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读：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一月，驻镇于滇黔的平西王吴三桂以一则“荡气回肠”的“讨清檄文”正式宣布举兵叛乱，在此之后的数年里，举国上下又一次陷入了“反清复明”的号召当中。翌年，驻镇于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广东平南王尚之信二人也相继起兵，至此，“三藩之乱”全面爆发。令人悲恸的是，刚从明末战乱中走出来的黎民百姓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再一次被无情地卷入了这场由上层统治阶级专享的“利益盛宴”当中。
当然，对于这场战争的爆发感到兴奋的不仅仅是那些希冀从中获取更大利益的缙绅贵族以及唯恐天下不乱的市井之徒，就连远在海外一隅的郑经同样也是激动得振臂而起。康熙十三年四月，经过厉兵秣马数年之久的郑经自认为“西征”的时机已到，于是亲自率军离台奔赴厦门，并传檄各地，开始了他长达数年的“反清复明”计划。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郑部在“三藩之乱”期间经过种种努力占取了诸如泉州、漳州、汀州、兴化、邵武等府以及广东潮州府和惠州、广州二府管辖下的部分州县，但还是在短短数月时间之内便被清廷派出的八旗劲旅重新收回，并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宣告“西征”失败。那么，作为“明郑政权”的最高决策者，郑经在“三藩之乱”爆发初期下达“西征”的命令是否合适呢？以及“三藩之乱”对于郑经的“反清复明”计划而言是否真的是一个契机？在本篇文章当中，笔者就从这两个话题入手，以“二元论”的思想来对造成当年郑经“西征”失败的真正原因做一番详实的探析。
郑经画像
本文的研究内容：
01、一场蓄谋已久的“复仇”计划
郑经参与“三藩之乱”究竟是偶然还是蓄谋已久？据相关史料记载，早在“三藩之乱”爆发以前，郑经与吴三桂、耿精忠就曾有过秘密联系，如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郑经遣使致书吴三桂道：
经儿未发燥，即闻大名；每读殿下家书檄草，忠孝激烈，未尝不抚膺慨叹，盛极而继之以泣也！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特遣推官吴宏济恭候福履！鄙国虽小，楼船千艘，甲士十万，惟殿下使之。仰俟德音，无任主臣。——夏琳：《闽海纪要》
由上述事实可见，尽管郑、吴之间在政治立场上存在过矛盾（吴叛明、弑君），但从此文的字里行间也不难品味得出郑经本人对吴三桂的百般恭维之举，所谓“楼船千艘，甲士十万，惟殿下使之”其用意便是鼓动吴三桂早日举兵叛乱。除此以外，史料记载自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郑经在台湾的政治地位初步稳定伊始，便立马着手于发展生产、军事以及对外贸易，其终极目的笔者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用在对清作战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郑经参与“三藩之乱”实际上并不是偶然，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复仇”计划！
02、耿精忠：一位“猪”一样的队友
如前所述，靖南王耿精忠与郑经之间在一段时间内也有过相当紧密的联系。史料记载，在耿精忠举兵前夕（三月十五日左右）曾派黄镛赴台，请求郑部出兵声援，并以漳、泉二府相许，约郑经一同会师，共图大业。从时间节点上也不难推出，正是受到了耿精忠的此番极力邀请，郑经才正式决定出兵“西征”，因此，可以这么说，耿精忠在郑经“西征”的过程中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不守信用且狂妄自大的耿精忠却成为了打乱郑经“西征”计划的第一个“拐点”。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月，当郑经率军即将抵达厦门时，耿精忠便收到了来自于黄镛的报告说：“海上船不满百，兵不满万。”而此时距耿举兵仅不到一个月，整个福建已被其囊入怀中，除此以外广东、浙江和江西等地也相继闻风归附。显然，原本就已经眼老昏花的耿精忠已经被这眼前的巨大胜利给冲昏了头脑，以至于当郑经要求耿精忠信守当初提出的诺言时，却遭到了来自于耿的轻蔑，所谓“世藩来甚善，各分地自战可也。”，说白了就是让郑经你“哪凉快哪呆着去，哥现在不稀罕你了！”
