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法國人強逼越南簽訂了《西貢條約》，併發出照會，要求清廷和越南承認《西貢條約》。中國是越南的宗主國，當然不能承認法國強行逼迫越南簽訂的《西貢條約》把越南變成法國的保護國。
既然中越都不能接受《西貢條約》，法國強逼的成果便成為一紙空文，最初，法國和清廷都希望通過談判來解決。在1883年之前的談判是總理衙門授權李鴻章談判的，作為妥協派的李鴻章，在對待這個問題上也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對於法越簽訂的《西貢條約》，李鴻章與恭親王都認為是可以承認的。
李鴻章奉命是與時任法國駐華公使寶海交涉的，交涉的過程當然是極盡妥協之能事，雙方達成了三項內容：其一，進駐越南的大清軍隊退回到中國境內，或在中越邊境若干裡之處駐紮，法國聲明沒有侵犯中國領土的意圖；其二，中國在保勝設通商口岸；其三，中法雙方在滇桂界外與紅河中間劃界，界北歸中國保護，界南歸法國保護。[1]這就是被史家所稱的“李寶協議”。
本文根據《晚清官場的洋大人》改寫
但是，這些條件並沒能使法國殖民擴張侵略分子感到滿意。1883年2月，法國政府換成了更加貪婪的茹費理內閣。茹費理一上臺就推翻了這個初步協議，並召回駐華公使寶海，另派駐日公使脫利古為駐華公使，要他繼續就越南問題與清廷交涉。
當年6月，脫利古到上海與李鴻章重開談判，他對李鴻章說，中國不要再管越南的事情了，不得“視越為屬國”。這樣的要求李鴻章竟然也答應了。不僅如此，他給恭親王報告交涉情況，說得很冠冕堂皇：現在軍隊駐紮在越南，這是要埋下中法衝突的隱患的。如果法越相爭，戰爭很可能就會爆發，那樣就會連累到大清。所以在交涉中，他同意“華不必明認屬國，法不必明認保護”。但是對脫利古所要求的“中國不得幫助越南和承認法國在北越的地位”這兩點，李鴻章則不敢明確表態。畢竟這時候朝廷中反對派的聲音還是很強大的，李鴻章也擔心自己成為眾矢之的。因而，談判沒有取得結果。
雖然如此，朝中還是出現了指責恭親王和李鴻章的聲音。1883年7月，慈禧命令醇親王奕譞會同辦理法越事宜，這表面上是給主戰派一個交代，實際上擺明了是對奕訢的打擊，支持奕譞向奕訢奪權，而此舉也可說是其後來罷免全體軍機大臣的前奏。
1883年8月，法軍繼續擴大侵略，繼佔領了河內之後向越南中部進發，目標是越南首都順化。法軍直逼京師，越南國王十分慌張，不得已和法國簽訂了《順化條約》，承認法國對越南具有保護權。這個條約完全暴露了法國滅亡越南的野心。條約簽訂後，越南人民紛紛起來抵抗法軍，大清朝野聽說這個消息後更是十分震動，沿邊將領都請求出兵抗法。如此局面，法國侵略者再次耍起了外交欺詐的伎倆。面對大清和越南人民的激烈反對，9月15日，法國提出一個解決越南問題方案：建議在北越與中國邊境劃定一箇中立區，中法兩國都不得佔領，開放中國雲南蠻耗為商埠，大清軍隊從北圻完全撤出，清廷承認《順化條約》。
1884年的中法戰
這個方案當然是讓人難以接受的。況且，此刻朝廷中主戰的聲浪十分高漲。9月24日，慈禧太后專門召開了御前會議。當時，翁同龢說，“總以戰備宜速，而講（和）局亦未可中絕。應持者力持，應斡旋者斡旋”[2]，主張外交、備戰兩條途徑應對。當天的御前會議上，十二歲的光緒帝第一次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很認同翁同龢的觀點，並表達了主戰的傾向。這次御前會議後，翁同龢又向光緒帝說了李鴻章在與法國人的談判中不顧法軍侵佔越南、只想與法國談判代表脫利古議定劃界通商之事，光緒帝聽了，“亦令總署堅持不許也”，鮮明地表明反對對法妥協的立場。既然還是個孩子的光緒帝都反對妥協，總理衙門便提出了以河內為界，界北由大清保護的方案。這個方案，法方表示拒絕。交涉又終無結果。
交涉不能取得成功，在主戰派的鼓動下，只有交戰一途了。一個明顯的動向是，慈禧太后令總理衙門對劉永福進行獎勵，並令對劉軍“軍火器械，尤應多為籌援”。1883年11月初，清廷又明令兩廣“軍政當局，如法軍來犯，即予抗擊”。12月中，法軍進攻駐守在越南山西的清軍，清軍被迫實行抵抗。這樣便開始了中法戰爭的第一階段。
