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怎麼控制疫情的?

小曾擺攤的日子


黑死病,西班牙流感,都是死亡幾千萬的,之後人們學會了隔離。近代各種病毒也不少,因為隔離成功,中招的,死亡的人很少了。


易山看海


提到瘟疫,就想起了十四世紀中葉席捲整個歐洲的黑死病,2500萬人喪生於此。大多數史學家認為罪魁禍首就是當時稱霸全球的蒙古大軍。黑死病就是鼠疫,常通過鼠蚤叮咬(齧齒動物→蚤→人)的傳播方式將動物身上的病菌傳播給人類。

既然蒙古大軍能將病菌帶入歐洲,那麼華夏大地能倖免嗎?史載,元明時期,中原災害瘟疫頻發,除了受到寒冷氣候(小冰河期)的影響,蒙古沙鼠也是罪魁禍首之一。

據統計,大明國祚276年,有疫情的年份竟有118年,佔比高達43%。其中,爆發在萬曆年間的疫情更是令人髮指,據專家估計,1580年,山西、北直隸和河南三省的總人口大概2560萬人,然而到1588年時,大概還剩下1300萬人,死亡率高達40%多。

據專家分析,這次大瘟疫實則就是鼠疫,1571年大明重啟明朝和蒙古的邊市,同時,部分中原農民遷居蒙古草原,無意中入侵了蒙古沙鼠的棲息地。慢慢地,攜帶病毒的鼠蚤從老鼠身上跳到人類身上。大約1580年,山西率先爆發瘟疫。儘管大明立刻關閉了馬市,然而疫情已經向中原蔓延。1587年,京師瘟疫盛行,到了1588年,山西、陝西、河南及南畿、浙江等地同時發生饑荒和瘟疫。

死傷人口如此之多,是因為就當時的醫療水平,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鼠疫,因此大明朝廷也沒有太好的措施來阻止疫情的擴散。但是面對這樣的災情,朝廷也並非無動於衷,那麼,他們是如何來應對疫情的呢?

1)古時候,人們常將自然災害瘟疫等看作是老天對執政者的警示或懲戒。因此,皇帝往往會舉行盛大的祭祀活動,同時要求朝廷官員修身反省,力懲貪官,清理冤案,減免賦稅,賑濟撫卹百姓。除此之外,還暫停宮廷舞樂,總之是期望老天看到執政者的悔悟,從而能早日撤回懲罰。

2)自洪武年間,朝廷為了應對多發的疫情,便在多地設有免費施藥、施診的惠民藥局。而在京師,朝廷則會精心挑選太醫,分別駐紮在京城內外,診治病人,發放藥材。據史載,明世宗親自制訂治療瘟疫的“小飲子方”,命令禮部刊行。

3)隔離。年來水旱作災屯,疾疫家家盡掩門。鑑於當時的醫療水平,人們還沒認識到鼠疫為何物?但已經清楚的意識到,只要接觸患者就容易被傳染,因此,便自發地通過禁足來隔離外部的傳染源,從而保護自己及家人。

等到1911年的滿洲鼠疫爆發時,伍連德雖然引進了西方的防疫方法,但顯然對鼠疫還是束手無策,除了簡單粗暴地將疑似病例隔離在官辦的疫情醫院。據說,先喝碗小米粥,接著泡20分鐘的冷水浴,再換上薄棉襖。一頓操作猛如虎,是個人也該發燒感冒了,於是病情確認,從此,與外界隔絕,沒有任何取暖設施,臉上撒上石灰,地上鋪上石灰,病人就躺在冰冷的地上等死。病人死後,被統一深埋。

此舉後來遭到很多家庭的抗議,人們不想被如此殘忍地隔離,便刻意隱瞞家中的病人不上報,等到死後,才將屍體扔到外面。當然,這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也許能保住一條命,但是也有可能因此搭上全家人的性命。因此,在醫療水平不發達的古代,甚至是遇上新病菌的現代,隔離仍是上上策,至少可以阻止疫情的迅速擴散。


讀春秋思無忌


古代的醫療水平非常差,一旦爆發瘟疫,再加上交通落後,政府反應速度慢,在古代十室九空的現象就很容易發生。

歷史上發生過很多大型瘟疫,也造就了很多名醫,甚至一些醫生在古代的藥方在現代還在使用。

例如東漢時期的張仲景在其著作《傷寒論》中就描述了許多傳染性疾病的不同治療方法,直到現在,日本還在用張仲景的藥方治療病毒性肝炎等傳染疾病。

而導致疫情爆發的原因有很多,大多數都在天災發生之後還有戰爭等。

古代是怎麼防止疫情的呢?

不治己病治未病

早在2000多年前誕生的《黃帝內經》中就提出了“不治己病治未病”的疾病預防。就是在未發病之前先治病,這種治療方法被現代醫學家認定是最有效的預防疫情的發展。

早在公元前10世紀我國就已經發明瞭疫苗,即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裡的痘漿和痘瘡結痂,或者是天花病人穿過的衣服去感染未患天花病的人,由於這種感染的天花比較弱,被接種人體內會對天花產生防禦性反應,獲得天花的免疫力。這種方法後來傳進西歐,促進了現代免疫醫學的誕生。

衛生

古人非常注重衛生,秦朝就曾有刑法規定:不允許隨地扔垃圾,衣冠不整面容不潔的人同樣會受到刑罰,並且在城市地下設立下水道。而西方因為沒有相關衛生條令,導致糞便滿天飛,造成了瘟疫頻發。

隔離

公元2年,青州發生瘟疫,漢平帝下詔: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考古學家還發現,早在漢代就有了專門用來隔離患者的區域。

中醫

在古代瘟疫爆發之際,中醫系統的理論觀念對治療疫情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分內治與外治,內治指的是各種草藥,外治指的是針灸、艾灸等,許多方法至今仍在使用。

消毒與焚燒

消毒和焚燒可謂是古代減少瘟疫的兩大法寶,利用生石灰把細菌殺死,然後把因病而死的人焚燒成灰埋在土裡。

據統計,自西漢以來的兩千多年,我國一共發生了321次瘟疫,由於中醫的有效治療及預防,中國歷史上從來沒發生過西班牙大流感 、黑死病等重大瘟疫。


調侃歷史


瘟疫自古有之,早在殷商時期,中國已暴發過不止一次的公共疫情,那麼古人們怎樣控制、降低、減少瘟疫流行的呢?

