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貨幣發行不斷增加，物價一漲再漲，但工資並沒有增加，如此看來，新發的貨幣似乎並未流入自己的口袋。很想問的是，這些貨幣究竟流到哪裡去了。
其實，只要看看富人階層就知道答案了，富人越來越富。可以說在馬太效應下，財富分配不平等現象在日益加劇。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對這一現象做了深入觀察，他在《不平等的代價》一書中指出，深入的調查研究表明，財富增長的很大一部分是源於土地價值的增加，而不是資本貨物的數量增加。
那麼那些擁有可用於抵押的資產的人們會看到自己的資產升值，比如土地。因此擁有財富的人會變得更加富有。沒有財富的工人不能在貨幣擴張中獲益。
以下是斯蒂格利茨接受新經濟思維研究院高級研究分析師琳恩·帕拉莫爾（Lynn Parramore）採訪中文版原文。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自20世紀60年代起就開始撰寫關於美國社會經濟分化的文章。他在《不平等的代價》一書中認為，這種分化阻礙著美國的發展，其研究的課題和結論也得到了新經濟思維研究院（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的支持。2014年12月4日，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主持召開了第八屆新經濟思維研究院系列研討會，會上他提交了一篇論文——《收入和個人財富分配的新理論視角》。會後，斯蒂格利茨接受了新經濟思維研究院高級研究分析師琳恩·帕拉莫爾（Lynn Parramore）的採訪，繼續探討了論文中的觀點及托馬斯·皮凱蒂的著作，並認為富人與窮人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需要運用經濟學去彌合。《中國經濟報告》獲新經濟思維研究院授權，發表此次採訪的中文版，以饗讀者。
壟斷租金導致了不平等加劇
琳恩·帕拉莫爾：你曾經提到你讀博士期間所研究的課題是經濟不平等。你為什麼會對社會上的收入和財富分配感興趣呢？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我在印第安納州的加里長大，那是美國社會階層分化非常典型的一個地方，有大量的貧困人口。那裡身居財富金字塔頂端的人口不是1%，而是5%。那個時候我並不知道真正的不平等是什麼樣子，但是有大量的人口掙扎在社會底層，貧富差距很大。其次，就要從我上大學和參與民權運動的歲月開始說起。我們知道馬丁·路德·金的遊行是為了終結種族歧視、爭取經濟賦權。所以，我認為，很多人都是在那個時候意識到，如果不對經濟差距做點什麼的話，我們無法徹底解決美國社會分化、種族歧視的問題。
琳恩·帕拉莫爾：你最近在個人收入和財富分配方面的研究有何新進展？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有一些不同程度的進展。現在對此也有一些爭論，但是我認為托馬斯·皮凱蒂的大多數讀者從他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中獲得的印象是：財富的積累——儲蓄——是不平等加劇的原因。因此，經濟增長，即資本積聚與不平等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我的論文從觀察到的事實入手：在現實中，你並不能通過那種分析來解釋財富與收入之比到底發生了什麼。深入的調查研究表明，財富增長的很大一部分是源於土地價值的增加，而不是資本貨物的數量增加。
琳恩·帕拉莫爾：你說的“土地”，感覺不是簡·奧斯汀小說裡的那種土地，即歸莊園領主所有的農業用地。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並不是在說農業用地，而是在說城市土地的價值，從廣義上說還包括與自然資源有關的租金。它是現有資產的價值。做一個小小的補充，除了財富收入比的提升之外，還出現了其他種類租金提升的資本化，如壟斷租金等。如果相對於工人來說，企業的市場力量得以加強，例如有幾家大型銀行能夠獲得政府保證，
這樣壟斷租金的價值就得以提升並且資本化。這只是增加了財富，但並沒有增加資本。這就是財富和資本非常關鍵的區別。這是我的第一個觀點。這一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後應該研究各種資源的價值，以及對土地或其他資源的價值為何提升的各種解釋。《不平等的代價》一書中解釋了為什麼尋租行為有所增加，但是其他的部分是更加外在的內容，例如土地價值或者資產價值的問題。我認為這與信貸系統密切相關。就像我們在過去幾年看到的一樣，如果你獲得的信貸增加，這些增加的信貸不會像經濟學通常預示的那樣轉化為更多的財富積累，成為資本貨物。我們得到的結果會是某種資產的泡沫增加。
最近幾年反覆發生的現象是，貨幣政策當局通過放鬆監管和放寬標準來允許銀行增加放貸，但這不是為了創造更多的企業，不是為了形成資本貨物。這種政策的實際效果就是土地和其他固定資產資源（建築物、房地產等）升值，而這些固定資產的升值是不成比例的。這也是大家共同擔心的問題。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在關於量化寬鬆的討論中，沒有人把它與不平等或者整體宏觀經濟增長聯繫起來。而貨幣寬鬆與不平等的聯繫是雙重的：
在宏觀層面，如果經濟體中更多的儲蓄導致了土地價值提升，而不是資本貨物存量增加，那麼生產效率就不能提升，工資就不會提高。現在的情況就是我們沒有做應該做的投資。但是，另外一個層面的聯繫可能更為重要。在我看來，當貨幣政策放鬆時，允許對抵押品進行更多的信貸投放。那麼那些擁有可用於抵押的資產的人們會看到自己的資產升值，比如土地。因此擁有財富的人會變得更加富有。沒有財富的工人不能在貨幣擴張中獲益。這種聯繫就是信貸影響了土地價格和其他固定資產價格，但是這些升值卻極為不平等地屬於富有者。而且這是財富增加中的一個主要部分。這是我論文中的一個思路。
論文的另外一個思路是試圖展現一個關於財富或者其他優勢在代際之間傳遞的一般性理論，試圖從很寬的角度發現一些能夠帶來更為不平等的代際分佈的離心力量和一些能夠導致更為平等的代際分佈的向心力量。你幾乎可以說這是一種分類學，這是一種思考事物的框架。當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時，
