位是中國的湯顯祖，同時在二十世紀被評為世界文化名人。但是我問了很多中國年輕人，他們都知道莎士比亞，也知道莎士比亞的劇作，但是竟然沒有人知道湯顯祖，更不要說他的《牡丹亭》了。這對我來說，可以說是很大的一個傷害，中國人連自己的傳統文化都不瞭解。所以我發現在二十世紀中西文化傳播失衡的問題很嚴重。
再一個是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的失衡。二十世紀我們過分強調科技文化，大家不關注人文文化，以至於認為學習人文學科的學生都是成績差的，都是沒有出息的、沒有志氣的。所以我這篇文章中就希望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建構中，能夠把這兩個不平衡調整過來。第一步，能不能讓西方文化的傳播跟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達到一個平衡。如果再進一步，那就是要求把對中國文化的傳播高於對西方文化的傳播，這並不是排斥，而是有我們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同樣，中國文化的根本特質是以人為本，人文文化更重要的是對於社會、對於科技的引導作用、指導作用。我也希望在二十一世紀能夠把人文文化的傳播、教育逐漸地提升到跟科技文化的傳播、教育同樣重要的地位。再進一步，希望人文文化的教育、傳播能夠稍高於科技文化的教育和傳播。
今天，二十一世紀已經過去二十年，我也希望大家思考思考、觀察觀察，這樣的局面是否有所轉變。某些領域中，我認為已經有很大的轉變，確實越來越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也越來越重視我們的人文文化。在另一些領域，這種不平衡還是沒有被改變，還是沒有能夠達到我那篇文章中的理想，所以我很憂慮。在2006年的時候，當時有一些朋友希望我做一個傳統文化演講，我就做了一個系列演講，一共八講，這八講就是希望一般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基本的瞭解。第一講就是自覺樹立文化主體意識的問題。第二講是中國文化人本主義和人文精神。第三講是傳統文化中的根源性典籍，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靠我們的創新，而是靠我們不斷地對經典的傳承和發揮，我們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了千年的最根本性的典籍。然後介紹中國文化的主體，儒、道、佛三方面。我也看到在中國文化中有道藝並重的傳統，道和藝有著密切不可分的關係，我們都是用道來統藝，由藝來臻道，這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徵，它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精神，體現了中國文人、藝術家的社會責任和社會擔當。藝對人的潛移默化作用最深刻，我開玩笑講，我在這兒給大家做講座，很多人可能還不滿意、不願意聽，覺得沒有什麼意思；如果是聽演唱會，還沒開始唱，底下就有人手舞足蹈了。這也是中國為什麼要提倡藝術修養、由藝臻道的重要原因。
中國的醫學既是人文的又是科技的，它是對中國文化的踐行。很多人認為中醫不科學，因為它沒有生理解剖的基礎。但是中國文化是動態的文化，不是靜止的文化，不是簡單靠推理做靜態分析的。一個屍體的五臟六腑是互不關聯的，中醫秉承中國傳統文化根本精神，它是動態地瞭解人的生理機能。在一個活人身上，不可能心是心、肺是肺、胃是胃，各個器官不可能互不關聯，心肺腸胃是互相關聯的整體。有個病叫“肺心病”，所謂“肺心病”是心臟問題有可能影響肺，肺的問題有可能影響心臟，這就是因為我們是整體性動態性地觀察人的身體，臟腑並不是靜態的、分離的。所以我們不要再說中國沒有解剖學，中國有解剖學，但是中國不是在屍體上做解剖，而是活體上動態的內觀解剖學。這才是中國文化的根本，中國文化以人為本的精神也是內觀，我們中醫不是對外，而是對內、對人類自身的學問。我又做了中醫與中國文化關係的講座。2006年以後根據這一系列的八次講座整理了一本書，就是《中國的品格》，強調要樹立中國文化的主體意識，沒有文化的主體意識就沒有自信和自尊，要自信和自尊就要深入瞭解中國文化。
我們現在再看世界的發展，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以人為本的精神特質，對於現在世界上的很多問題都是一劑良藥，是世界文化的一個重要補充。啟蒙運動高舉人本主義大旗、讓人從神的腳下站起來，這是受到中國人本主義、人文精神的影響，幫助人成為一個理性的獨立自主的人，這也促使了啟蒙運動以後近代社會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而現在人們又陷於物慾的束縛，在科技和物質面前失去了自我。現在最重要的是幫助人們從物質的奴役中解放出來。近代西方文化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那時候說東學西漸，現在又出現新的東學西漸的潮流，雖然還不是那麼明顯，但是我們有責任把中國文化的精神弘揚起來、傳播出去，來彌補當今社會對於物慾的過度追求造成的精神空虛。
所以我覺得我們會林文化的傳播意義很大，我只是做了一份小小的應該做的工作，我們還需要有更多的人，特別是更多的年輕人來擔當這個責任。我也希望我們會林文化獎能夠繼續延續下去，用更多的獎去鼓勵年輕一代的朋友們，來擔當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責任。因為中國文化永遠是多元幷包的，儒家是講擔當的，有自覺的社會責任感；道家的思想是看得開，與自然融為一體，知足者常樂。荀子就講到務必使“欲不窮乎物，物不屈於欲”。人是萬物之靈，有主動性、能動性，所以人更要自覺自律，不能讓自己的慾望無限擴大。中國人文精神的根本體現就是人的自覺和自知，不能為了追求物慾忘了自己應該幹什麼。人必須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這才是文明，這才是文化。儒家是敢擔當，道家是知足看得開，佛家是不執著放得下。這三種思想配合，是非常和諧的，既敢擔當，又能看得開、放得下。所以我希望我們大家一起努力，首先把中國文化在我們自己國內發展起來，讓我們的國民都能在生活中體現出中國文化。我們的“一帶一路”是經貿交流之路，但也是文化交流之路，因為客觀上在經貿交流的過程中，各國把自己的文化通過自己的生活、衣食住行、言行舉止、為人處事方式傳播出去了。所以文化更重要的是通過我們身體力行去傳播，而不是單單靠講道理。如果我們不說中國話、不穿中國衣服，怎麼去傳播中國文化？必須把它落實到我們生活的時時處處中，身體力行才可以把我們的文化傳播出去。
本文為作者2020年1月8日獲第六屆會林文化獎的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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