 1、隔離

  所謂隔離,就是劃定區域,設置臨時性專門場所,收容患者。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發生旱災,併發蝗災,隨之暴發疫情。《漢書·平帝紀》記載,當時朝廷採取的辦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政府在給災民免費發藥,提供醫療、救治服務的同時,專門騰出空房子來安置患者。

  實際上,早在先秦時已出現了將傳染病人隔離的現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中,秦國便有將麻風病人集中遷移到“癘所”居住的規定。

  後來,南朝齊“六疾館”、北魏的“別坊”唐代的“患坊”、宋代的“病坊”和“安樂坊”、明清時期的“養濟院”,都是在出現公共疫情背景下建立起來的。

  隔離手段在古代軍中尤其常用,史書記載最早的一起軍中隔離,出現在東漢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後漢書·皇甫規傳》記載,由皇甫規擔任中郎將的漢軍決定西征,進一步討伐羌人時,“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所有感染官兵,統一安置到“菴廬”中。

  菴廬,是為患者所設的隔離所。另一形式的隔離,是為健康人群設立。明末滿清人入關前,正是烈性傳染病天花大暴發時期。清皇室便曾設“避痘所”,供諸皇子外出避痘。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及二年,又往都爾鼻城一帶避痘,並規定若有疾病,在9日以內不準互相看望。

2、救治

  在實行醫學隔離的同時,提供免費醫療、醫藥服務,則是政府控制公共疫情的直接手段。這種手段,也是封建朝廷的樹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稱之為“賜藥”。而且,在“賜藥”的同時,還有“頒方”,這是中國古人控制和預防公共疫情的最實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

  在中國古代,從南北朝時代,朝廷便有給民間免費提供醫書、藥方的做法。做得最好的朝代是宋代。著名的中醫典籍《聖惠方》、《慶曆善救方》、《簡要濟眾方》、《集驗方》、《四時攝生論》等所載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薦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現代中醫仍在使用。

  南宋紹興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都城臨安(今杭州)發生瘟疫,時皇帝趙構(宋高宗)便推出了“柴胡製藥”,這是一種類似現代中成藥“柴胡飲沖劑”的成藥,相當有療效,“活者甚眾”。

  明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發“疾癘”,嘉靖皇帝朱厚熜(明世宗)親自檢驗、創制“濟疫小飲子”方,散發給民眾。

  在東漢“醫聖”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收錄不少防治疫病的藥方。如“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治呼吸道感染及大葉性肺炎;“白虎湯”、“竹葉石膏湯”,治乙型腦炎和流腦;“葛根黃芩黃連湯”,治急性腸炎及細菌性痢疾;“菌陳蒿湯”,治黃疸及傳染性肝炎;“白頭翁湯”,治細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等。

3、止散

  傳染病又叫瘟疫,是極易導致人口的成批、大量死亡。及時處理、掩埋遺體,從而控制公共疫情的擴散、復發。

  通行的做法是,由官府出錢出人埋瘞屍體。如唐代,在這方面便採取了不少措施和對策。

  據《全唐文·文宗四》中“拯恤疾疫詔”條,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春,自劍南(今四川境內)至浙西發生大疫情,李昂第一時間下詔,在安排官員去疫區查看,免費送醫藥的同時,要求“有一門盡歿者,官給兇具,隨事瘞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與本戶稅錢三分中減一分。”

  在宋代,疫病發生後,各個皇帝也都要積極救治、拯恤,《宋史·食貨志上六·振恤》(卷一百三十一)中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一年京城大疫,北宋仁宗趙禎立即下詔,掩無主屍,賜給棺材:“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南宋寧宗趙擴,在流行病發生時也曾向貧民及疫死的軍人家屬賜藥、發棺殮費。

  元末明初,傳染病加上戰爭,“中原草莽遺骸遍野”。朱元璋(明太祖)剛當上皇帝,便指示中書省負責人,組織人力“悉收瘞之”。據《明太宗實錄》,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朱棣曾安排人在當時北京城東的鄭村壩一帶,收集了10萬具屍體,集體掩埋。雖然這些人為戰爭死亡,但對預防傳染病的暴發,有直接的預防作用。

  在中國歷史上,出於控制疫情的需要,也採取過激的非常手段,如活埋、活燒感染疫病患者。《新五代史·氏叔琮雜傳》記載,後唐開國將領氏叔琮,當年帶兵攻打晉人時,軍中發生傳染病,氏叔琮下令“病不能行者焚之”。不少患者懼怕被燒死,“皆言無恙”。

4、預防

  東漢張仲景著《金匱要略》

  “疫死”畜肉“有毒”“不可食之”

 現存最早、成書於先秦戰國時期的中醫典籍《黃帝內經》便稱,“聖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亂、治未亂,此之謂也。”意思是說,高明醫生不是等到病已經發生再去治療,而是治療在疾病發生之前,此即強調預防為主。

