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國瑞
在煙臺，有一句流傳十分廣泛的話，說是“掖縣鬼子、黃縣嘴子、蓬萊腿子”。因為此話流傳久遠，一些人有意無意間，把它做為了評判這三地人的先入為主的觀念。總認為“掖縣人有心機，黃縣人耍嘴皮子，蓬萊人能活動”。其實，這是一種誤導，是因為對於歷史缺乏深入探究而出現的誤解。追本溯源，這句話與當年膠東人“闖關東”有著直接的關係。
數百萬山東移民“闖關東”開墾荒地
東北是一片豐饒美麗的土地，又有著大片的處女地，同山東只有一水之隔，清以前就有山東人零星地進入這片土地謀生髮展，至清一代“闖關東”成為山東人連續不斷的活動，總數逾800萬人。山東人闖關東一是走陸路經山海關進入東北，二是走水路經掖縣（今萊州）、黃縣（今龍口）、蓬萊的港口進入東北。因交通之便利，這三縣的人闖關東更有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加之清代萊州人口急劇增加，人均土地連續減少，到東北謀求發展成為當地人一種重要選擇。
闖入關東的三縣人大部分開荒種地，逐步發家。清代三縣貧民歷經千辛萬苦到達東北，初到之時不少為旗人所僱傭，從事農業生產。由於當時土地所有者“旗人鹹耽安逸，不知力作”，故“始而傭工，……漸向旗人佃種田畝，又多借旗田之名額外開荒，希圖存身，旗人亦藉以廣取租利，巧為護庇”。隨著旗人出租旗地，永佃制盛行開了，起初旗人將自墾地轉租與民，或招民開墾，私收地價，並按年按垧收取租糧三二斗不等，謂之小租。及後民私墾，認旗為東，亦按年交納小租，或錢或糧不等，均書立永不增租奪佃契約。有的佃戶將租佃地再轉租給別人，光緒年間吉林旗地已“大半歸民墾種，而佃戶亦輾轉兌賣幾至無可根查”。在租佃的基礎上，旗人又將土地賣給山東等省移民，旗人典賣土地早在順治時已出現，康、乾時達到高潮，嘉慶後典賣旗地更為普遍，吉林將軍轄區內的旗地幾乎典賣殆盡。這使得清初以來旗地上的農奴制得以削弱瓦解。
清代三縣移民和其他魯民還開闢了大片官荒，乾隆四十年在岫巖官荒上“有山東流來民人，偷墾地畝，私造房間”，經戶部議準，仍著伊等居住耕種納租，並令交納地畝租糧米石。道光時政府在查辦山東流民佔種官荒時稱：“山東省出海岸較多，登萊各屬貧民往往前赴盛京邊外，佔種官荒，一次就有二三萬人在此種地謀生。”咸豐後清政府開禁放墾，更多的魯民湧到官荒土地上，其中有些人在放荒領墾過程中成了中小地主或自耕農。大片官荒被開墾，民地大量增加，政府的田賦收入也隨之增加，解決了一定的財政困難。
萊州、登州移民和其他山東移民還墾闢了大片蒙荒。清前期奉省之北、吉省之西北、黑省之南之地是內蒙古哲裡森盟，共分四部十旗。由於山東等省移民的開墾，被改置府縣，設民官，分隸於東三省。蒙旗地是蒙古王公的領地，清王朝原禁其招佃，但蒙古王公貪圖“高坐而致富饒”，“始招漢民為佃，任勞力，供租佃”。山東人最早開墾的蒙荒是郭爾羅斯前旗，即今之長春、德惠、農安地區。清廷鑑於“蒙古等不安遊牧，招民墾種，事閱多年，相安已久，且蒙古每年得收租銀於生計亦有裨益，是以仍令其照舊耕種納租”，並設長春廳管理民務。
