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和民國時期的大師相比。”
錢老又發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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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在2006年，溫總理拿這個問題請教了國內6著名大學的校長和教育專家，得到的答案是 ：要培養傑出的人才，關鍵是教師；要將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貫通起來；高校大改革發展起來之後，應該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還要做強高等教育。
顯然，這個回答並不能令錢老和溫總理滿意。
以前，我們把原因主要歸結於教育體制的問題。
然而錢學森之問的實質是：發展中的國家應該如何發掘和發揮創造性人的社會功能與價值，如何從知識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創新發明型人才培養方式轉變？
首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學術。
民國時期，國家動盪不安，國家民族的危亡成為首要問題。而如何解救國家於危難之中，成為了知識份子義不容辭的責任。落後就會捱打 ，要想強大科學技術就得跟上去。
因此，“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成為莘莘學子的理想與信念。學生對知識如飢似渴，不求甚解。
教師對於學術問題的討論不分專業、身份，出現“獨立之精神，自由之學術”的景象。
史學家何炳棣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對西南聯大初期的教授如：聞一多、馮友蘭、孫琉棠、雷海宗、吳宓等人，留下了深長的回憶。
雖然當時物質條件十分匱乏。但學術氛圍非常濃厚，師生甚至教授之間常常為學術問題爭的面紅耳赤。
何兆武在《上學記》中回憶說到：“那幾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無論幹什麼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麼，聽什麼，怎麼想，都沒有人干涉，更沒有思想教育。我們那時侯什麼立場的同學都有，不過私人之間是很隨便的，沒有太大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隔膜。”
縱觀我國曆史上名家輩出的春秋戰國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和民國時期無一不是思想活躍、學術自由。
反觀現在，應試教育下的學生早就沒了獨立精神，家庭教育以出人頭地為目標，基礎教育不以培養學生的思考精神為目標。
高等教育不再是何兆武先生說的“幹什麼全憑自己的興趣”，就像清華70~80%的狀元都去學金融了。
學習的目標變了，對知識的理解也就變了，不再不求甚解，浮於表層，追逐名利，自然難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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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老師傳道授業解惑也。
高中的時候，我常常在課堂或者課後向老師發問，老師非常喜歡提問的學生，也樂於回答。
所謂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我在發問的過程中不斷思考，也獲得老師的關注。因此，成績一直很好。
但到了大學之後，發現大學教授並不是影視劇中那樣不看書本，卻引經據典，侃侃而談。多數大學老師，一上課就是照著PPT，照本宣科。不在乎課堂討論，甚至不喜歡和學生討論。上課變成看幻燈片，沒有特色，沒有學術交流。
要說高中是填鴨式的應試教育，那麼大學的很多老師更不會去關注學生本身，沒有把傳道授業作為目標，而只是上完一門課程而已。
彼時的大學校園，學生與學生之間、學生與老師之間、老師與老師之間，席地而坐就可以講述、討論。“從內打破的是生命，從外打破是雞蛋。”老師真正的教學生,是引導挖掘，而不是灌輸。
所以教師的教授確是培養人才重要環節之一。
老師作為領路人，其精神會深深影響學生。一位好的老師，既會傳授知識，也會讓學生愛上這門課程。所以對於老師難的不是講課、而是用心。
正如施一公教授所憂慮的，目前高校很多教師忙於自己課題和項目申請，沒有真正將精力和心思花在學生培養上。美其名曰給學生更多主動權，實則也許是一種不盡職的表現。
他說：“對於科研人員來說，應該真正瞄準看重大、原創的，對世界文明有貢獻、對國家有意義的突破成果，而不是把目光聚集在發表文章和申報各類獎項，對於高校來說也不應只是關注論文數量和影響因子，而應該營造一個寬鬆的科研環境。”但如何做到這一點，又和我們的教師管理機制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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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當前教育模式下，解決教師的難處。
隨著科學的發展，對人才的要求標準也斷上升。目前許多大學都開展了綜合體制改革，尤其是備受關注的人事體制改革。國內高校引進人才往往需要國外留學經歷、主持國家基金項目、發表多篇論文等等。而且每年都要考核，如果論文數量不夠，會影響評職稱、申請研究經費等一系列問題。
而那些具有意義重大、有突破性貢獻的研究結果往往來的很慢，論文發不出來，自然教師也不好活。
所以很多教師為了論文數量，也無心顧及教學任務；所以很多教師考慮的是完成任務保住位子，空餘時間掙到票子，和學生一起做實驗，手把手帶學生的越來越少。
可見，學校在教師的管理上還存在太多的問題，目前的機制只能對教師上課的時間做出約束，對於責任心和對學生指導效果，難以做出評價和約束。
再者，現在的高校還存這樣一種現象，大家都想領導，官位越大佔有的優質資源越多，以至於明明是搞學術的，偏偏要搞管理。
所以，我們的高校更需要引進國際化的視野、思維和做法，保障能引進人才、留住人才，調動教師的責任心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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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中科院院士、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說：“導師對於學生的第一責任，是教會學生選擇課題，教會他們如何判斷課題方向、研究價值、而不是讓學生摸索。同時在學生做研究的過程中遇到困難時，及時給於指導，幫助其解決。但遺憾的是，很多導師都難以如此。一方面時間不夠，另一部份原因來自責任心以及導師個人能力，來自高校教師管理制度。”
施一公認為，好的導師要能真正影響學生，將自己對科研的研究態度、視角、方法傳承下去，把科學的風格、修養、研究成果傳遞下去。
然而，網上卻有些人黑施一公，原因很多，首先生物專業本身自帶黑點，其次有人認為他花了很多錢，壓榨了很多人，佔了很多資源，當然還有各種說法。
2018年6月至9月，短短70天，清華顏寧課題組在《Science》發表了三篇長文；
2018年11月23日《Science》和ScilifeLab頒發的2018年青年科學家獎中國本土博士萬蕊雪首獲此獎；
2018年12月31日和2019年1月10日，施一公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在頂級期刊連發兩文實現跨年雙殺。
而顏寧正、萬蕊雪都是師從施一公，為什麼施一公的和他的學生學生都如此優秀，而我們當下時代卻難有傑出的人才？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束縛太多、負擔太重。各種考核，各種規定牽涉了太多精力，牽制了太多自由。
民國時期，西南聯大正是給了學生“破格”的權利，發展其最擅長的科目，進而專研。才有了後來的數學家華羅庚、歷史家吳晗、小說家錢鍾書.......
當然，目前國家教育部一直在不斷改革高考制度，通俗化教育、自主選擇考試科目等措施，力圖給學生個人興趣的培養有了更大的選擇權。
國務院也發文人才評價標準，不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等，給高校教師提供更輕鬆更自由的科研環境。也提出了教授本科化、本科學生科研項目訓練等增強高等教育深入科研的重要舉措。
但無論措施能否落地，思想轉變卻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錢學森之問，我們一直在思考。相信在國家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下，我們肯定會出現更多的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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