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古代，图书是信息的重要载体，其所传载的信息可谓无所不及，其中难免有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信息。而这也正是敌国政权想方设法想要得到的重要情报。因此，只要涉及到边关机密的图书流入外邦，必然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苏轼曾道出自己此方面的隐忧：“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髙丽，而流于契丹，使敌人周知山川蛉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在宋、辽、夏对峙期间，辽夏等政权希望通过购买图书来获取宋朝的山川地理、军政内情的机密情报，进而侵略宋朝。西夏人为了买图书，曾多次以“策马数十匹”作为酬值;辽国的使者也数次利用出使宋朝的机会，与北宋的商人“私相贸易”来获取宋朝的图书。因此，如何完善边防图书与情报的控制，防止机密外泄，就成为了宋朝反间谍工作的重要内容。

<strong>因此，宋朝对于图书外泄问题非常重视，因而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图书管理政策防止情报外泄。一方面严禁出版、发行和流通军政机要图书；另一方面加强对军政情报的保密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阻止了情报的外泄，对维系边疆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接下来，本文酒从宋朝通过加强图书管理来防止情报外泄的角度，来看宋朝间谍与反间谍活动。

一、影响情报外泄的因素

图书外泄

北宋时期，与辽、夏形成鼎立对峙的格局，这一时期战争频繁，西北边防军政情报的泄漏事件也屡有发生。特别是在战时表现得更加突出，宋军军事的行动方略经常会被辽、夏的“刺事人”（间谍）侦知而导致情报泄漏，后果就是造成了宋军被动挨打的局面。

熙宁五年（1072）十月，西夏欲侵宋，先派间谍觇探宋西北边防军的布署、战略和后勤虚实等情况，结果被宋侦察部队抓获，但令宋将吃惊的是，“索其衣缘中，获一书，乃是尽记熙河人马刍粮之数。”

由此可见，西夏间谍探获的情报非常详尽，只不过这次没有成功送达而已。显然，这种“道路之出入，山川之险夷，国用之虚实，敌莫不周知而熟察”的现象，对宋朝廷是极为不利的。当时宋代的统治者认识到了图书外泄对对于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于是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措施来制止边防图书情报的外泄。

间谍活动

北宋的间谍活动，始于宋太祖开国之初，苏辙的《奕城集》说：“臣闻太祖之时，边臣皆重金养间谍。”在两宋文献中，北宋间谍被冠以“刺事人”、“谍者”、“谍探”等称谓，由于北宋时期时局动荡，西北战场战事不断，间谍活动一直受到宋朝廷的高度重视。

为此，北宋竭力经营军事情报工作，以便在对夏、辽的军事和外交行动中掌握先机、获得主动。针对西夏“使人入宋卖马，觇军实”的情况，北宋朝廷要求边将侦察敌情，“暗作防备”，在和平时期，边疆大臣也要居安思危、时刻重视敌国军事情报的获取，做到“彼之动静，亦不可不知。”

宋军在主动搜集敌国军事情报的同时，而对方也在积极搜集宋军的情报。“（元）昊贼所有谍者，皆厚其赏赂，极其尊崇，故窥我机宜，动必得实”。由这句话也可以看出辽、夏两国也非常重视间谍活动，通过发展和派遣间谍获取重要军政情报，并为军事行动创造战机。通过间谍活动，可以获取敌国军事情报，有时候也可以离间敌国内部关系。因此，派遣间谍到敌国，对于获取情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落第士子

与以往朝代不同,宋朝情报的外泄与文人士子的非正常流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华州落第士人张元、吴昊投奔西夏。张、吴二人虽有才华,但几次参加科举不第,满腔热情无处为报,只得另谋出路,于是“张、吴径走西夏。夏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弊,职此二人为之。”

二、以宋夏两国的情报战为例，分析情报对军事的影响

在前期的宋夏战争中，西夏居于主动进攻的态势，而北宋处于消极保守的防御态势。西夏采取主动的原因除了民风彪悍兵强马壮之外，还在于西夏方面对情报的搜集处于优势地位。而宋朝采取守势则主要是因为君臣的自我定位和对西夏认识上的偏差而造成的。

