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玄言詩的崛起
魏晉時期是“人的主題”和“文的自覺”時期，繼先秦以來，在哲學思辨上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是一個哲學和藝術相融通的時代，一種作為哲學（以老莊學思想的玄學）與藝術（詩歌）的結合體——玄言詩就此產生。其孕育於正始時期，興盛於東晉年間，而衰落於晉宋之際，在文壇上存活約兩個世紀。
建安初年，隨著政權的南移，為南方眾多的文人士大夫們提供一個可以施展抱負的政治舞臺，實質上這個政權是動盪不安的，舞臺的不穩定使得統治者要藉助士族的力量來維穩政權，於是衍生出士族和皇室共同執政的局面。這種複雜的政治局面讓文人士大夫們異常糾結，在希望和失望之間徘徊，內心也矛盾痛苦，當情緒反應到詩歌當中時，也就成了一種壯志難酬的抒發方式。
玄言詩的發展當以孫綽和許詢二人為起點：孫綽喜歡用詩來闡述玄理，可以看做是對老莊學理的詩體化。如《與庾冰史》中的：<strong>“浩浩元化五運跌送。昏明相錯，否泰時用。”
而許詢則是通過在詩中展示玄學境界的方式來表達那種美妙、虛幻的感覺。所以前者僅僅用詩的形式表達玄理，就顯得稍微世俗，後者則是加深了對玄學境界的描繪，把這種學理的氣息表達得更為透徹，視為玄言詩的典型代表。
玄言詩的產生和門閥政治的關係
東晉的門閥政治格局，主要施行的是無為而治的治國方針，才能讓士族的政治與經濟地位繼續維持，進一步緩解南北士族之間的矛盾。這種大的政治環境為東晉的玄言詩發展提供了平臺。
（一）向上需求——世族需要玄言詩所營造的氛圍作為門閥政治的合法外衣；
西晉末年，司馬睿的政權南遷以後，北方的世家大族也陸續遷到了相對富饒的江南地區，江東土著吳姓氏族和其他的家族也大肆發展起來。在江東落腳的東晉政權。若要穩定政權，統治者不得不依賴北方世族的支持，同時又要藉助南方世族的力量來取得平衡，如此一來，士族們在門閥制度的襁褓中有著前所未有的政治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此前風靡於士族間的玄學思潮，經由魏正始時期、西晉竹林時期、元康時期在思想上取得了霸權地位。
除此之外，東晉士族本身也是文化修養比較高的文化群體，加上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實力，他們所推崇的“玄言詩”一時間成為了詩壇的風向標，也就進一步使其出現一家獨大的局面。如《蘭亭集序》就是非常典型的玄言詩。
（二）向下影響——從世族主導的思想到詩體的玄學浪潮
玄學是魏晉世族文化的形而上思考和哲學實踐，隨著世族階層的崛起而走向繁榮。所以世族玄學成了一種貴族文化，不再依附於皇權，也脫離了平民所希望的平均的物質主義思想。其滋生的玄言詩也成了世族階層及其玄學文化發展的必然產物，甚至可以說玄學和玄言詩都是世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二者之間又有著內在密切關係：
玄學致力於求解宇宙、社會、人生的玄奧，從而滿足世族文化的思想需求；玄言詩書寫著世族文人追求人生秘密的心靈之路，適應了世族文化的藝術需求。站在社會文化結構轉型的角度看，世族、玄學、玄言詩是一種三位一體的文化機體。
玄言詩也得到了不斷的發展，究其原因是士族的形成環境需要文化要素有一定的優勢，這種圈子的形成和固化讓寒門子弟望而卻步，也就不難理解一些寒門子弟為了受到士族的青睞，寫了大量玄言詩相贈於門閥士族，其中以《贈溫嶠詩》為代表：
言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爾神餘契，我懷子情。攜手一壑，安知塵冥。
玄言詩在不同階層的不同表現形式
實質上，玄言詩的發展階段當是和世族文化發展同步的，詩歌體內容所折射的世族文化的精神世界：崇尚“得意忘言”的個體化言說；崇尚“詩可以群”的“共生”生存；指向“天人之際”的宇宙終極境界；
這種精神下的玄言詩發展到鼎盛時期竟然有了忽略意向而直接說道的弊端呈現。但是在東晉中後期，以王羲之等蘭亭詩人為代表的世族名士和玄學詩人們逐漸將玄道寄託于山水之中，這本身也是玄學詩觀念中的“山水以形媚道”“以玄對山水”發展的結果。
這個結果對後來的謝靈運的山水詩有著重大影響，謝靈運的山水詩中都隱藏著一顆玄心，只是因為作為高層世族文化的代表，他隨之遭到了來皇權政治和平民政治文化結盟力量代表的劉宋政權夾擊，導致最終難以超脫，故其詩在幽然的表象中深含著難以融入山水難以悟道的痛苦。如：<strong>“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雲樂。”就是在表達出身貴族世家的謝靈運無法忍受如沮溺執耕農田之苦，但他又嘲笑身處官場的楊雄言行不一，認為自己絕不能做那樣的人，所以詩末乃語“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在這樣的掙扎之中，他只好鑽進了道家的圈子，以道家之“達生”觀來超脫現實，聽從莊子“人生應聽其自然，無所作為，不應去探求榮華富貴”的道理。
可以說，是山水頓悟了謝靈運的老莊思想，產生了玄理的火花，又因老莊思想的融化，使其更加趨向于山水，融借山水以表達玄理與志向。
而作為魏晉低級世族文化的代表的陶淵明，雖然受世族文化重門第之風的影響，也自矜於高族門第，但是無奈淪落為平民，最終他只能在安於現世身份的平民化中去保持世族名士的精神高貴。所以我們所看到的陶淵明詩歌特色：借用儒家重用世、道家重自然、佛家重出世的不同思想相博弈，實現玄學精神在平民化的田園生活中共存。
如他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就是一種看似平民生活而實為名士之隱的風流化身，而“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則是突出玄學名士得意忘言以玄學對山水的極高藝術境界的表達。
從盛行到式微——依附機體門閥政治的奔潰
從司馬睿公元317年正式稱帝到劉裕公元420年代晉自立，東晉走過了一個世紀之久的歷程。這百年中特有的門閥政治制度和玄學土壤培育了玄言詩的成長，也見證了玄言詩的衰落，在東晉嚴酷的時代大背景下，此起彼伏的戰亂促發門閥士人們生命意識的覺醒，他們在詩歌創作中流露出時光飄忽和人生短促之感，並且著意于思索生命本身存在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所在，這就有了玄言詩在東晉王朝前、中、後三個階段不同的表現形式。
當然依附在門閥政治制度的作用而興起的玄言詩，當門閥政治出現了衰敗的傾向時，此前受該制度庇佑的士族子弟也無法再維持自身在政治地位上的優越感，也逐漸摒棄了玄學的思想，而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又重新抬頭，玄言詩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我們姑且拋開詩歌體裁和文體新變角度去分析其衰敗到消失，而從作者和讀者群體的變化入手分析，後面崛起的山水、田園詩歌並非不能和玄言詩共存，實質上玄言詩的精神在某些層面上滲透到了山水田園詩歌當中。
玄言詩真正衰敗的根源在於作者和讀者群落的消失，在於傳統兩級文化封閉結構的恢復，而不再屬於魏晉特有的三級政治結構體背景下的文化生存。正是由於門閥政治和世族文化的衰退，平民的審美趣味開始興起，作為世族文化代表的玄言詩也自然隨之消退。
閱讀更多 三步一叩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