杜爾伯特旗境內清末民初仍流傳著湯克音“墾田教稼之功不衰”的故事。湯克音，山東萊州府掖縣人，尋父赴北，迷路至杜旗境內，從一尤姓山東人學會蒙語。並在此租地耕種。他把種地的技術傳授給當地蒙民，更教以春粟、漸米、烹飪、飲食之樂，蒙人從克音學稼圃，“榛狉遊牧之風自此為之一變”。山東移民不僅以自身力量開闢蒙荒，而且也影響了蒙人，“蒙旗之區亦多棄牧畜之俗，而從事於種植”，到清末，蒙古十旗已基本上變成了農墾區。
以登萊移民為中堅的清代數百萬山東移民開墾東北的旗地、官荒、蒙荒而為熟地，今天的松遼、三江平原等產糧區在清代也已初具規模。雖然不能說所有耕地全為山東人所開墾，但耕地的絕大多數是由山東人民以辛勤的汗水換來的。清代移民對東北荒地的墾種，與內地經濟連成一片，變為全國經濟的一環，對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東北三省成了登萊人的經商戰場
陸續進入東北的三縣人也有相當一部分從事商業發展。三縣人到東北經商已是很早的事，隋、唐、元、明時政府曾多次海運登萊糧食給遼東戍兵，僅洪武年間就達70萬石。
入清後特別是康熙年間及其後，山東商人到關外貿易的人數越來越多，形成了強大的“山東幫”，登萊之人，即蓬、黃、掖人又是其中的骨幹。康熙初年，在關外山東賈客很多，此時的商賈多為行商，不攜家眷，獲利即歸。其時萊州人湯克音在開墾蒙荒而其父則在齊齊哈爾經商，他說：“官、商客此者，得資輒攜以去，歸故里值（置）田園，長子孫，為牖下終老計。今吾猶是志也，他日得巨資，必即歸。”嘉慶時清廷對東北部分地開禁，在農業移民的浪潮下，魯商也日漸增多，並定居各地，坐賈增加。經過上百年的經營，清末，魯商在東北各城鎮商業中均有實力，有清一代的東北大地，從鄉村到城市，從內陸到邊境，都有魯商的足跡，並且以絕對的優勢控制了當時的商業。在東北的魯商中，人數最多實力最雄厚的是登萊商人。這裡“地狹人稠，故民多逐利四方，往往致富，其商於外也，東北為多，京都次之，地距遼東數千裡，風帆便利，數日可至，倏往倏來，如履平地，常獲厚利，大賈則自造舟鬻，獲利尤厚，於是人相豔視，趨鶩日眾矣”。“東北三省更成了登萊人的經商戰場了，大至都市、小到屯子和窩棚，全是登萊人。”
三縣商人主要經營油坊、燒鍋、糧食、雜貨等業。經營雜貨包括綢鍛布匹、茶、糖、煙等日用品。在所有經營者中，登州的黃縣人是佼佼者，在盛京城，黃縣商人控制了該城的百貨行業，早在康熙十五年（1676）前後，黃縣單家村的單文利、單文興兄弟二人在盛京城中街創辦了天合利絲作坊，專紡繡花絲線，他們除在自設的店鋪零售外，又派人到遼中、鐵嶺等地推銷絲線，為了營業發達，還到蘇、杭購進綢鍛布匹，配合絲線銷售，擴大了經營範圍。當時八旗王公貴族講究穿著綢鍛，婦女尤喜愛繡花製品，單氏的絲作坊買賣興隆。此後，又在盛京、法庫、鐵嶺、遼陽、營口等地開設了20餘處分號，營業項目增加了洋廣雜貨，嘉慶元年（1796）正月，單氏後代單于於將天合利絲作坊改稱天合利絲房，資本兩萬元。絲房成了百貨行業的代稱，因為絲房中並不售絲，專販綢鍛布匹、中外雜貨。日俄戰爭時天合利被洗劫一空，戰後，單氏財東重整門面，改名為老天合絲房，至清末民初老天合發展到鼎盛時期，其規模之大、貨物之全，超蓋於奉天城所有商家，人們稱頌“先有老天合，後有奉天城”。黃縣人以外當屬萊州的掖縣人。一批掖縣人在東北商界中摸爬滾打，最終成為東北商界的骨幹和旗幟。張廷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張廷閣字鳳亭，是著名愛國實業家，曾任哈爾濱代市長。