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清廷与美国、法国、英国、俄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包含了“公使驻京”的条款，这于咸丰皇帝来说，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因而，时时想着修改条约，条约的难以贯彻执行，这引起了列强的不满，于是，英法联军悍然率军北上，但遭到了清军的重创，英法联军在大沽口遭遇的失败，是英国和法国都没有想到的，也引起了英国上下极大地震动。
1859年6月，英法联军在天津大沽口战败后，英国的好战分子们大感意外，英国陆军大臣给首相巴麦尊的信中写道；“条约的难以推进，这是从中国来的很坏的消息。战争的再起，比我所预期的更早了。”印度事务大臣伍德则给枢密院长的信中写道：“现有新的对华战争的新纠纷，约翰勋爵和密勒·基卜生对此将何以自处？我们不能容忍被那些中国人打退。”[1]
本文根据《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写
大沽口之战的失败，作为首相的巴麦尊更是暴跳如雷，他说，“英国要派一支陆海军去攻击并占领北京，把皇帝从那里赶出去，让我们的全权使节驻扎在那里”[2]，“我们一定要用各种办法迫使中国人悔恨这种暴行”，“如果我们避免坚决的做法，我们就会陷于屈辱。” [3]
在这些战争贩子的叫嚣下，1859年9月，英国政府举行了四次紧急内阁会议，在巴麦尊的策划下，决定再次扩大侵华战争。同伦敦一样，巴黎也煽起了新的战争狂热。1859 年11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次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前往中国，代替普鲁斯和布尔布隆继续与中国交涉，而另一方面，他们开始为发动一场战争作积极的准备。
英法联军在大沽举行野餐会，准备对中国宣战。
1860年3月，额尔金向清政府发出照会，指责1859年清军在大沽口的抵抗，并指责清廷拒绝“公使驻京”等问题违背了国与国的外交原则。要求“立即无条件地接受”四项条件。
一、大沽之战，应该向联军作“一种最大的和令人满意的道歉”；其二、在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使节们可以乘坐本国军舰前往天津；三、《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都要完全的得以实行，特别是对联军的赔偿问题；四、大沽之战后发生的事件另外赔偿。[4]
额尔金发出照会后，他担心这个照会不能迅速地到达清廷，他要求何桂清代为呈递。何桂清接到照会后，即给咸丰帝上了奏折，将这个照会附粘在奏折后边呈到咸丰帝手里。
被英军击毁的清军炮台
咸丰帝看了照会，他没有回答，而是把它转到军机处，让军机处代为答复。4月5日，何桂清把军机处的复文转给了英、法公使。事实上这个复文是军机处给何桂清的咨文，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何桂清就索性转给了英、法公使。复文中表示：希望英、法两国公使也像华若翰一样——不带兵船而带一队适当的护从人员，进京换约。当然对条约的某些规定，也可以进行协商。
这样的复文，英、法公使不可能答应。因为他们正秘密的向中国集结军队。他们对清政府的复文没有做任何答复，而只是向西方各国宣布：英、法两国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他们表示将遵守各国的在华利益。如此，实际上是英、法两国在寻求西方各国的支持，这也意味着一场大战的不可避免。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英军运兵船
1860年5月，英法联军在向中国的集结中，再一次攻占了定海，并且不断地有军舰向中国驶来。到了7月，集结在中国洋面上的英、法两国的军舰已经多达157艘，官兵17000余人。果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更惨烈的形势席卷着中国大地，咸丰皇帝也仓皇出逃，大清在国内外的威信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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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6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
[2]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卷，第1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巴麦尊给罗素的信》，1859年9月21日，见《罗素文书》。
[4]（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662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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