毫无疑问，耿精忠此举即意味着郑、耿之间原有的合作关系正式宣告破裂，在此过程中，郑经可以说是被耿精忠这位“猪”一样的队友给狠狠地“坑”一把。当然，作为“民族英雄”郑成功精心挑选的继承人，郑经肯定也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于是于五月初在耿精忠毫无思想准备之下果断发兵强行攻占了漳、泉、潮三府，顿时声势大振。
03、受降汀州：郑经“西征”失败的第二个“拐点”
郑军短时间内在耿部“后院”的数次大捷让耿精忠又不得不想办法与郑经再度议和，然由于耿先前的不守承诺之举导致屡次遭到郑的拒绝，最终经过“三藩老大哥”吴三桂的从中调停让郑经终于接受了耿精忠的议和请求，郑耿之间再度达成联盟。从这一点上可看得出来郑经“反清复明”的决心，毕竟与这位“猪”一样的队友合作谁也预测不了日后将会发生什么令人棘手的事情。另一方面，此举也可间接印证的出郑经确实是一位极具大局观的“强者”，尽管部分文学作品对他进行过诸多有失公允的“黑化”。因为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想要将清军置于两面作战的处境，就必须要让郑军与耿军合兵一处，这也是形成南北势力合作夹击并重挫清军的唯一战略途径。
郑、耿之间议和罢兵之后，双方均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更加行之有效地进击清方。然而，史料记载当郑、耿、尚三方相约共同进取江西时，郑经却受到了来自于耿部守将献降汀州的密信，在多番考虑之下，郑经还是接受了送到手里的汀州。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郑经为何要冒着破裂同盟关系的风险去受降汀州？其答案从地理位置上也可清楚地窥得出来，即按照当时的局势，对于郑经而言只要汀州在手，便可轻而易举地将邵武地界揽入怀中，而一旦邵武唾手，整个福建全境也就基本就沦为郑氏地盘了。但与此同时，只要接受了汀州，也就意味着要将郑耿之间的同盟关系再度置于深渊。不可否认，郑经这招自认为相对保守的棋确实是下错了地方。
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郑耿同盟关系第二次破裂不久，耿部势力便遭到了来自于清军（康亲王杰书所率领的大军）的针对性打击，最终复降于清廷，平南王尚之信闻风紧追其后，亦复降。至此，位于沿海地区的郑军成为了最后一只独立存在的军事组织，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满清统治者而言将郑经赶出内地已经最大限度地被降低了难度。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仅仅数月之间郑经便失去了泉州、漳州、海澄等地。康熙十九年，郑经率部全面撤出内地，“西征”宣告失败。次年三月，郑经病逝。
04、原因总结
如前所述，受降汀州是导致郑经“西征”计划失败的第二个“拐点”，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倘若郑经拒绝受降汀州就能确保“西征”顺利成功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首先，除了耿精忠这位“猪”一样的队友，造成郑经此番“西征”惨败的因素还有很多。在这其中，郑经与“三藩”之间的政治立场不同便是一大最为致命的因素。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在郑经的“西征檄文”当中所提到的则是恢复故朝，而吴三桂之所以挑起“三藩之乱”其真实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与“反清复明”可以说是毫无关联，耿、尚二人亦是如此。这也即是为何吴三桂在邀请郑经共同举兵时只提家仇，而不提复明一事的根本原因。总而言之，“三藩之乱”对于将要“西征”的郑经而言确确实实是一个难得的契机，但与“三藩”之间政治立场不同也是导致“西征”失败的最大潜在风险。
另一方面，郑经在大力发展军事建设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只单方面地注重兵员数量的增加，而却忽略了内部凝聚力的建设，以至于当福建总督姚启臣开出更优越的条件时（如拟定“招抚十策”、设立“修来馆”），大量的将士和民众逃往了内地主动受降。不可否认，这也是造成“西征”失败的又一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黄玉斋：《明延平王三世》
张小林：《试论郑经建设台湾》
陈昕：《郑经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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