  古代醫家均強調預防的重要,晉人葛洪《肘後備急方·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第十五》稱,“一家合藥,則一里無病”;並認為,“凡所以得霍亂者,多起飲食。”

 

  古人在保護環境、搞好個人衛生,除了臨時應急手段外,不少都是以節日風俗形式,如臘月祭灶日家家會“除塵”,即家裡家外大掃除;疫病多發季節的五月端午節,家家飲灑雄黃酒、艾葉酒、掛菖蒲、焚蒼朮,雄黃、艾葉、菖蒲、蒼朮這些礦物、植物均有殺菌抑菌、預防疾病的功效。

  古人對傳染病人穿過的衣服也進行“消毒”,李時珍就曾提到了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賈山亭《仙方合集·闢瘟諸方》說得更具體:“天行時疫傳染,凡患疫之家,將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

  在先秦時,人們已意識到家禽、牲畜與傳染病的關係,人與畜已分開,不能混住在一起,而是單獨設“圈”。也不能食用病死、被汙染豬肉、牛肉等問題畜禽肉。到東漢時,不食死、病畜肉、魚肉成為民間常識。中國古代“醫聖”張仲景,在其所著《金匱要略·禽獸魚蟲禁忌並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記,不少都是飲食禁忌:“肉中有如朱點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

  對飲用水源的保護古人也很重視。比如給井加欄、上蓋,以防止蟲、鼠、人掉入。明徐光啟《農政全書》中所謂“冪(蓋)防耗損,亦防不潔”。

  由於受科學技術、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國家財力等因素制約,古代抗疫救災的成效是有限的,面對瘟疫,現代的人類仍然在為控制、降低、減少瘟疫流行做著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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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醫療水平非常落後,三年就有一次小瘟疫,十年就有一次大瘟疫,死亡率非常高,比如東漢末年著名的文學家建安七子,因為瘟疫在一年中就死了五個。那麼在沒有現代科技的古代中國人是採用何種方式來防治瘟疫的呢?


歷史上大疫流行時期,也是名醫輩出的年代。如東漢時期的張仲景以治療“傷寒”病著名,其中醫經典著作《傷寒論》論述了對多種傳染性疾病不同時期的治療方法,不但書中的方藥沿用至今,其靈活多變的辯證施治方法奠定了中醫臨床實踐的基石。日本漢方醫的經方派至今還用張仲景的原方治療病毒性肝炎等傳染病。

神醫華佗不但擅長外科,還有很多關於他治療各種傳染性寄生蟲病的記載。華佗發現用青嫩茵陳蒿草治療流行性“黃膽病”的療法,後來民間流傳“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當柴燒”。


現代研究從新鮮青蒿中分離出青蒿素,成為一個治療瘧疾的新藥。明代的李時珍,清代的葉天士,晚清的吳瑭等醫學家都為治療瘟疫作出過重大貢獻。吳瑭推薦的治療瘟疫後期症狀的安宮牛黃丸、至寶丹、紫雪丹現在仍然在臨床使用,稱為治療瘟疫的三寶。

其次,接種減毒疫苗。

中國醫學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間就發明了人痘接種術,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皰裡的痘漿、痘瘡結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過的沾有天花痘漿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過天花的人。由於這種感染源的“毒力”較新鮮的病毒弱,接種的人一般只產生輕度的天花,被接種人的體內會對天花產生免疫防禦性反應,獲得對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從而預防重症天花的發生。人痘接種實際上就是一種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說是用輕型天花來預防重症天花。這種免疫預防法,是牛痘接種術發明以前最有效的預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國曾廣泛應用,後來還西進歐洲流行美國,拯救了千百萬人的生命,並促進了現代免疫預防醫學的誕生。現在很多傳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減毒活病毒作為疫苗。比如,現在每個兒童都要接種的小兒麻痺疫苗和麻疹疫苗就是人活病毒疫苗。

中國古代醫家在2000多年的醫學專著《黃帝內經》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預防原則,既在未發病之前“治療”疾病,這種未病先防的治療方法已被現代醫學證明是最有效的預防傳染病的方法。

第三,對傳染病進行隔離。

中國古代醫家很早就認識到一些瘟疫病的傳染性,並發現隔離具有傳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預防措施。

公元242年,晉代名醫葛洪在《肘後備急方》談到天花病時記載:

“於南陽擊虜所得,乃呼為虜瘡”,“永徽四年,此瘡從西流東,遍及海中”。

清楚表明天花是在戰爭中由俘虜帶到中國,因此天花在古代中國稱為“虜瘡”。由於其傳染性,天花隨後在中國逐漸流行。

公元2年,青周大疫,漢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可見當時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為隔離醫院,用以治療瘟疫患者。軍隊中打仗時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離開來以防傳染。考古發現,在漢代中國就有“病遷坊”設施,用來隔離麻風病人。唐朝時,還有佛教會設立的“病人坊”用於隔離麻風病人,內有僧人為患者治病,相當現代的慈善機構。武則天時期,改稱為“悲田養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可見古代人很早就開使用隔離的方法,切斷瘟疫的傳染源,阻止疾病的傳播。

第四,建立防疫管理。

控制瘟疫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建立完善的國家防疫管理系統,並建立邊境檢疫制度以控制國際間的傳播。湖北出土文物《封診式》竹簡中記載了在戰國時期就有逐級報告傳染病和對可疑病例調查的制度。宋時規定,所有被派往到邊塞的將官,都要帶隨行醫官負責防疫和健康。元朝設立了民間的醫戶制度,醫護是政府許可能從事醫療活動的民戶,戶籍由太醫院管理,一旦發生瘟疫,醫護要參加治療。

