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读：

自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郑经在台湾的统治地位初步稳定伊始，直至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正月因中风逝世，在这整整十八年期间，“明郑政权”在郑经的“掌舵”之下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二者在军事力量（主要指水师实力）的对比上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纰漏”，即：彼此之间在短时间内均无力大举攻击和消灭对方。偏于一隅的郑经虽然整体军事建设薄弱，但其拥有较为强大的海上力量，而反观清朝虽然整体军事建设强悍，但缺乏战斗力惊人且值得信赖的水师，以至于二者只能互相窥伺，时而谈判、时而又爆发小规模的军事摩擦。显然，这些都不足以导致双方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一个本质上的改变。

毫无疑问，作为郑成功精心挑选的继承人，郑经的所作所为对于整个“明郑政权”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而言必然是有着重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尽管诸多现代作品对其能力和形象存在刻意贬低的现象，但也终究难以掩盖他对“明郑政权”乃正整个台湾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虽然郑经当权期间“明郑政权”的发展达到过空前绝后的顶峰，但晚年时期由于个人原因导致政权内部频繁爆发内乱从而间接地给满清统治者创造了“收台”契机也是难辞其咎的。在本篇文章当中，笔者就从清政府对郑经所实施的策略入手，同时结合部分相关史料的记载，以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对郑经当权期间整个“明郑政权”的发展历程（分三步）做一个详实的探究。

郑成功画像

本文的研究内容：

01、面对招降，拒不接受

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郑经利用前来归附的福建地方起义军重新占领了厦门，并将其作为交通大陆、抗清复明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地。在这之前的几年里，清廷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果断裁撤了福建水师提督，而且还将善于海战的施琅、郑鸣骏等主要军事降将调往京师，编入八旗，显而易见，朝廷所做的这一连串事情其最终目的便是想暂时搁置武力消灭“明郑政权”的计划，从而采取招抚、诱降等一系列怀柔性的政策施加于郑经头上。

果不其然，清政府分别于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正月和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先后两次遣使捧诏赴台。史料记载，在这两次谈判当中，清政府同意了郑经的“许其藩封，世守台湾”的泱浼；而郑经也答允了朝廷提出的“撤出沿海，纳贡称臣”的提议，但双方在“剃发”问题上却存在相当大的分歧。郑经坚持

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台湾乃中国之领土。若不薙发易服，则难归顺悃诚，以何为据？——《明清史料》

郑经画像

实际上，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朋友应该都清楚，郑经执政时期“明郑政权”与清政府之间的谈判次数绝不止以上所述的两次，但最终的结局却大体相同，即均是以失败而告终。那么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郑经所坚持的立场与清政府想要达成的局面始终存在本质上的冲突，举个最明显的例子，表面上看郑经是想通过谈判从而达到其“许其藩封，世守台湾”的目的，但实际上这些并不是他所觊觎的，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只有一条，即继承先父遗志，通过自己的努力以求恢复大明王朝，至于是否能够世守台湾、享终身富贵我想这些对于早年的他来说其实是不屑一顾的。这一点也是造成清、郑之间数次谈判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诚然，通过郑经与清政府之间的数次谈判也能“品味”地出来郑经此人所具备的志向。

02、参与“三藩之乱”，企图“反清复明”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一月，在收到朝廷同意“撤藩”信号的平西王吴三桂正式起兵叛乱。次年，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也相继起兵响应，至此，“三藩之乱”全面爆发。伴随着“三藩”所占据的疆域进一步延伸，“反清复明”的口号也日益高涨。如此难能可贵的局势对于远在海外的“明郑政权”来说自然是不会坐视不理，因此，对于郑经而言，加入进“三藩”的反清队伍里来是提前完成“反清复明”目标的一大天赐良机。据史料记载，吴三桂、耿精忠早在“三藩之乱”爆发之前便与郑经之间沟通频繁，起兵前夕，驻镇于福建的耿精忠更是再次致书郑经，要求其与自己会师一处，并声称“贵藩将水吾将陆，江浙唾手可得”。就连远在云南的吴三桂也曾煽动郑经：

径取金陵，或抵天津，断其粮道，绝其咽喉。——《台湾外记》

翌年，郑经正式出兵西征。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郑经参与“三藩之乱”的目的与吴、耿之间又有所不同。众所周知，吴三桂之所以要挑起“三藩之乱”的战火，表面上看是为了反清复明，但实际上其真正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一己私利，尚、耿二人亦是如此，而反观此番郑经参与“三藩之乱”，其目的则是真真切切的为了恢复故朝。这一点从他曾力劝吴三桂择立明皇后裔被拒绝后感叹吴三桂“萌念已差”，以及得知吴三桂称帝后又唾骂其“老而反愚，妄僭尊大”等事例中可间接得到印证。

由于与“三藩”举兵的真正目的相向而驰，致使郑经与耿精忠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在军事上索性也不配合吴、耿北伐，仅是滞留于闽广一带“浑水摸鱼”，尽量夺取更大的地盘，以获取赋税和巩固东宁安全。自康熙十三年至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郑经通过步步蚕食的保守战略取得了来自于清军和耿军的大批降将，以及陆续攻占了福建泉州、漳州、汀州、兴化、邵武等府，就连远在广东的潮州府和惠州、广州二府管辖下的部分州县也相继被囊入怀中。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明郑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势力均达到了顶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郑经当初自认为万无一失的保守战略却已悄然将自己引入绝境。如前所述，尽管郑经在耿精忠举兵期间蚕食了其大量的实力，但耿精忠一旦失势，自己也就难免会处于孤立的状态，而自己一旦被孤立，清军的兵锋也就自然会指向自己，所谓“唇亡齿寒”指的便是这个道理。

不出所料，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在平息了耿精忠叛乱之后，清廷立刻借机向郑氏发难，最终在数月之内将郑经势力全部驱出内地，至此，郑经在西征途中所获得的丰厚战果全部丧失殆尽。

03、初心已改，“明郑政权”彻底陷入封建割据

自康熙十六年至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时任福建总督的姚启圣数次遣使赴台招抚，但最终也都因为种种原因导致招抚失败。尔后，为了困敝郑军，颇有解决明郑问题决心的姚启圣一边迁界，一边又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如康熙十八年，在内地设立“修来馆”，以高官厚禄买散郑部人心。其具体史料记载如下：

文武投诚，即以原衔题请，准照职推补。武官投诚，一面题请还札，一面保题现任。兵民如果头发全长者，每人赏银五十两：如果头发短者，每人赏银二十两；愿入伍者。立拨在营，给予战饷；愿归农者，立送回藉，饬府县安插，不许强豪欺凌，宿怨报仇。——江日升：《台湾外记》

姚启圣此举导致投诚者络绎不绝，据史料统计自康熙十七年六月至康熙十九年六月六月二十六日止，除自愿归农的人员外，投诚的官员人数高达5153人、兵员人数高达25677人。

姚启圣画像

在姚启圣的种种政策兼施之下，“明郑政权”彻底泯灭了当年抗清的初心，而作为该政权的最高决策者，郑经自西征失败之后也深感梦想破碎以至于终日沉溺于酒色之中。还曾踌躇满志地声称：“我远处海岛，可无忧。”由此可见，他早年抗清复明的初心已彻底消失，整个“明郑政权”也逐渐陷入于封建割据，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正月，年仅39岁的郑经因中风逝世。鉴于其后期的“堕落”，“明郑政权”的前途注定是要紧追他的脚步一同被埋葬在泥土之中。

参考文献：

江日升：《台湾外记》

《明清史料》

黄玉斋：《郑成功与台湾》、《明延平王三世》

陈昕：《郑经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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