對於中法戰爭，我們可以把它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883年12月到1884年的陸上作戰階段，作戰區域主要在越南北部和紅河三角洲一帶；第二階段是1884年到1885年3月的海陸作戰階段，戰爭在中國境內和越南境內進行。
在第一階段，讓大清朝野產生震動的有兩大戰役，一個是1883年12月的山西之戰和次年3月的北寧之戰，這也成為慈禧太后對恭親王奕訢下手的藉口。
就說北寧之戰吧，自從1884年3月7日法軍由河內出發渡過紅河，短短几天便攻克了北寧，駐守在這裡的清軍倉皇而走，越南太原省的大部分地區、諒山、郎甲等地先後被法軍佔領。敗訊傳來，雲貴總督岑毓英率領的滇軍也是不戰而退，將滇軍撤退到中越邊境的河口、保勝一帶，如此一來，又使興化、臨洮、宣化也淪為敵手。
北寧之敗，再一次說明了大清軍事上的虛弱。得到清軍敗退消息的慈禧太后既震驚又憤怒，堂堂天朝軍隊經過洋務改革，怎麼還是如此的不堪一擊呢？她自然要有所表態。
慈禧太后以北寧之戰恭親王所用非人，又不能很好地執行朝廷的諭令，將其一擼到底，逐出總理衙門。
1884年4月8日，清廷下達諭旨說，恭親王奕訢等人“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徇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謂簠簋不飭，或謂昧於知人。本朝家法綦嚴，若謂其如前代之竊權亂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鮮，若不改圖，專務姑息，何以仰副列聖之偉烈貽謀，將來皇帝親政，又安能諸臻上理？”[3]因此，免去奕訢、寶鋆、李鴻藻、翁同龢等人在總理衙門和軍機處的一切職務，並說恭親王身體不好，回家養病去吧，朝中的事情就不勞恭王爺費心了。
慈禧太后借山西、北寧戰敗之事將恭親王一擼到底後，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出現了權力真空。怎麼辦呢？慈禧找醇親王奕譞商議，奕譞本來就對總理衙門和軍機處的權力虎視眈眈，但是，他因為是光緒帝生父的身份，不便入主軍機處，他便舉薦了禮親王世鐸擔任領班軍機大臣。
世鐸實際上也是一個草包，軍機首揆由其擔任，不過是充當奕譞的傀儡而已。同時，在改組軍機處的第二日，慈禧又發佈上諭：“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俟皇帝親政後再降諭旨。”[4]這樣一來，就為醇親王奕譞後來的參政鋪平了道路。
那麼，奕譞進入權力中樞後，對法國採取強硬態度了嗎？相較而言，奕譞所領導的軍機處和總理衙門比其前任在對法態度上較為強硬，一些措施如拒絕對法賠款，對法宣戰，也推動了中法戰爭的勝利，對後來的外交還是起到了一定的影響。
慈禧太后借北寧之敗將恭親王等人一擼到底，而後的清廷對法國人侵越仍戰和不定。可以說，從1882年駐法公使曾紀澤奉命與法國外交部交涉到後來的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談判，再到中法戰爭第一階段的北寧之敗，中法和談都是在徘徊不定、充滿迷茫的狀態中前行的。這一點，在海關任職的赫德與德璀琳都看在眼裡，也在密切地關注著事態的動向。
1883年7月5日，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在給金登乾的信中寫道：“我看不出我們將怎樣了結這件事，也不瞭解決定問題的權力究竟在誰那裡。正像我前些日子電告你的那樣，‘廚子太多煮壞了湯’。總理衙門既不肯自己來處理，又不肯給李（在上海）或曾（在巴黎）‘全權’，以確保或鼓勵他們設法解決問題。……七爺（皇帝的父親）全力主戰，他的勢力很大，並且日益增長，六爺（恭親王）只好退到後面不作聲。恭親王既然保持沉默，李和其他有見識的人也就沒有支持者，因此這個龐大帝國的利益，就完全掌握在愚昧驕矜的文人手中，而無法控制他們。給他們放手去搞是教訓他們的唯一方法。但是在現在這緊要關頭，和越南這樣一個事件上，使他們接受教訓，可能對整個國家是個可怕的災難。”[5]