第五,注意個人清潔衛生。

秦漢時期的《漢律》規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還有記載用佩蘭等草藥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提倡注意飲食的衛生,不食用變質的菜飯。古人還注意到鼠類和不良食品可以傳染疾病,提出“鼠涉飯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魚等勸告。

明代人已十分講究飲水衛生,李時珍《本草綱目》專門有一個水部,其中說:“凡井水有遠從地脈來者為上,有從近處江湖滲來者次之,其城市近溝渠汙水雜入者成鹼,用須煮滾。”這種對水質量的判斷和分級是有一定科學道理的。

元代醫家還建議保持口腔清潔,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齒疾不生”。中國很多地區至今還保持著古代傳下來的預防保健習慣,如上海人的冬季進補,廣東人的中藥煲湯,南方的端午節飲菖蒲和雄黃酒等習慣,很多都同預防瘟疫有關。

第六,改善公共衛生環境。

秦漢時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飲水池的記載,還認識到患病的動物和牲畜可以傳染疾病,切不可讓其汙染水源。秦國時規定不可隨便放置垃圾,“棄灰於道者”要被處以罰款。當時城市內設有下水通道,管道多為陶製,逐節相連,可以排洩汙水。這種裝置已經接近現代的下水道系統。漢代時已有專門裝糞便的容器和痰盂及廁所。當時城市裡還設有公共廁所,稱為“都廁”,供大家方便。

唐宋時期官方曾大力提倡種樹以綠化環境,並設有嚴格法律“不得使有砍伐,致令死損”。

另外,在瘟疫流行期間古代人還用藥物消毒的方法來預防疾病的感染和傳播。據秦代出土的竹簡記載,凡來秦國入城的賓客入城時,其乘車和馬具要經過火燎煙燻以消毒防疫。宋代還用艾蒿等藥物驅趕蚊蟲以防止瘟疫。

第七,普及醫學知識。

兩千多年前成書的《黃帝內經素問》以對話的形式講述了很多預防疾病的常識和方法。

唐朝的太醫院相當於國立醫院,設有醫學、針灸、按摩等學科,另外還有地方的醫學教育機構培養醫生和防疫人員。當時還把瘟疫的預防知識和簡單的藥方刻錄在石板上,放置於病坊、村坊和路邊,以示民眾,供緊急情況時使用。

南宋時期中國創辦了最早的官立醫科學校,培養各科醫生。各朝代都對以前的醫學藥學書籍進行過整理和研究。

元代政府機構中有專人負責醫書的整理和出版,同時還以書坊、書院、私宅刻書等多種出版形式。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多次“盛世修典”,而醫藥書籍毫無例外包含在修典之中。很多著名醫藥書籍都經過數代的再版和註釋才能流傳至今為今人所用。

第八,朝廷在疫區免租賑災。

抗擊瘟疫決不僅僅是單純的防治疾病。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都實行過在大疫之年免稅減租,減輕民眾負擔,重振生產和經濟發展。

公元前67年,漢宣帝在瘟疫後下詔“其令君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後來還有官方規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政府予以補貼,中央政府通過地方政府將賑災糧款發到災民手中。各個朝代都有過在發生大疫後,政府官員還到疫區巡視,安撫百姓,或開倉賑濟,或派遣醫生施藥救之。地方官府辦的“蕙民藥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九,重視災後安置。

歷史上每次大的瘟疫流行都會奪去無數人的生命,致使妻離子家破人亡,出現“萬戶蕭條鬼唱歌”的悲慘狀況。由於瘟疫的傳染性,未經妥善安置的屍體將進一步傳染疾病,危害家人和環境。

西漢時期,漢平帝曾下詔,按每家死於瘟疫的人數賜與不等的安葬費。

唐朝時期對瘟疫時期掩埋屍體十分重視,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發現屍骸迅速掩埋。

唐玄宗在大疫其間下令,死者屍體一定要家人掩埋,無人管者,由地方官負責安置。

唐文宗時規定,患瘟疫家庭留下來的遺孤,如不滿是十二歲,一定要由親屬負責養育,官府提供兩個月的口糧救濟,孤兒名單要上報官府。這些措施和做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護生命,還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會的作用。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是採用多種多樣的方法來綜合治理瘟疫的。千百年來的抗疫實踐證明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自西漢以來的兩千多年,中國古代一共發生了321次瘟疫,由於中醫的有效治療及預防,中國歷史上從來沒發生過西班牙大流感 、黑死病等重大瘟疫。


厚德載物49847


最近武漢肺炎疫情舉國關注,那古時候的人又是怎麼樣控制的呢?

宋朝的時候:人們已經知道喝開水減少生病。而且宋朝是最富足的朝代,中醫發展很快很受重視。有大型的醫院,疫情時可以隔離病人。蘇東坡遇到一次傳染病,修建投資了一家大醫院,叫做安樂坊,後來接受社會捐助,又做了擴建。後來朝廷覺得不錯,收為官辦。成為公立醫院。然後全國推廣。種痘這種疫苗防治從宋朝到清朝,發展出四種種痘法,即痘衣法,痘漿法,旱苗法,水苗法。康熙皇帝還親自研究天花,大力推廣種痘法。不過,後來的同治皇帝卻依然死於天花。從古至今,期間大量醫學家和醫書都在宣傳預防傳染病,比如《論衡》告誡人們不能吃老鼠碰過的東西;《金匱要略》則指出,決不能吃被蟲子、螞蟻咬過的掉在地上的果實;《淮南子》總結民間經驗,認為被打死的病犬不可以投入水中,否則會汙染水源。

明代,出現了我國最早的傳染病專著——《溫疫論》,該書對傳染病(瘟疫)的病因、感染途徑、發病規律等,作了深刻的探討。清代已經有非常完善的法律法規,發生疫情時檢疫,隔離,消毒,上報朝廷,政府,社會和NGO都會積極救助。儘管如此,因為科技條件,清代還是因為鼠疫死了很多人。

不管是古代人還是現代人都要加強疫情防範意識,多喝水、勤洗手!