你會發現許多目前正在發生的力量在增加不平等性。同時這也是一個開出政策藥方的框架。如果在一個世界上經濟隔離越來越多，而一些人擁有當地財政供養的學校，教育領域就會更加不平等，有錢的父母的孩子能夠獲得更多的人力資本。這個模型實際上提供了一個解釋不平等的強有力的一般性理論。論文中還有很多其他亮點，但是最後的觀點是當你思考有關解決財富不平等的政策時，你必須認真思考經濟學家所講的“稅負歸屬”。如果大多數儲蓄都是由資本家進行的，而對資本收益進行收稅，那麼他們的投資將會下降。但是，從長期來看，利率會上升，這就會部分抵消降低資本家收入的政策效果。
琳恩·帕拉莫爾：在你看來，應該如何避免稅收對投資的負面影響？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你可能想到的阻止這種事情發生的一個辦法是確保政府投資——從稅收收入中拿出來一部分錢進行資本投資。這樣就能阻止資本家的收益率上升。但這並不是萬能的，它似乎表明皮凱蒂關於應該直接對資本收稅的一些觀點可能是過於簡單了。對此，有一種批評意見是他經常討論r>g，即資本回報率高於經濟增長率。其實我早在1969年就講過r>g並不是最關鍵的事情。這與儲蓄率和誰在儲蓄有關。更重要的一點是，r本身是一個內生變量，它受到經濟形勢和經濟政策的影響。所以不能簡單地講如果儲蓄率等於1，那麼r最終就等於g。因此，建立一個r永遠大於g的模型是非常困難的。
壟斷勢力在不斷增長
琳恩·帕拉莫爾：在你的論文中，你講到1%的人口剝削剩餘99%人口的力量在不斷提升。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種剝削有沒有極限？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用一種更為細緻和學術的方式來表達的話，對現在發生的很多現象的解釋之一就是剝削不斷增加。你看到工資與生產效率之比一直下降，這必然與不斷增加的剝削相一致。你看到CEO薪水與普通工人薪酬之比在上升。我認為這與以下因素相關：工人談判能力削弱、工會組織更為弱勢、政府對生產要素的不對稱自由化（限制勞動力流動而不限制資本流動）、未能有效制衡CEO濫用公司權力的公司管制法律、由於網絡外部性帶來的壟斷勢力上升等。所以，必然有一系列因素促使人們承認市場的力量增強了，有一些領域的競爭更為激烈了——例如，因為互聯網的存在，在價格一端會有更多的競爭。在整體上，當你觀察工資與生產效率之比時，市場力量出現了明顯的提升。
或許剝削存在極限。有時候剝削程度用工資與勞動力邊際生產率之比表達，當這個比率降低至0時，這就是極限。如果我們不採取任何措施，事情將會變得更糟。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走在一條看起來越來越差的道路上。
琳恩·帕拉莫爾：你說壟斷勢力不斷增長。在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中，壟斷勢力扮演了什麼角色？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壟斷勢力的享受者有集中的傾向。當你觀察福布斯財富榜，前兩名都是壟斷者。比爾·蓋茨通過壟斷勢力賺錢，卡洛斯·斯利姆·埃盧通過他電訊公司（Telemex）的壟斷來賺錢。並不是說這些壟斷企業沒有效率或者它們做得不好。它們可能具有創新性，也可能沒有——關於微軟的批評聲音很多，我們也並不需要完全認同。但是我們要說的是他們的很多收入都是通過壟斷獲得的，而且我也認為沒有人會懷疑這一點。所以，當你觀察社會頂層時，就會發現壟斷力量。
貢獻未必意味著同比例報酬
琳恩·帕拉莫爾：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當人們對經濟有所貢獻時，他們能夠獲得等比例的報酬。這個模型不再適用了嗎？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是的。我認為《不平等的代價》這本書的主旨以及一些其他著作都是在質疑邊際生產力——這個已經流行200多年的理論。很多人都曾經懷疑過它，但是我對此提出了全新的質疑。我認為皮凱蒂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工作，為質疑邊際生產力理論提供了一些經驗基礎。如同我剛才舉的例子，如果你觀察頂層人群，壟斷者實際上限制了產出。在生產上做出最大貢獻的人們、生產激光和晶體管的人們、計算機發明者、DNA研究者，這些都不是國家最為富有的人群。所以，當你觀察對經濟做出最大貢獻的人們和處在社會最頂層的人們，你會發現他們是不同的。
皮凱蒂和他同事們所做的一個非常有趣的課題是研究對最富有的1%的人口提高徵稅的效果。如果這些最富有的人是更努力工作、貢獻更大的人，你可能會說這會大大減緩經濟增速。但是如果說這些最富有的人是通過尋租行為獲得的，那麼對其徵稅只是為政府拿回部分租金。
琳恩·帕拉莫爾：我們應當怎樣做，才能防止不平等現象的進一步惡化？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將它分為兩部分：我們能做些什麼來減少稅收和轉移支付前收入的不平等，以及我們能做些什麼來改善稅收和轉移支付後的收入。前者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打造強有力的工會、改良教育、加強執行反壟斷法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法律等。這些都是有可能提高稅收和轉移支付前收入的手段。後者包括諸如調整資本利得稅，主要對富有人群受益的優惠待遇，實施更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等。這會使得稅收和轉移支付後的收入變得更加平等。
（新經濟思維研究院成立於2009年，總部設在美國紐約。其顧問委員會擁有六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該院還與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多所世界頂級名校建立了合作關係。本文由《中國經濟報告》編輯王藝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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