他是掖縣石柱欄村人，幼家貧，僅讀幾年私塾。青年時期去關東謀生，在海參崴一家茶莊學生意，很快熟悉了業務，能說一口地道的俄國話。後被同鄉“雙合盛”雜貨店老闆郝升堂看中，委以“雙合盛”執事，掌握一切業務權力。在郝升堂的信任、重用下，他利用各種手段，廣泛結交俄國軍需要員，承攬生意，獲取經濟情報。1904年利用日俄戰爭、1906年至1907年利用帝俄兩次增稅的機會，大發其財。後來在海參崴雪特蘭斯克街租地建房，擴大經營範圍，在莫斯科、大阪、橫濱、香港、新加坡等地派駐專人直接進行業務聯繫。“雙合盛”遂成為資金雄厚、貨物齊全、批零兼營的大型百貨商店。
清末民初，中國民族工商業者倡導實業救國，張廷閣積極勸說猶豫不決的郝升堂和其他股東抽資回國，轉商為工，發展民族工業。1912年親自辦理回國轉工事宜。1913年在黑河設分號。1914年赴京買下捷克商人經營的啤酒汽水廠，改建為北京雙合盛五星啤酒廠，由郝升堂直接經營。1915年又在哈爾濱買下俄商經營的制粉廠。1916年在哈爾濱買下雙城堡制粉廠，並遷總帳房至該城，管理“雙合盛”一切事務，張廷閣任總經理。1919年建哈爾濱雙合盛制油廠。至此，“雙合盛”資金全部抽調回國。此後又在哈爾濱創建大型機械製革廠，與人合資創辦奉天航業公司。後又在哈爾濱正式成立“雙合盛股份無限公司”，張廷閣任總經理。
以登萊商人為骨幹和中堅力量的清代魯商到關東開展貿易活動，促進了東北地區貨幣經濟的確立和發展，清初東北尤其是吉、黑地區仍盛行物物交換的買賣方式，促進了土地的進一步開發、兼併及旗地制度的瓦解。東北輸出品向以毛皮、人參等著稱，然而自土地被墾闢後，農產品的產量急速增加，並漸漸取代毛皮等山貨的地位而成為東北主要的輸出品。這就促進了東北一些城鎮工商業的繁榮，也加速了東北經濟變成全國經濟重要的一環。山東商人在東北經商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山東部分人民的生活條件，魯商每年販運數萬石糧食至山東，也賑濟了山東民生，這些都緩和了山東地少人稠的矛盾，使得清代山東社會基本上處於平和狀態，階級矛盾相對緩和。總之，清代魯商懋遷東北的結果，不僅促進了東北商業的發展和地方的繁榮，而且也加速了東北土地的開發，更加強了東北與內地的聯繫，有利於奠定東北邁入近代社會的經濟基礎，這其中登萊人當記頭功。“蓬、黃、掖”人為骨幹和中堅的“山東幫”在東北商業中的霸主地位一直延續到民國，當時東北大多數的商會中都有“蓬、黃、掖”人，相當多數都是商會的領導，這種狀況至建國初期也隱形存在。對於這種狀況，當地人內心不服又無力改變現狀，就帶著一種酸溜溜的心情編了一段帶有貶義的順口溜：“黃縣嘴子，掖縣鬼子，蓬萊腿子。”後來這段話傳回膠東，傳到山東，甚至全國。雖為笑談，但這是對“蓬、黃、掖”人為東北商業發展做出的另類肯定和讚揚。有的人把它作為評判萊州人、龍口人和蓬萊人的標準，這是不公正的，也是缺乏歷史知識的一種表現。
其實，萊州人多忠義之士，龍口人多儒商大賈，蓬萊人多將相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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