寧哥說事


“疫情”二字,這是自古以來人人都不願提及和看到的字眼,然而,當它毫不客氣地攪擾到大眾的日常生活秩序的時候,人們才知道,“疫情”二字只有面對,毫無迴避。

戰爭與天災:古代疫情好發的重災時刻

疫情,千百年來都令人談之色變。自古以來的疫情發生,往往都是發生在歷史上的重大災難事件之後。

其一、由戰爭導致的大量人畜傷亡得不到妥善處理,從而導致的細菌與病毒滋生所引發的“疫情”。

比如發生在公元1232年的“汴京大疫”,這正是由戰爭引發而帶來的一場巨大疫災。據《金史》記載:“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由此可見,此次疫情對社會和人民生活的破壞力之大影響非同一般。

其二、天災的極端情況導致人民生活流離失所,而引發的規模性“疫情”。

比如,宋朝慶曆八年(1048年),在河北發生了一場大水災。水災過後的第二年三月,一場疫災在此地鋪天蓋地而來。又如,元代至順二年(1331年),衡州遭遇連年大旱,接著一場大的疫癘之災就此降臨人間,令“死者十九”(意思是說十個人中大約有九個),無不令人寒心。

與歷史重大事件無關:21世紀 一場純粹被“吃”出來的疫情

然而,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一種特殊情況的疫情,它的悄然降臨,幾乎和歷史的重大事件無關!

比如,發生在2002年,而直至2003年中期才被逐漸消滅的“非典”疫情,它發生的源頭是由人們吃野生動物果子狸導致;再者,今年春節新近爆發和正在爆發的“新冠”疫情,據研究表明,目前大致可以確定,實際上,也是由一些不守規則、膽大妄為的一小撮人胡吃亂吃,吃諸如“蝙蝠”等野生動物而吃出來的“疫情”,而大眾卻為此付出了共擔苦果的劫難。

不得不說,儘管從古至今,人類社會在進步,科技的技術力量在提升,醫療水平也超越前人古所未有,可是,疫情的發生,卻依然沒有因此離開人們的視野而徹底遠去,因此,它像一場警鐘,更像一條警戒紅線,告訴了人們不可逾越的底線。特別是發生於21世紀的這兩場,它不止一次的敲醒了人們守規則“不要濫殺濫吃野生動物”的時代警鐘! 儘管,這是由一小撮人膽大妄為而碰觸了紅線的底線所引發。

古代疫情爆發多達238次以上:時刻喚醒人們對天地規則敬畏心!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疫情的爆發,在古代爆發的頻率,根據史書上的記載,歷朝歷代都屢見不鮮。

我國有史籍記載最早的疫情發生在周代魯莊公二十年夏的“齊大災”。對於“大災”的解釋,《公羊傳》提到,此大災即大疫。因此,這被認定是我國有歷史記載最早的一次大規模疫情。

關於中國古代歷史上發生過的疫情次數,根據鄧拓《中國救荒史》一書不完全統計表示,至少,周代發生過1次,秦漢發生過13次,魏晉發生過17次,隋唐發生過17次,兩宋發生過32次,元代發生過20次,明代發生過64次,清代發生過74次。合計起來,至少在古代發生過238次以上。由此看來,中國古代歷代疫情的爆發次數並不少,而且,幾乎呈增長模式。

這組數據告訴我們,加強對疫情的防範,時刻都來不得半點馬虎和鬆懈。

古人如此,當然對於今天的我們依然需要如此。比如,共同維護和諧的社會環境,保持良好的個人生活習慣,並自覺遵守社會公共秩序,以及對大自然心存敬畏都是永遠需要的。

泱泱華夏 談談先祖們防範與防治疫情的那些可鑑之處

既然“疫情”的爆發是個歷史由來已久的問題,那麼在面對疫情方面,我們智慧的古人又是如何應對的呢?有沒有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呢?

在傳統史籍記載中,“疫情”的說法實際就是一種流行病,所用的名稱有疫、疾疫、癘等,一般通稱為“疫”,合稱“疾疫”。以現代病理學的分類,古代發生過的疫疾範圍甚廣,大致包括瘟疫、瘴氣、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風病等。

在對“疫情”這些流行病的防範與治理措施上,古人大致的思路可以總結為:“預防為主,防治結合”。

一、自先秦開始,古人對“疫情”防患未然已是十分重視

在古人對“疫情”的預防上,《黃帝內經》這部戰國時期的先秦著作最早提到:“聖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亂、治未亂,此之謂也”。這句話大致的意思是說,高明的醫生對治疫情,都是防患於未然,一般都是在疫情即將發生前就開始做好預防,從而切斷致病根源,避免大規模疫情的爆發,而不是等到疫情真正爆發出來再去採取補救措施。

古人在預防疫疾方面,對衛生環境改善的程度極為重視。

如南宋的真德秀在泉州任職期間,他看到泉州城內的水溝湮閼已經很久,如“淤泥惡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為癘疫”,於是作《開溝告諸廟祝文》,興工清理溝渠。以提前發現可能存在的問題而事先改善自然環境衛生的方法,從而避免了一場疾疫的可能醞釀。

