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剛:疫情防控帶來的七大倫理問題

曹剛:疫情防控帶來的七大倫理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與道德建設研究中心主任

曹剛教授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戰役正進入關鍵期,全國人民上下一心、眾志成城、共克時艱,體現了團結友善協作的道德風貌,但疫情防控過程出現了值得反思和需要回答的七大倫理問題。

一、政治倫理問題

涉及重大社會安全問題時,需要有強大的行政權力,否則無法強有力地指揮,無法集中調配資源,無法及時收集信息,無法果斷地決策,但各級行政權力的運用要有道德邊界,要尊重人的尊嚴,要對所有人,包括武漢人,予以平等地尊重和關心。那種運用公共權力歧視武漢人的行為,絕對不能容忍。1月31日,媒體從多家航空公司獲悉,三亞市政府近日召集機場、各航空公司、旅行社開了一次緊急會議,要求三亞進港航班不能承運湖北籍旅客,且相關規定“不會有紅頭文件”。顯然,這般操作是違背政治倫理的。同時,決策者需要捨我其誰的責任擔當和勇氣,不能委蛇於程序,不能 “甩鍋”上級或同僚,不能患得患失。湖北省和武漢市政府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之所以廣被質疑,就是例證。不忘初心的關鍵不在學習,而在實踐。由此,問責必須要徹底,拒絕替罪羊。

曹刚:疫情防控带来的七大伦理问题

二、市場倫理問題

市場不過是交易的體系,但在其間流淌著的不只是商品,還有道德。無論是大企業還是小商販,首先做的是誠實信用,要遵守公序良俗。北京10只口罩賣850元,這種藉機抬價,發國難財的商人是奸商,是市場經濟的害蟲,要予以懲罰,情節惡劣者,甚至讓它們破產,清除出市場。另外,企業是社會公民,也要為社會盡責,鳳凰網財經根據公開信息整理了企業支援情況,截止1月26日,各界企業捐款已經超過63億元。企業捐款是善舉,但要避免道德綁架。捐多少錢,出多少力,盡一份心即可,不可苛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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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色倫理問題

人生如戲,世界是個大舞臺,每個人都在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社會大眾猶如觀眾,對這個角色的期待是什麼,角色的道德就是什麼。救死扶傷是社會對醫生的期待,盡職的醫生是最可愛的人;探索真理、堅持真理是社會對科學家的期待,為快速診斷作出獨特貢獻的中國科學家是可敬的,而那些為了發科研論文而拖延履職、放棄知識分子社會責任的人是可悲的。與此同時,還可以追問,傳媒人是否盡到了客觀、獨立和公正的報道職責?我們每個公民在這場疫情防控戰中,是否有足夠的自律意識、理性精神和主動參與的責任感,是否盡到了公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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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慈善倫理問題

社會就是一個共生互助的關係網絡,每個人都是這個網絡中的紐節,每個人要自強,彼此間要互助,這個社會網絡才牢固。無力自保或斷人之路,都會使社會陷入“互害”模式。“長沙人和武漢人手拉手”火了!收留滯留武漢籍旅客、守望相助之舉可贊,阻路斷橋、以鄰為壑之舉可悲。可以說,我們從未像今天一樣體會到“風險社會”的來臨,體會到休慼與共的連帶共生關係。只有愛自己,才能愛他人,這是風險社會的最高道德命題。這裡的自愛不是自私,愛是一種給予的能力,人性在給予中開花、結果,愛是關懷,是尊重,是理解。只有愛才能打破人跟人、地區跟地區,甚至是種族之間的隔閡,使人們心連心,手牽手。慈善無疑是是愛的表達、愛的實踐。但慈善如何才有善果?個人的慈善是可貴的,但也是有限的,有組織的、制度化的、透明公開有監督的慈善才能使愛的光輝普照人間。1月31日下午,針對將1.6萬個“N95口罩”分配給未有發熱門診的民辦醫院,湖北省紅十字會官網回應表示,因工作失誤導致捐贈信息發佈不準確表示歉意。一面是湧入的社會捐贈,一面是急缺的醫療防護物資,湖北省紅十字會等五家慈善機構,扮演的是橋還是牆?這樣的追問是關於慈善的道德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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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倫理問題

現代社會有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區分,由此便有公德和私德之別。公德涉及不特定的多數人的利益,因此更基本,也更重要。廣東發佈了嚴格防疫通告,公共場所不戴口罩將被處罰!公共道德是一個實現社會基本秩序和社會主要目的的基本要求。一個貼切的比喻是,公共道德是語法規則,個體美德是妙語佳句,先要把話說通理順囉,才談得上妙筆生花,我們也先要遵守了公共道德,才談的上人格的崇高和美好。鍾南山教授說得好:“你覺得出去一會沒事,他也覺得出去一會沒事,大家都出去了,這戰役就得往後拖。拜託大家都配合一點,在前線工作著的醫務人員,用生命在為我們打仗。而你們,僅僅是因為無聊,就往外跑!一個兩個三個都抱僥倖心理,有可能前功盡棄!這個難關能不能快速渡過,不是靠醫務人員,而是靠我們自己,每個人都不出門,就能拖死耗死這場瘟疫!”所以,我們首先要捫心自問的是,在公共場所,是否遵守了公共道德,你出去了嗎?出去戴了口罩沒?及時通報了需要報告的相關情況沒?這是非常時期的公共道德,先要做好了這些,再去談做人、做好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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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球倫理問題

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指全球所有成員之間形成了生死相依的有機體系,其間已沒有種族、地域之分際。WHO決定把這次疫情列入 PHEIC(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其理由基於全球性影響,尤其是對其他公共衛生體系脆弱的國家的影響,這是可以理解的。民間對某國第一個拒絕我國公民入境,日本等國家的雪中送炭,反應敏感而強烈,這些也可以理解。一方面,國家和人民的友誼終究也體現在當對方陷入困境時要施之於援手;另一方面,全球共同體的理念決定了自保不是最好的策略,合作互助才是根本的出路。事實上,流行性的疫情是全球性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全球不同國家、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的集體行動。行動的原則就是“以人為本”,即以普羅大眾為本和以人類利益為本。值得指出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常常在社會危機中被激發,既在一定程度上綁架了國家的利益,也有悖於人類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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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命倫理問題

生命倫理問題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中的最初也是最本源的問題。如此規模的病毒流行拷問的就是生命的價值的問題,對生命的技術干預的合理性的問題,傳染病控制的問題,公共衛生的倫理原則問題,醫患關係的問題,等等。顯然,關於生命科技的發展確實到了必須進行倫理考量的地步了。生命倫理委員會的建立和運行不能只是做做樣子,要有一票否決的機制,要為生命科學技術的發展套上道德的鎖鏈。另外,人是宇宙生命共同體的一員,因此,動物的生命也是宇宙大家庭的成員,也需要人們從道德上認真對待。食用野生動物是道德的嗎?這個傳統社會不會進行道德追問的問題,在恐怕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並嚴肅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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