西夏的信息情报战并不拘泥于形式，甚至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或者说是全方位的进攻。在好水川之战中，李元昊先放出假的情报“阅兵折姜会，谋寇渭州”，将宋军引出坚城，再用少股部队将任福的军队引至预设的埋伏战场——好水川，还在战前用“哨鸽”作为全军进攻的信号。“哨鸽”飞起为进攻的时间信号，盘旋之地则为夏军进攻的方向，堪称情报信息领域的经典案例。

而在好水川战役打响之前，情报人员给宋军主将任福提供虚假的情报，“侯者言夏人有碧，数不多，兵益进”。可是真实情况是，元昊己经集结了十万精兵屯驻于川口等待宋军入伏。错误、不准确的情报只能引导战争走向失败。

总之,宋夏双方在情报战的较量中，西夏占据主导地位且明显处于优势，而北宋处于受西夏牵制的被动地位。这种局面直到庆历元年的下半年才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在经历过几次失败之后，北宋认识到了西夏间谍给自己造成的危害，从而采取了一系列反间谍措施，使情报工作收到了实效。庆历元年，宋朝在琉璃堡之战和麟州解围之战主动出击，就是利用情报战取得胜利。

情报战的形势也是影响宋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庆历二年以前，西夏在情报战中处于主动和优势地位。因此，李元昊在战略上采取进攻，对宋形成强烈的高压，这是宋夏关系最紧张的时期。但从庆历元年下半年起，宋朝的反间谍措施逐渐发挥岀效力，边臣的情报信息工作也有了成效，因而北宋对西夏昊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此后西夏与宋朝之间的战争已经很少了，宋夏关系也基本上趋于缓和，和平成为主流，和议提上了议程。

三、宋代防止情报外泄的措施

边防军事情报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家的安全，但是如果边防军事情报遭受外泄，就会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导致军事战争的引发。因此宋代在面对众多敌对势力的影响下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边防图书情报外泄的政策：

1.严禁军政机要图书的出版、发行和流通

涉及时政、边防军机的文字、奏文、图书的刊印和传播，是导致西北边防军政情报泄漏的一个重要原因。天圣五年（1027）二月，中书门下给宋仁宗的奏章中所说，“北戎和好以来，岁遣人使不绝，及雄州榷场商旅往来，因兹将带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

其实，早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北宋就已首次颁布了图书禁律———《景德三年法令》：“民以书籍赴缘边椎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此后，宋政府不断颁行新的禁书法令，其中有许多是关于对边防军政机密图书的禁律，主要分三类：

第一，文集类。天圣五年（1027），由于宋、辽和好，使节不断，加之雄州置榷场贸易、商旅频繁，使北宋一些大臣的文集印本传到辽国，其中有许多是边防机密文字。因此，宋仁宗下诏，“今后如合有雕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防碍，许令开板，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仍候断遣。讫收索印板，随处当官毁弃。”

第二，《会要》、《实录》等记实性文书类。《会要》、《实录》和《国史》等之所以禁止雕印、传写，是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是北宋本朝历史的真实记录，其中必然涉及许多政要兵谋，一旦流传于外则于国防安全不利。涉兵谋、政术者尚不只这些，一些重臣之谈话、笔记等亦或涉朝廷机要，故也属于禁传禁卖之列。

第三，兵书、地图类。宋太宗时期的《兵书、地图禁律》，明确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宋仁宗时期，对禁止地图的法令进行了补充，规定西北各州军驿舍、驿站内不得悬挂地图，以免泄漏地理、地形等重要信息。另外，私绘地图者，一经查实则从重处罚。

除此之外，对于书籍的管理上还有民间举报政策，凡是对涉及边境、政治、军事书籍的行为有人检举，都会明确的查办。因为这一政策涉及面很广，在查处的力度上很难达到理想效果。但总的来说，这一政策的实施是非常的成功，对于国家的安全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保证，同时也打击了敌对势力。

2.加强边境人员稽查与防范工作

加强边境人员稽查的力度与防范工作，是防止边防图书情报外泄的又一重大措施，由于当时宋国的边境线涉及的区域面积广，因此商品走私现象特别多，这些走私商贩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对边防图书的流失具有严重的影响。因此宋庭对走私活动严厉打击，加强对边境商业活动的稽查力度。