再者,大家都知道,在我們傳統的春節中有這麼一個習俗,名叫“掃年”,用大白話來說就是在春節前臘月祭灶神的日子,家家戶戶都會將自己家裡來個徹徹底底的衛生大掃除,以此“除塵”而防患因髒亂差可能造成的疫疾醞釀。

另外,在中國民俗的端午節,家家戶戶有喜好飲雄黃酒、艾葉酒,掛菖蒲,焚蒼朮等民俗習慣,實際上,這也是古人們為了搞好個人和家庭衛生而用來殺菌消毒預防疫疾發生的一種措施。因為,疫疾好發端午,在端午節時候,也正值仲夏時節,氣溫驟升,正是蛇蟲好繁殖的季節,古人選擇在這時候進行一些驅蟲消毒的舉措,也算是明智的。

由此不難發現,古人在對疫情防範方面,從政府到民間,一直以來都是十分重視的。

二、“隔離”法防擴散 成為古人對治疫情蔓延最為重要的手段

“隔離”,今天看到這個詞語大家已經再為熟悉不過,當然,這種對治疫情擴散最為常見應用最廣的方法,並非純屬今人專利,而是在古人經過漫長歲月的經驗總結,一種遏制疫情傳播最為有效的重要方法繼承。

儘管在古代,當時醫學並不如今天這麼發達,信息也沒有今天這麼暢通,古人卻知道對治疫情最簡捷有效的方法:隔離!

而且,隔離法在古人對治疫情擴散的應用上相對於現在更為有效。為何呢?

因為在古代,雖然醫學確實沒有今天這麼發達,信息傳播的速度也比今天不知慢了幾千倍,然而,古人唯一比我們多一個優勢的地方就是,人群的流動速度也沒有像今天這麼快。在古代,一般疫情的大規模爆發,大多會集中在某一地區,或者某一區域內,並不會太容易像今天這樣在十幾天或者一兩個月內造成全國性,甚至短時間內造成一場世界性的疫情。

所以採取隔離法阻斷疫情蔓延,一直都是古人對治疫情蔓延的上上策。

在古代的“隔離”法中,古人通常的做法就是將病人安置到某空置地域,然後由官府集中給藥進行醫治服務。如《漢書·平帝紀》記載,“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後漢書·皇甫規傳》記載:在漢軍西征討伐羌人時,“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這時候,感染疫疾的官兵被統一安置到了“菴廬”中進行隔離治療。因此,像在南朝齊時所設的“六疾館”,北魏設立的“別坊”,唐朝設立的“患坊”,宋代設立的“病坊”以及“安樂坊”,還有明清時期的“養濟院”……這些地方,都是在出現公共疫情的時候建設起來專供隔離治療疫病的專用場所。

另外,在古代的隔離法中,實行自我隔離的方式也可以窺得一斑。

比如在晉朝時,類似的記載有,如果朝臣家有人染上時疫的,只要一家有三人以上被感染,那麼就算沒有被感染的人,在百日之內,這個人都不能上朝,必須保持自我居家觀察。

以此來看,古人在自我隔離的時間規定上,是比現代人時間還長,畢竟,古人除了在隔離上讓時間來證明一切外,基本沒有什麼先進的醫療儀器設備來輔助檢測從而縮短自我隔離的時間,所以,只能等待百日無恙才算徹底放心。

儘管在古代,不可否認,隔離一法在對治疫情蔓延中確實起到了十分有效的作用,但同時也遭到一些人對這一方法的不認同,這在當時,一度被譏諷為“不仁”。當然,在人們對治疫情擴散普遍意識提高的今天,採取隔離治療和自我隔離觀察的方法,大家基本不會排斥。

三、官方牽頭組織民眾配合 軍民共抗疫疾歷來已久

由於“疫情”本就是個社會流行病,在古代,單靠民間自行隔離治療是遠遠不夠,而且一旦缺乏系統組織,更加容易引起恐慌和並更加難以遏制疫疾的傳播,因此,古人在對治疫情上,在治療方面,基本上都是由官方來牽頭組織。

在明朝以前,大多數是由官府組織民間郎中進行醫治。而從明朝中期開始,醫療體系逐步得到完善,太醫院的太醫在人數上也頗具規模,大約可達300人以上,特別是在明朝嘉靖年間往後,這時候,但凡爆發疫情,皇帝就會調撥一批太醫院的太醫們深入民間問診治病、施藥。

《世宗實錄》記載,嘉靖二十年(1541年),京城爆發了“疾癘”,這時候,明世宗朱厚熜親自牽頭,檢驗並製成《濟疫小飲子方》,同時“頒下所司,遵用濟民”,下令由禮部向民間散發藥方驅除疫疾。另嘉靖二十四年,又於“於朝天宮門外施藥”,此時,由政府官方組織民間治療共抗疫疾的方法更加直接。

四、古代中醫發展最為輝煌 傳世藥方為後世治療疫疾提供寶貴參考

古代在有效對治疫疾方面,中醫的發展與積累對人們戰勝疫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儘管在古代,醫療水平和設施無法與今日相提並論,但中醫的發展與對治疫疾經驗與藥方的積累卻十分豐富,這都為後世治療突發疫疾提供了有效的借鑑與幫助。

如東漢被尊為“醫聖”的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其中就收錄了不少對治不同疫疾的藥方,如對治呼吸道感染及大葉性肺炎的“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治療乙型腦炎和流腦的“白虎湯”與“竹葉石膏湯”,治急性腸炎及細菌性痢疾的“葛根黃芩黃連湯”,治療黃疸及傳染性肝炎的“菌陳蒿湯”,治細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的“白頭翁湯”等等。

