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清廷與美國、法國、英國、俄國簽訂的《天津條約》包含了“公使駐京”的條款，這於咸豐皇帝來說，無論如何是難以接受的，因而，時時想著修改條約，條約的難以貫徹執行，這引起了列強的不滿，於是，英法聯軍悍然率軍北上，但遭到了清軍的重創，英法聯軍在大沽口遭遇的失敗，是英國和法國都沒有想到的，也引起了英國上下極大地震動。
1859年6月，英法聯軍在天津大沽口戰敗後，英國的好戰分子們大感意外，英國陸軍大臣給首相巴麥尊的信中寫道；“條約的難以推進，這是從中國來的很壞的消息。戰爭的再起，比我所預期的更早了。”印度事務大臣伍德則給樞密院長的信中寫道：“現有新的對華戰爭的新糾紛，約翰勳爵和密勒·基卜生對此將何以自處？我們不能容忍被那些中國人打退。”[1]
本文根據《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寫
大沽口之戰的失敗，作為首相的巴麥尊更是暴跳如雷，他說，“英國要派一支陸海軍去攻擊並佔領北京，把皇帝從那裡趕出去，讓我們的全權使節駐紮在那裡”[2]，“我們一定要用各種辦法迫使中國人悔恨這種暴行”，“如果我們避免堅決的做法，我們就會陷於屈辱。” [3]
在這些戰爭販子的叫囂下，1859年9月，英國政府舉行了四次緊急內閣會議，在巴麥尊的策劃下，決定再次擴大侵華戰爭。同倫敦一樣，巴黎也煽起了新的戰爭狂熱。1859 年11月，英、法兩國政府分別再次任命額爾金、葛羅為特命全權代表，前往中國，代替普魯斯和布爾布隆繼續與中國交涉，而另一方面，他們開始為發動一場戰爭作積極的準備。
英法聯軍在大沽舉行野餐會，準備對中國宣戰。
1860年3月，額爾金向清政府發出照會，指責1859年清軍在大沽口的抵抗，並指責清廷拒絕“公使駐京”等問題違背了國與國的外交原則。要求“立即無條件地接受”四項條件。
一、大沽之戰，應該向聯軍作“一種最大的和令人滿意的道歉”；其二、在北京交換《天津條約》批准書，使節們可以乘坐本國軍艦前往天津；三、《天津條約》的有關條款都要完全的得以實行，特別是對聯軍的賠償問題；四、大沽之戰後發生的事件另外賠償。[4]
額爾金髮出照會後，他擔心這個照會不能迅速地到達清廷，他要求何桂清代為呈遞。何桂清接到照會後，即給咸豐帝上了奏摺，將這個照會附粘在奏摺後邊呈到咸豐帝手裡。
被英軍擊毀的清軍炮臺
咸豐帝看了照會，他沒有回答，而是把它轉到軍機處，讓軍機處代為答覆。4月5日，何桂清把軍機處的覆文轉給了英、法公使。事實上這個覆文是軍機處給何桂清的諮文，告訴他應該怎麼做，何桂清就索性轉給了英、法公使。覆文中表示：希望英、法兩國公使也像華若翰一樣——不帶兵船而帶一隊適當的護從人員，進京換約。當然對條約的某些規定，也可以進行協商。
這樣的覆文，英、法公使不可能答應。因為他們正秘密的向中國集結軍隊。他們對清政府的覆文沒有做任何答覆，而只是向西方各國宣佈：英、法兩國已經存在著戰爭狀態，他們表示將遵守各國的在華利益。如此，實際上是英、法兩國在尋求西方各國的支持，這也意味著一場大戰的不可避免。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的英軍運兵船
1860年5月，英法聯軍在向中國的集結中，再一次攻佔了定海，並且不斷地有軍艦向中國駛來。到了7月，集結在中國洋麵上的英、法兩國的軍艦已經多達157艘，官兵17000餘人。果然，第二次鴉片戰爭以更慘烈的形勢席捲著中國大地，咸豐皇帝也倉皇出逃，大清在國內外的威信一掃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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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60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
[2]劉培華：《近代中外關係史》上卷，第17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3]《巴麥尊給羅素的信》，1859年9月21日，見《羅素文書》。
[4]（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662頁，商務印書館1963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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