在初期只是对于边境商业交易中的货物进行严查，但是很多商贩会通过贿赂稽查人员而夹带图书出关。到后来宋朝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调整政策，要求边境线上禁止从事一切的商业交易活动。

景德元年（1004）五月，宋颁布了一个重要的《边界法》：“自今中国人不得辄随外国进奉人等出境。边吏专知伺察，违者论如律，仍缚送阙下，所在粉壁写诏书以示之”。

这是一个针对宋朝百姓和官吏出境问题的法律。此类边界条例，在两宋法律中有明确界定，《宋刑统》和《庆元条法事类》中界定的私出边界罪。

<strong>此外，对于边境外来人口的查处相对比较严格，对于有嫌疑的人员一律禁止进入宋国境内，对于外出人员进行了严格的搜查。因为当时有很多军事使者，企图借助探访来摸清宋国的政治军事政策，因此这一政策对于打击情报外泄是非常的有效。

3、加大惩罚的力度

加强惩罚的制度是保证边防图书情报外泄的另一个有效措施，从惩罚政策的规定上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私藏边防图书或者是外泄边防图书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二是对在边境贸易过程中出现的图书外泄行为做了明确的处置，凡是出现有涉及边防图书外泄的现象一经查出必须严格的惩罚。

宋法律规定：漏泄国家机密者，“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漏泄于蕃国使者加一等。仍以初传者为首，传至者为从。即转传大事者杖八十，非大事勿论。”

如果边防官吏、将士等泄漏军政机密，属知法犯法，“重行论处、遇赦不赦”。如果是平民百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置，一般都是3到5年的牢狱之灾，特别严重的将逐出境外；对于在边境贸易中出现图书外泄行为，则禁止其再进行任何的商业活动，并对其进行最少的3年处置。如果从事的是一些图书印刷方面的，对其进行最为严重的惩罚，一生不得出狱。

通过这些严格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图书情报泄露现象。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局势稳定，为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局面，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宋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交流。

4.加强对军政情报的保密管理

为了便于实施对情报的保密管理，北宋政府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专门的情报机构，专业负责处理重要的军政机密事宜。宋真宗时期，在雄州设置“机宜司”，“专掌本州边境军要机密事”。也就是说，雄州机宜司是专门负责情报事务的机构。

除了雄州，北宋还在环庆、泾原、秦凤、河东和鄜延五路各置“都总管经略安抚司”，下设属官“管勾机宜文字”专管情报政要事宜。另外还设“急脚递铺”，专门负责传递事关外交和军政机密的文书。对情报处官员的职责，宋朝明确规定，禁止中下级官员参预情报事务，减小军机政要知情者人员，并对情报机构机要文件的收复、交移和备案等环节做了祥细的程序规定。

总的来看，宋朝对西北边防军政情报的控制，措施全面、刑律严格，防范与惩治并举。通过一系列对严防情报外泄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逐步形成了情报信息的防控体系，对维护西北边防安全和国家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四、宋朝为防止泄密而采取的技术手段

为了保证间谍等情报工作人员的情报活动的顺利进行，必须与当时的各种先进技术手段相配合。间谍等情报工作人员传递情报必须要用非常规手段，而且为了防止情报泄露,也要采用最先进的保密措施。

1.字验

宋代在情报保密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创了密码技术。当时的密码被称为“字验”。

《宋史》记载：“凡军行计会，不免文牒，或主司遗失惧罪，单使被擒，军中所谋，自然泄露。故每分屯军马之时，与主将密定字号，各掌一通，不令左右人知其义理。但于寻常公状文移内，以此字私为契约，有所施行，依此参验。不得字有重叠,及用凶恶嫌疑之语。每用文牒之上，别行写此字验，讫，印其上发往。如所请报，到，许，即依号却写印遣回；如不许，即空之。此惟主将自知，他人皆不得测。符彦卿元用四十条，以四十字为号；今检得只有三十七条，内亦有不急之事，今减作二十八字。所贵军中戎旅之人，事简易记。诏并从之。嘉祐四年,三司使张方平编驿券则例，凡七十四条，赐名《嘉祐驿令》。”

关于字验的使用方法和作用，《武经总要》中也有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另外，字验之法还可以和传信牌相互配合使用。《宋史》中对传信牌的使用也有详细的记载：“又别用传信朱漆木牌，应系给军中往来之处，每传达号令、关报、会合事宜及发起军士三百人以下即用”。