在戰和不定的局勢面前，清廷也很寄望於列強的調停，但現實並不是那麼樂觀。奉命在法國交涉的曾紀澤曾電告總理衙門說，各締約國將不會承認法國在越南的保護國地位，也不會承認法國對越南的吞併。然而在現實的利益面前，英、德、美、俄等國為著自己的利益並不真正站在中國一方，它們寧願犧牲中國而維護歐洲強國在遠東的共同利益。
就拿英國來說，英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中國獲得了巨大的特權利益，它看重的是對華貿易受不受戰爭的影響、英國的經濟利益受不受損失，因此英國人並不願意看到中法衝突無限期地糾纏下去。但是，對於這場戰爭，英國人也不願意中國在戰爭中獲勝，那樣將鼓勵中國人的反侵略鬥志，從而削弱英國在中國的特權利益。
基於“歐洲的共同利益”和自身利益的考慮，英國在中法戰爭期間進行的調停是脅迫性的，一再壓迫清廷接受法國的無理要求。同時，英國還要求法國對中國的戰爭不應該危害到英國的利益，而應該將軍事活動限制在長江以南。那麼，對於這場戰爭，德國又是什麼態度呢？我們知道，在19世紀70年代初，德國與法國畢竟發生過戰爭，為了不使法國對德國進行報復，俾斯麥對法國在越南的殖民擴張採取了默認、縱容的態度。在俾斯麥看來，這樣做有兩方面的效果：一是，法國在遠東的殖民擴張，必然使英國、俄國等殖民國家感到，法國危害了它們的利益，使其陷於孤立，從而導致法國的力量在歐洲削弱；二是，德國默認和縱容法國在東南亞的擴張，可以換取法國同意德國對他國的殖民擴張。赫德評價這種歐洲強國維護他們的公共利益時說，“雖然德國願意看到法國被事件纏住了，但無論是它還是英、美都不會派出一兵一卒來幫助中國”。[6]
赫德對中法戰爭的態度，與本國的意見是一致的，既是維護英國商業利益的需要，也是鞏固其海關權力的需要。他希望中法戰事通過談判終結，他的願望是，希望法國在迫使中國滿足其利益的基礎上締結條約。當然，李鴻章也希望儘快結束戰爭，締結條約。在這一點，李鴻章、赫德的態度是一致的。他們都知道，戰爭持續下去，李鴻章將會失勢。李鴻章畢竟是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又是主張對外妥協的地方實力派大員，李鴻章對於列強的在華利益意義重大。這使赫德感到，中法交涉中，如果主戰派取得勝利，李鴻章失了勢，那對於西方和他把持的海關，都是不利的，因此積極推動談判和制止戰爭以挽救李鴻章和海關是至關重要的。這樣，在赫德努力下，中法海戰談判是在妥協中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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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王紹坊：《中國外交史：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1840—1911）》，第182、183頁。
[2]孫孝恩、丁琪：《光緒傳》，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頁。
[3]蕭一山：《清代通史》下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922、923頁，
[4]孫孝恩、丁琪：《光緒傳》，第72頁。
[5]陳霞飛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1874—1907》第三卷，第304、305頁。
[6]陳霞飛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1874—1907》第三卷，第304、3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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