又如《宋史·外國·吐蕃》中提到,發生在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穀吐蕃鐸督部族發生的那場疾疫,宋廷提供了專治此次疾疫的疫藥,其中包括白龍腦、硫黃、白石英、安息香等合計76中草藥等配藥。再比如蘇軾的《與王敏仲書》中提到了治療瘴疫的藥方,沈括《夢溪筆談》中記載了一種可以治疫的藥物柏葉,而且據說在當時很有奇效。另外,關於歷史上疫疾藥方的記載像《靖康紀聞》和元人筆記《輟耕錄》等其中都多有提及。

古人寫在典籍中關於這些中醫學對治疫疾方子的著述,都為後人在應對疫疾對症下藥上提供了寶貴的醫學參考。

五、在控制疫疾的傳播上,古人更加註重對病人衣物的消毒處理與善後處理

為了防止疫情治癒後,因為曾經病人物品或一些善後事宜處理不當而造成的疫情二度復發蔓延,古人還會對之前病人穿過的衣物進行“消毒”處理。明代李時珍提到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代賈山亭《仙方合集·闢瘟諸方》中提到,“天行時疫傳染,凡患疫之家,將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當然,對一些因疾疫不幸亡故者,朝廷也會妥善安置賜予棺器盛殮,並採取掩埋或集中掩埋的方式阻斷疾疫傳播,如宋代之後的漏澤園制度。

六、天子敬天與強大的民生安撫精神力量

在古代,但凡疫情發生的時候,我們常常會看到古代的帝王一般都會舉行一番敬天禱告儀式,甚者還會下罪己詔。

這種做法在當時看來,似乎是因為帝王們基本都相信天人感應向上天表達的懺悔行為,今天,我們權且不論這種做法是否合乎科學,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在醫學並不發達的古代,對安定撫慰民心,提升人們積極應對疫情的精神鼓勵方面確實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結語:

疫情面前,最揪人心的是感受古今同等,儘管在應對疫情的方法方式上,甚至醫療科技水平上有著很大差異,但它對人類社會的危害,以及對人民大眾幸福生活的摧殘,和給完美家庭帶來的心靈創傷絲毫不打折扣。

總之,面對疫情,無論古人今人,我們都不希望有悲劇的發生。古人因為社會生活水平的低下,以及醫療水平的落後,而且戰亂頻發,甚至天災而導致疫情肆虐人間的不幸,可是今人,像古人這些通過人為因素幾乎難以迴避的情況至少今天已經不復存在,那麼,希望未來,我們不會再有因為“口腹之禍”的貪吃野味而造成的純粹“人禍”的疫情肆虐!



淳幀通安


從古到今,人類遭受了無數的瘟疫,在古代,因為醫療衛生條件落後,每次經歷瘟疫都會死傷無數,那麼,古人面對瘟疫等傳染病,是如何來控制疫情的呢?

在古代,如果發生瘟疫,官府都會重視起來,一般都會採取以下幾種措施來控制疫情:

採取隔離措施

在古代一旦發現沾染瘟疫的病人就要進行隔離,隔離就是把受災區的全部人集中在一個地區集中處理,除了政府官員醫生都不允許人進來,同時也不讓任何人離開。

通過隔離病人,可以有效防止傳染病的擴散,如果有得了瘟疫而死的人,為了避免感染其他人,官府會給民眾提供草蓆棺木讓民眾掩埋死者,並且一律將其火化。

派官吏問診施藥

古代醫學技術不發達,百姓手裡可用的藥物很少,有些藥物昂貴是普通百姓們無法承擔的,一旦瘟疫爆發,皇帝一般都會命令太醫院開門,令太醫等人深入民間問診、施藥。

除了官方就診施藥以外,官府也會向民眾發放錢財,動員民間大夫和民間醫館,共同對抗瘟疫,如此一來,不僅可以控制住瘟疫,還可以給皇帝在民間留下親民愛民的好名聲。

在水井裡面撒藥

瘟疫發生的時候,古人還充分發揮水井這當時重要飲用水源的作用,給水井加欄,上蓋,必要時直接將治療瘟疫的藥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飲用,如此一來,也能有效治療和預防瘟疫的傳播。

消毒處理,預防疾病傳播

中醫在古代就已經有消毒的意識了,在疾病爆發的區域,會使用醋或者石灰進行消毒處理,宋代的時候還用艾蒿等藥物驅趕蚊蟲以預防瘟疫,而且禁止災區的百姓隨意出入城門,對來往的車馬都要進行消毒。

綜上所述,在古代古人一般採取隔離、掩埋屍體,消毒、官府有專門機構發放藥物等措施來控制疫情,在古代,交通並不發達,同樣瘟疫傳染起來也很慢,慢慢瘟疫就被平息了。隨著古人對抗瘟疫的經驗不斷積累,古人對瘟疫的預防也日漸科學。


小聰歷史客棧


不要低估古代人的智慧,古代雖然醫療條件落後,但是也是儘可能的在自己的認知範圍內對疫情進行控制的。

我國周代就對瘟疫有了記載,是世界上明確有文字記載瘟疫最早的國家之一

關於瘟疫在我國史料中很早就有了記載。

比如《周禮·天官·冢宰》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

呂氏春秋·季春紀》中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

我國史料及醫書中記載的瘟疫實際上就是現在官方術語傳染病。

疫在我國古代文獻中又稱做瘟疫。瘟和疫同義,均指傳染病。顧名思義“瘟”字與氣候升溫有關。

《黃帝內經》之《素問·本能病》篇說:“厥陰不退位,即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溼令不化,民病溫疫”。