在传递情报时采用这种字验之法，可以有效地防止因传信牌中的字条被敌军夺去而泄露了重要的军机情报。

2.蜡书

蜡书也称为蜡弹、蜡丸。是宋朝时期防止情报泄露的另一种方法。在历史电视剧中还可以经常见到的。据《朝野类要》记载，“

此外，传递情报的人员在敌我之间往来时，由于路途遥远，难免会遇上下雨或者淌水过河等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纸张、布帛等沾水后，字迹就会变模糊而无法辨认。而蜡丸、蜡书恰好具有防水的优点，这就能够保证情报可以安全、完整地传送到己方。

3.矾书

矾书其实是利用的一种化学反应，将字用明矾水写在纸上或者衣服、布帛上，等干了之后就看不出任何字迹，即使被对方发现，也不能获取所隐含的情报内容。只有再沾上水才能显出字迹。因此，这也是非常高明的情报保密技术。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开封被金军围困之时，宋钦宗“以矾书为诏”，再命曹辅秘密地把诏书送给康王，因为当时金人防范得很严密“朝廷人每出，金人搜索文字蜡书,故以矾书帛,入水方见”。

4.谐音，异义

谐音异义是汉字的一个特点：同一个字可以读不同的音，不同的字又发相同的读音；同样的意思可以用不同的词组来表达，而一个词组因其字发音不同又会有不同的意思。这正好符合情报需要隐秘的要求。

种世衡在青涧城离间李元昊和野利旺荣时，派人给野利旺荣写了封信，“大王(指旺荣)所遣三位密使已至，且受了重用。朝廷知大王有降意，特命为夏州节度使，月俸钱万缗，旌节已至，趣其归附，以枣缀画龟，喻其早归之意。”

“枣”音同“早”，“龟”音同“归”，合起来正是“早归”。不直言，而以物与图示之，隐喻致意，宛若暗号。种世衡在蜡书中就以“枣缀画龟，喻其早归之意”来完成离间。

5.空飘、鸽子、箭书

“空飘”就是我们说的风筝，有时也被称为纸莺。大约在汉代就被用来传递消息。《资治通鉴释文》对纸莺的解释是：“纸鸥处脂切，以纸为之。系以长绳，顺风而放。军中用以传信，亦曰纸莺”。

鸽子也经常用来传递情报。在好水川之战中，西夏就是利用鸽子来获知宋军行踪的。元昊事先设下埋伏，引宋军入瓮，再用百只信鸽来作为发起攻击的情报信号，从而一举获胜。鸽子在好水川一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方式不必间谍亲自到敌方去，大大降低了危险性。但是，因为风筝、鸽子传递情报容易受到风向、自然条件的影响，偶然性很强，其效率也大大降低。同样,射箭传书也存在这种问题，射箭技术再好，也会有误差，即使射入目标范围以内，能否被人发现还是个问题。所以这些方式只能是特殊情况下的一些辅助手段而已。

6.化装

如果敌方对间谍的防范十分严密，间谍就必须经常隐藏自己真正的身份，乔装改扮，具备一定的化装技巧就成为情报工作人员必备的一项技能。在宋夏战争中就有这样一则事例：麟州之围，苗继先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于外者，通引官王吉应募，继先问须几人从行，吉曰：“今虏骑百重，无所用众。”请凳发，衣胡服，挟弓矢，资口粮，诈为胡人，衣缝而出。遇虏问，则为虏语答之,两昼夜，然后出虏寨之外。走诣府州告急，府州遣将兵救之，吉复间道入城,城中皆呼万岁”。

北宋政府为防止情报泄露想尽各种办法，从交通管制到限制相关人员的出入国境，从禁书令到规范图书的出版发行制度，从查察奸细到保密制度以及做好情报工作所需的技术手段，凡是可能涉及泄漏军机秘密的方面都做了细微周密的防范工作。这正说明了宋朝政府对于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结语：

宋朝边防情报泄露主要是在图书的流通上，因此，宋庭根据自身的情况对边防情报保障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措施，对于保证国家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边防安全是每一个国家需要注意的问题，在边防情报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学习借鉴宋代政策有利的一面，建立更为健全的政策体系，为国家局势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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