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對瘟疫也有論述,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

唐朝王冰以後的《素問》遺篇,認為溫疫與五運六氣變化異常有一定的關係,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癘”之稱。說明古人已經意識到溫疫的致病原因不同於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種疫毒之氣。

可以說我國古代在很早就知道傳染病的危害了,而且對其成因及危害有了非常詳盡的描述,對比中世紀歐洲黑死病氾濫的時候大部分歐洲人認為是上帝的懲罰,高下立判。

古代醫書對瘟疫的治療及預防有詳盡的描述

古代中醫藥學在與溫疫長期的鬥爭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與臨床治療方法。

《黃帝內經》支出:“正氣存內,邪不可幹。”意思就是瘟疫雖然可怕,但只要提升人體免疫力,瘟疫病毒就難以攻破人體防線。同時還指出“避其毒氣”,就是讓我們要避免接觸傳染源。這些現在傳染病的預防大同小異。

明朝醫家吳又可對溫疫進行深入細緻的觀察、探討。他所著的《溫疫論》是我國論述溫疫的專著,對溫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我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上面說的吳又可就是電影《大明劫》裡的那個醫生。

其實仔細翻看古代醫書,對瘟疫有不少詳盡的介紹以及方子,中醫和現代醫學是相輔相成,雖然有缺陷但也是不斷進步和改進的。

古代官方及民間對瘟疫的防治手段

古代王朝在穩定階段對於疫情是非常重視的,因為農耕社會,勞動力就是第一生產力,人口是最大的財富。

一、隔離法很早就被我國用於治療瘟疫。中世紀歐洲黑死病氾濫,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歐洲人才想到隔離患者,而我國在很早就用到了隔離法。

我國早在先秦時已出現了將傳染病人隔離的現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中,秦國便有將麻風病人集中遷移到“癘所”居住的規定。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發生旱災,併發蝗災,隨之暴發疫情。《漢書·平帝紀》記載,當時朝廷採取的辦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政府在給災民免費發藥,提供醫療、救治服務的同時,專門騰出空房子來安置患者。

可見早在先秦、兩漢時期,我國就對瘟疫採取了隔離法,可以說領先於當時各國。

二、用藥劑診療。光隔離肯定是不行的,治療瘟疫的藥劑是少不了的,我國古代朝廷在瘟疫之年基本都有給民間免費提供醫書、藥方的做法。比如著名的中醫典籍《聖惠方》、《慶曆善救方》、《簡要濟眾方》、《集驗方》、《四時攝生論》等所載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薦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現代中醫仍在使用。

南宋紹興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臨安出現瘟疫,朝廷推出了“柴胡製藥”,這是一種類似現代中成藥“柴胡飲沖劑”的成藥,相當有療效,史載“活者甚眾”。

再比如明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發“疾癘”,嘉靖皇帝親自檢驗、創制“濟疫小飲子”方,散發給民眾,效果也相當好。

三、將死者填埋,防治瘟疫擴散。在我國古代也很早就認識到死去的瘟疫患者也是傳染源,這些人必須填滿。一般就由當地官府出資,出錢讓人填埋屍體。比如北宋仁宗年間,京城大疫,仁宗趙禎就下詔,掩無主屍,賜給棺材:“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南宋寧宗趙擴,在流行病發生時也曾向貧民及疫死的軍人家屬賜藥、發棺殮費。

四、注意個人衛生,保護水源。說到這裡我又要說道黑死病了,不是我黑當時的歐洲人,當時歐洲人根本沒有意識到瘟疫和水源汙染,骯髒的動物有聯繫,而我國古代很早就開始對飲用水源的保護,水井就是中國古人保護飲用水源而發明的,古人還會給井加欄、上蓋,以防止蟲、鼠、人掉入。

五、禁止食用病死、被汙染等問題畜禽肉。早在我國東漢時,不食死、病畜肉、魚肉成為民間常識。當時的醫學專家、中國古代“醫聖”張仲景,在其所著《金匱要略·禽獸魚蟲禁忌並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記,不少都是飲食禁忌:“肉中有如朱點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

可見古代中國人是很智慧的,除了沒有現代醫學知識外,對疫情的瞭解和控制實際上已經達到當時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了。

古代由於醫療技術、科技水平限制,大疫的破壞依然很嚴重,尤其是亂世中瘟疫殺傷力驚人,人類進入現代社會,科技、醫療水平高度發達,疫情的危害已經大大減少了,而且對疫情的控制也得心應手了。


我家的貓叫皮蛋


古人主要用一下三個手段來防治疫情:

一、隔離

古人意識到,隔離傳染性病人可以有效控制疫情的傳播。公元2年,漢朝“郡國大旱,蝗”,疫情嚴重,漢平帝詔日:“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唐朝時,還有佛教寺院設立的 “病坊”用於隔離麻風病人,內有僧人為患者治病。

二、救治

中華歷史上名醫輩出。如東漢時期的張仲景以治療傷寒著名,在中醫經典《傷寒雜病論》中,論述了對多種傳染性疾病不同時期的治療方法。華佗用可以入藥的幼嫩青蒿治療流行性黃疸病。而且中醫注重傳承,後世的醫生依據前輩的藥方和醫書對患者進行有效的治療。

三、求神

儘管古人對瘟疫有一定相當程度的認識,但仍不免求諸鬼神或宗教等神秘力量。人們或多或少認為,瘟疫的蔓延和痊癒是“上蒼”意志的體現。

今天,人們在吸取古人經驗的基礎上,現代醫學體系不斷完備,但人類與瘟疫的戰爭一刻沒有停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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